【大纪元10月12日讯】“左翼”和“右翼”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不存在单独的“左翼”或“右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左派”和“右派”也一样，两者是一个盾的两面。
近代日本首先诞生了现在所说的左翼或左派(以下统称左翼，右翼和右派也统称右翼)，其后接着产生了右翼。在大正时代初期到昭和时代初期（1910年代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强烈地感召了日本的学生及其青年人，在它的反作用下，军队中的青年将校和民间也产生出强烈的皇室中心主义和右翼性的革命思想。而在此以前，日本不存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左翼和右翼。
江户时代的日本是封建主义体制，由大名为首的藩国组成了国家。围绕藩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存在保守•稳健和改革•急进的党派。可是到了19世纪中期，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军舰来到日本后，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放弃了闭关自守体制，与西洋各国签订条约进行谈判。在担心日本被殖民地化的恐怖心态下，产生了攘夷思想，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力中央集权国家的尝试（打倒幕府运动）也开始抬头。
这时优先忠诚于天皇，还是优先忠诚于藩主，成为区分保守•稳健派与改革•急进派的分水岭。优先忠诚藩主，支持幕府，支持封建体制的人是保守•稳健派；而优先忠诚天皇皇室，打倒幕府，支持树立中央集权体制的人是改革•急进派。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保守、维持现状、忠诚藩主的一派为右翼；急进、革命、忠诚天皇的一派为左翼。
但在思想方面，左翼是复古和排外的，右翼却是进步和开明的，这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实际的政策中，左翼坚持闭关锁国体制，而右翼支持对外开放。江户时代中期以后，随着朱子学及国学的普及，尊重天皇的思想深入到日本全国的识字人阶层，以至于江户时代没有反天皇的思想存在，就连幕府在形式上也是尊重天皇（幕府将军的地位，在形式上需要得到天皇的认可）。换句话说，尊重天皇是把天皇作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向心力。
那时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点上，双方是一致的。在幕府末期势力急剧增加的左翼，实际上是要把在公元10世纪已经丧失实权而变成单纯的权威象征的天皇，重新变成国家的主权者，创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假借复古主义之名，复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左右翼相争激化的主导前提，在于避免日本被西洋列强殖民化的自卫方式，是应该采取保存藩国体制的前提下谋求近代化（即支持幕藩体制），还是否定藩国体制，在天皇为元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化（即所谓的勤王）的前提下谋求近代化。也可以说左右翼相争点只是手段上的差别。
明治维新是左翼的胜利。在天皇亲政下，以建立国民国家为目标而成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新政府，根据现实情况采用了打倒右翼的近代化政策。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左翼和右翼的意义及内容发生了变化。明治新政府的政策是推进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近代化，但由于明治维新是在萨摩、长州等大藩国主导下的革命，所以这些藩国出身的人独占了政府和官僚组织。
废止藩国体制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近代日本，在明治时期的政府组织中保存了萨摩、长州等藩国的封建性质的人际关系，这被称为“藩阀”。具体地说，就是在政府组织中，旧藩国地区出身的人优先在关键的职位上就任。明治时期的14位首相中，有11位是萨摩或者长州出身的人。（日本的内阁制度是明治十八年（1885年）开始的，当时的首相不是由国民选举，而是由天皇任命）。
因此非藩阀出身的人，把明治政府称为“藩阀政府”或“萨长政府”。他们根据当时传来的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以“自由民权”为口号反对“官吏专制”，谋求“广开言路”，与“藩阀政府”形成敌对的态势。在明治时期，残留有旧幕府时代封建性质的“藩阀”出身的人是右翼，而根据西方近代“自由民权”政治思想，主张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非藩阀出身的人是左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藩阀政府”的国内政策很专制，但他们的政策是立志在国内推行先进的西洋文化（甚至有人提出废止日语，把日本的国语改为英语的方案），他们在对外政策中也冷静地认识本国的国力，在抵御西洋列强对日本殖民地化的首要前提下，采用了渐进发展的方针，而左翼却激进地主张向亚洲推进扩大势力。和明治维新以前一样，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点上，那时左翼、右翼都是一致的。
不过在明治23年(1890年)日本宪法颁布后，民权和自由在日本大致得到保障，而且政府方面也急速地把左翼吸收进政府，因此左翼就此衰退下去。同时，在日本大致具备近代国家的体制后，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也逐渐转向积极地对外推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欧的革新思想（革命思想）大举进入日本。除了民主主义以外，这些思想大多是否定国家、否定民族主义、否定爱国主义的东西。这时日本的左翼出现了决定性的性格转变，成为今天意义上的左翼。
日本右翼团体的象征“大日本国粹会”是大正8年（1919年）创立的。“大日本国粹会”是为了与当时兴起的左翼思潮相对抗，在当时的内务大臣床波竹次郎的奔走下成立的团体。“大日本国粹会”的命名者是当时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杉浦重刚，“大日本国粹会”的总裁是前政友会总裁及前检察总长铃木喜三郎，参加“大日本国粹会”的会员是日本各界的所谓右翼人士。
借用昭和时期著名记者大宅壮一的话来说，“大日本国粹会”是为了与上述的各种“革新思想”相对抗，在“皇室中心主义”和“侠客精神”下结成的团体，是“意气而立，把侠义作为本色的集团”。这个说明指出了日本右翼的重大特点。
