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汉朱浮《与彭宠书》写道：“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这个农民很爱国，自家猪产下一头有特色的猪崽，便立即宝贝似的向皇上作贡献。岂知到了河东，才发现很多猪都是白的，于是很惭愧地回家去了。他实在是太闭塞了，其实他只要多动动腿，便不会闹出这种低级笑话。不过，他知道惭愧，二话不说立即回家，却把“戴花要戴大红花，挨打要挨美人打”的赵燕给衬没了。国人因为被红布蒙着眼，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相信老和尚谆谆告诫的“美女是老虎”。可财大气粗走南闯北常过“河东”的赵燕，其见识怎么还不如一个老农民？这恐怕属于另一种闭塞。
特货，即大烟土。在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也曾被称之为“土产”和“肥皂”。
早就听说过359旅在南泥湾种大烟的事，“花篮的花儿香”，其实就是指鸦片。我听了一直是半信半疑，海外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网上就有一篇《大烟救活共产党》的文章。最近因校一部学术专着稿，我才走过“河东”来，得知些那篇文章中没有谈到的问题。
西安事变后，内战暂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于1937年3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7．7”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经召开各级人民代表或议员会议选举后，边区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可见“特区”并非邓小平的改革创举。
特区议员会议选举了林伯渠为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同年9月6日正式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21县市，人口约60多万。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约50万元的抗日军费（新四军成立后国民政府每月发补助款法币13万元），同时给共产党10万元行政经费。即使将党政军后方机关实行大幅度缩编（中央军委后方机关16,101人缩减到10,700人，每月所需法币也从83,386元减至53,000元），这点款项当然远不敷出。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陕甘宁边区被包围，抗战军费自然被一笔勾消。此时，边区地盘己大大扩张，行政人员也大为增加，边区财政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为此，1942年9月至次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七整（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众团体、整学、整关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1942年11月5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对前一阶段的“左倾”领导路线进行清理整顿，并作了人事更动，酝酿改组贸易局。1943年2月3日召开第40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组织暂行规程》，正式成立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土产公司、盐业公司划归物资局。土产公司经理为李成达。对组织机构、任务、职权有详细规定。对成立统购组织、开展对敌占区贸易、管理外汇都有具体实施措施。1943年1月间，物资局为了集股，特货（即大烟土）以每两法币1,700元的高价向各单位征集其存货入股。当时特货黑市价约840元1两，如此暴利，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怎不趋之若骛呢？集股的目的是想把特货集中起来奠定统销的基础。此外还为晋绥边区销售一部分，计划全年通过统销出售60万两。高价集股，自然是高进高出，又因为国统区对西北土产公司实行封锁，因而，经西北土产公司出口的特货形成滞销，第1季度售出仅占全年计划11%。
3月，物资局决定每两以低价法币600～700元出售，同时以走私方式推销，护送外来烟土客走出封锁线。此时正值国统区向边区倾销土布，金融物价波动，迫使外商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贸易。因此，第2季度销售量增加到41.85%。上半年特货出口为478,127,665万元（边币）占整个出口贸易额的53%。因为第2季度食盐、特货出口增加，所以换回法币7,000万元、银元15万元、金300两及大量物资。
特货的统销跟食盐的统销一样，也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每个季度销售量因利益分配失调而不同。笫3季度土产公司销售量下降，仅为全年销售总额的25.67%。第4季度，土产公司将统销改为专卖。不许自卖，因此货主多以坏货交土产公司。销售量又下降为全年销售总额的21.48%。
1944年3月4日至4月13日西北局召开第2次高干会议，总结1943年的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参加会议，并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的方针》的讲话。关于“今后怎么办？”会议指示第一条即为：
“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必须争取出入口平衡，并走向出超。政
府现已掌握了大量食盐、特货，具备了足够的出口物资条件，
……在积极方面，大量输出食盐、特货，换回必要的物资与外
汇。贸易机关掌握了充分的物资与外汇，边区的财政、物资、金
融才有办法。因而贸易机关便成了边区金融贸易的总枢纽。”
