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成长带给人民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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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2日讯】中国重庆市万州区日前爆发一起严重暴动,抗议民众包围区政府大楼,打砸政府公物,纵火烧警车,并与数千名军警爆发流血冲突。据指出,这起事件的起因是,一位挑夫不慎撞到一位妇女,这位妇女不接受道歉还当场打了挑夫,她的丈夫自称是“国土局长”,助阵动手打断挑夫的双脚,还扬言即使打死人也可以花钱摆平。

  这两夫妻的举动激起公愤,由于人群间传说打人的是官员,公安却前来解围,因此群众涌进区政府理论。后来,群众愈来愈多,约达五万人之谱,他们不满官员的处理,开始推倒警车纵火焚烧,并用砖头、瓦块扔掷政府建筑。到了晚上,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动手强行驱散群众,群众也予以还击,双方激烈冲突。最后,军警动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才逐渐将抗议群众驱散。

  这起暴动的原因,似乎只是一场意外摩擦,但却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有专家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民众唾弃高官仗势欺人,对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十分不满,这种积怨随时可能引爆。也有人指出,此事证明中国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许多社会危机,以后仍会不断发生。大家不妨透过这些见解,进一步探究中国社会的实际,看看中国表面繁荣底下暗藏些什么。

  中国的对外宣传以及亲中人士的吹捧,总是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用“市场论”、“机会论”、“世界工厂论”等,把中国讲得遍地是黄金、稳赚不赔,台湾不钱进中国就是大傻瓜。其实,这些论调的基础,只不过是中国引进外资,在东南沿海城市所堆砌的局部繁荣。只要离开东南沿海,只要离开城市,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所谓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其所忧虑的便是这种差距所形成的不定时炸弹。

  当今的中国,可说是城市和乡村都有问题。城市方面,失业、下岗、流民等问题益形严重,二○○二年官方承认的城市失业率达七%,但民间研究指出已超过十%,失业人数将近两千万人。农村方面,综合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中国官方统计,农村剩余劳力︵即失业人口︶约在一亿四千万人到一亿七千万人之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受到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农村剩余劳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在十三亿人口中,至少有二亿人无工可做,情势之严重不难想像。

  农村的问题不仅是剩余劳力,所谓的“三农”问题也让中国领导人如临大敌。“三农”问题的扼要说法,便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农民就占了九亿,“三农”问题对中国的挑战可见一斑。中国的农村生产力低落,农民所得逐年下降,已经构成生活上的困难,据调查有的农村甚至每人每天的收入只有八毛钱人民币,那些农民简直是在生死搏斗边缘。可悲的是,中国农民的收入逐年下降,地方干部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却没完没了。中国地方干部剥削农民的花样极多,从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浇水费,到人头税、地基税、建校税,可谓琳琅满目,为了养活一千三百多万的地方干部,中国农民早已饱受层层剥削。近年来,中国农民抗税、上访无地不有,说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今年初,中国市上出版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以具体的调查报导揭露农村的黑暗面。这本书甫上市便引起风潮,却被中国当局列为禁书。从这本书所揭露的,农民因不堪负荷而上访却遭地方干部迫害、打死者所在多有。“中国农民调查”所举的例子,只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冰山一角,作者说:中国农民一旦被激怒,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透过这份调查,大家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到处都有动辄数千、数万的农民抗议活动,它对中国地方干部穷凶极恶的描写,也会让人领悟到重庆市日前的五万人暴动是任何地方、早晚都会发生的事。

  中国充满着社会矛盾,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至于矛盾无法解决,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暴动一触即发,则是政治体制所致。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说要“以法治国”,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本身就违反了民主法治的原则,难怪一千三百多万的地方干部只知“人治”。有人认为,中国只从事经济发展,不推动民主改革,反而是有利投资的环境,发此议论者绝对不知道,这只是为中国社会这个火山累积更大的爆发能量而已。今天在专制体制下捞取投资特权的人,将来极可能成为中国民怨酿成的政治核爆的牺牲品,聪明的人在重庆市暴动里应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到底带给了中国人民一些什么。

──《自由时报》2004.10.22社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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