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想感召了当时的学生，也就是说日本的知识分子（即理性人群的部分）进入了左翼的阵营；而占据右翼的则是剩下的感情用事的人群（即非理性人群的部分）。侠义本是黑社会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暴力。“大日本国粹会”的“意气而立，把侠义作为本色的集团”，是极有暗示性的意味，这个团体设立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粉碎左翼运动。他们的实际活动内容，是在当时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现场，从资本家方面得到报酬而介入镇压工人。
这样一来日本的右翼也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性质，即拥护皇室、反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政府及暴力团体有密切的关联，并且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混淆和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战后美国占领军一度在日本对右翼进行了压制，左翼迎来了全盛的时代。可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占领政策发生了改变，右翼又被复活。1951年旧金山和约后日本恢复主权，但左翼和右翼的性格仍然与战前一样，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两者又补充了新的性格。
日本左翼成为前苏联、中国、北朝鲜等近邻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言人，这变成他们在行动方面的一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左翼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日本实战部队，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对日政策，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右翼则依存于打败并占领本国的美国（他们肯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使他们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处于矛盾的状态，结果导致他们陷入了认同美国的对日政策，在国家政策上追随美国的状态。如果换句话来讲，可以说日本的左翼和右翼变成了在冷战体制中，苏美两阵营的尖兵；在日本的左右翼相争，也成了苏美两阵营的代理战争。
战后日本左翼和右翼的对立模式，体现在支持社会主义阵营还是支持资本主义阵营上。左翼声称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称霸是“和平”，他们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所干之事全是正确的，进行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左翼在反对资本主义阵营部署核武器的同时，却支持社会主义阵营部署核武器（即“工人的核武器是纯洁的”）；在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的同时，却支持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力镇压以及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露骨的双重标准和不合乎常理的主张，使左翼逐渐失去了普通大众的支持。再加上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相继崩溃，冷战构造终结，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信赖性下降，使日本左翼势力愈加丧失了力量。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尽管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基本立场，但向其中混入了否定日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美国的对日立场和世界观，加之他们原有的非理性、野蛮性和暴力性，在他们高唱自主制定宪法、独立自主、重整军备、国家守护靖国神社、强化爱国教育，保持日本文化的同时，却在实际行动中追随美国的价值观，支持美国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言行不一。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他们对美国的一极化世界构造和本国中心主义的行动完全不进行批判，也使他们丧失了社会影响力。一般认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左倾性强的人较多，不过右翼阵营靠反共主义这个最后的大义名分来攻击左翼知识分子，才勉强保持了现在的状况。
在欺瞒性的左右两阵营自然消亡的情况下，日本民众当中逐渐扩展的是不关心政治与虚无主义，还有与以往的右翼完全划清界限的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虽然他们现在还是少数派。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采用重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姿态，既批判左翼的脱离传统，也批评右翼是美国的看门狗。在对美看法上，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具有人类的普遍价值。
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具有以下的特征：在基于神道这个多神教和自然崇拜的容许多元化价值观的日本文化基础上，反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一神教原理主义和善恶二元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单一思想体系的全体主义；提出正义不超越国境（文化）；主张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是在当时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日本人为了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认为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是“胜者的私刑”，在法律上、程序上和伦理上完全将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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