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讯】自由时报记者苏永耀╱特稿
媒体改造与提供健康的资讯环境，原本就是永无止境的工作，不能因为台湾已从威权转入民主社会后，改革便可止步；相反地，做为第四权的媒体，更不应该回避任何检讨。
台湾的政体虽转为多元与开放，但媒体结构仍存在长期的垄断遗绪，如果说这些垄断是市场的自然形成，那是阅听者的选择权利；但事实上，这些都是过去党政不分时的私相授受，并不符合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当然有重整之必要。
然而，建立媒体的新秩序，无法仅依赖广电法规范的党政军退出媒体经营后，便可克竟全功，这是因为过去的特权结构已经散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即便政治势力撤出，其他的旧势力仍有可能递补位子继续维持垄断局面，甚至以合法外衣保护，让威权思想继续残留。
这些媒体改造，固然有赖阅听者的智慧选择，或是媒体间的自律行动；但两难的是，阅听者既已养成长期接收的习惯，又如何能够辨明表象与深层之差异，加上商业挂帅让媒体自律不足，整个改革动作便仅能依赖行政部门的推动；如同追讨党产，执政者反而变成改革者，这样的时代吊诡，其实是反映台湾渐进式民主“分期付款”的做法。
威权与民主的交错，使得既得利益者反扑政府的媒体改革措施，往往以“箝制新闻自由”为诉求，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正是一种假民主口号，维护过去反民主利益的遁词。
为何民营的中广可以拥有垄断式的频率数，而当政府推动广播频谱重整时，让更多的民营电台可参与经营，减少并集中公营电台，这岂不更能体现新闻的自由。
号称达一百多个的无线与有线电视频道，则是另一种商业垄断的问题。台湾民众可能会慨叹，何以这么多的频道，选择空间却为有限？如果纯粹依赖市场的力量，那么所期待的结果可能是旷日废时，甚至无法达成；许多经济学家也已承认，对全民有利的公共财，往往必须透过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形成。
较佳的电视频道与节目要能出现，政府的引导、民众反应便相当重要，这已与干预新闻自由无关，而应看成政府、业者、民众三者共同合作后现代社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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