第四条为“坚决执行统销专卖”。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分区行署、联防司令部，于1944年5月16日联合任命陈云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5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74次政务会议通过，将陕甘宁边区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受边区政府领导。各分区之物资分局改为贸易分公司，各县之物资局改为贸易支公司，受所在地的专员公署或县政府领导。并决定原物资局长叶季壮、副局长范子文任边区贸易公司正副经理。任命贾托夫为边区贸易公司政治委员，杨一本为政治处主任。土产公司经理喻杰。
为了保证对外贸易计划的实现，还规定了一些新的政策，对土产公司则要求：
“１、特货（大烟）必须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按值论价。
２、改进过去顾客上门的官商作风。
３、在价格上照顾商人得到80～100%的高额利润，提价或降低均
根据国民党地区的物价变动情况而变动。
４、建立秘密站。在边区周围的榆林、安边、宁夏、平凉、宝鸡
和闫锡山的晋西南都设有类似土产公司的机构。他们企图打
垮土产公司，不许外来商人购买土产公司的特货，但允许买
走私的私货，为此在各地设立秘密店，以走私的面目出现推
销。
５、建立经济统一战线。一、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对封锁边区
上下并不一致，只要给以好处，便可打通关节，如国民党地
区有的保安队武装护送客商进入边区购货。二、利用社会关
系，或拉拢帮头组织，以小商人来边区购货或利用熟悉的商
人打开销路。三、采取多种办法拉拢，如物物交换、合伙做
生意、金钱收买、请客送礼、分官红（不出本钱，只分红）
等。四、武装护送客商出境，保护客商安全。”（引自座谈
会上叶局长的发言《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
特货，除原有陈货外，1944年土产公司收进1,007,362两（其中795,365两来自晋西北）。全年共销售971,973两（喻杰在《土产公司1944年工作报告》中说：“肥皂推销总数971,973箱”，以“肥皂”代称大烟。以“箱”代称“两”）合边币22,421,065,704.6元。
在高干会如此具体得力的指导下，土产公司的贸易成绩是非常突出的。贸易出超，主要依靠特货。1944年特货和食盐二者占出口总额89.9%，其中特货竟占71.9%。1945年食盐取消统销，特货占出口总额78.8%。1944年出超边币161亿元，1945年出超券币30亿元，特货的支桂作用可见一斑。陕北的大烟土和陕北的小米一样重要。
赵燕的人权是因为半夜三更涉嫌走私毒品而被“侵犯”的。几十年中当局最忌讳“人权”二字，其实中国共产党坐天下之前也是大讲人权的：
“抗日战争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土地政策，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
政策，……这一政策是从下列3条基本原则出发的。第一、承认
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
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
政权、地权、财权，藉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第二、……于保
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
政权、地权、财权，藉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第三、……在
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
权、地权、财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
定》1942年1月28日）
对地主和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都一视同仁，予以政策保障，谁能说人权只是美国人手中的旗帜呢。韶山当国之后，兔死狗烹，遑论其他，这块敲门砖自然杳无踪影了。
几代中国人都是通过教材和中共喉舌了解历史的。近交远攻、“师俄仇美媚日”的“爱国主义”是“主旋律”。几十年如一日填鸭式的愚民教育，使举国人久困“辽东”。如今，扫黄之声震耳欲聋，却不时被穿制服者藉以构狱谋利。处女嫖娼（陕西麻旦旦）、邀功栽赃（重庆许万平）之类丑闻屡屡见诸媒体。而吸毒、制毒、贩毒等违法犯罪案件竟呈星火燎原全面开花之势，一大批以缉毒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也应运而生。市埸经济，消费方总是第一位的，要说毒品的源头，瘾君子与犯险牟利的种阿芙蓉、制毒、贩毒者固难辞其咎，延安特货的历史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俗话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往事如“烟”，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满清王公大臣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再看看延安的特货购销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再看80年代的商品大潮，直到如今的开放“搞活”、“洗头沐足满红楼”，哪一次不是从上“做”起、泛滥成为全民性的“逐臭”特色？这几次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此“以身作则”的当权者才是“黄祸”的真正源头。英国海盗船早己远逝百余年了，它能为延安的特货和今天的“特色”承担负责吗？一味迁怒于人于事无补，到底该如何正视历史，充斥谎言遗害无穷的教科书实在该正本清源、好好自我反省一番了。
赤湾林则徐像
早知今日吸如云，辜负林公大费神。
自力更生嘲海盗，空前嗜毒属奇闻。
非夷思也凭多瘾，未省羞哉在自吞。
迁怒于人忙一味，阿芙蓉艳共招魂！
（2004.8.22）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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