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0日讯】在台中的一个演讲会上，长青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你为什么能支持我们台湾的自决和独立？”他踌躇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太太康尼最了解我，让她来替我回答吧。”于是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他推上台回答这个既简单，却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长青已经在多次演讲会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但每次他的回答都不尽人意，太简单。有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开玩笑说，“我是命中注定得支持绿色，我的名字叫长青嘛！”我曾挑剔说，“你对不少很难的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为什么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就答不好？”他则应付说，“这有什么好回答的，自然就该是这样的。”然后不再多花一秒钟想这个问题。
这次他灵机一动﹕你不是说我回答得不好吗，那你来答吧。可惜我急中似乎也没有生多少“智”，匆匆谈了几点，虽然长青认为答得很好，但我却觉得很不完整，所以借他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再稍微充分一点地回答一下这个或许还有人关心、并且和这本书很有关系的问题。当然，我决定花点时间写这篇文章，是期待能有一些读者通过了解长青的“为什么”而认同他所推崇的价值。
从中国到美国，我一路注视着他的思想历程。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在清晰而坚定的理念支撑下的必然。虽然从东方到西方，从共产社会到资本主义世界，他在人生观上受到了各种冲击，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从无神论走向有神论），但在许多价值的追求上，他却始终纹丝不动地保持在一个轨道上；而在这个轨道上行进的结果，迈出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这一步，的确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他走到这一步，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在他身上综合反应而体现出的一个结果。这些主要的理念和价值是﹕
● 毫不妥协地反抗共产主义
今天，反共在哪里都不稀奇，尤其是在经受过共产奴役的中国人中。但长青不仅仅是从一个受压迫者的角度，来反抗一个给他带来痛苦的政权，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从本质上去认识那个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如果仅仅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反抗，而不是对那个制度的邪恶本质有清晰认知的话，那么当他远离那个政权，不必直接体验那个制度的残酷的时候，或者当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概念（例如国家、土地、民族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反共就可能妥协、打折扣，或者把反共让位于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由于长青通过生命的体验和多年来在自由信息下对知识的寻求，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政权本质的邪恶，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没有一丝一毫妥协的余地，不可以让位给任何理由。在面临台湾独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到底经过了哪些转折点，才做出支持台湾的决定的。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过转折点，也没有过任何犹豫，就站在了台湾一边。因为他认为，只要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她就是反抗共产主义的一部分。
长青对世界的划分和选择绝不是按区域和领土，而是按独裁世界和自由世界。他深为自己属于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他在美国最喜欢用的口头语是“我们美国”，他在台湾演讲时也多次说“我们台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和台湾都属于他所认同的自由世界这个整体，是“我们”的价值的一部分。他使用“我们台湾”遭到很多中国人抨击，但是我想，长青一定会坚持等到中国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才会自豪地说“我们中国”。
对长青来说，独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不是邪恶；而独裁则恰恰是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那是绝对的邪恶。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强调，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标准和原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所以，无论台湾是独立，还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他都不反对，只要是二千三百万人民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选择。他常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它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今天，作为一个坚定反共的人，他有什么理由、他怎么可以不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呢？
● 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份子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欣赏鲁迅对中国文化劣质部分的抨击。长青也属于这个潮流中的一员。但许多中国文化人来到海外以后，又开始怀恋中国文化；国内许多知识人近年也开始否定当年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尤其是批判曾被他们推崇过的鲁迅。
但长青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不仅没有因为来到西方而改变，反而由于对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体验，而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层，并对鲁迅当年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孤军奋战，痛斥中国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长青当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但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西方文化里都有；而基督文明里面那些更充满人性、并能促成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生命的意义、同类意识、人权、法治、爱，忏悔、救赎等等，在中国文化中要么缺乏，要么根本就没有。
正由于长青对中国文化主体价值的否定态度，导致他没有任何大中国情结。而对于没有大中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看待台湾问题时就会很容易地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
● 推崇西方基督文明
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多数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非常向往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民主制度。长青当然也是这其中最推崇西化者之一。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无数的中国文化人来到了西方，见识了西方，看到了西方的很多问题，于是开始怀疑西方，否认西方主体价值，或者起码认为西方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东方。
但一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没有改变，长青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由于在西方生活的具体体验而更十倍、百倍地加强了。虽然长青对西方左派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对西方的主体价值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他曾写过许多热烈赞美西方文明的文章，他一再强调，西方基督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最灿烂的文化。今天，由于美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体现基督文明的主体价值，所以长青深爱美国，他是我所见过和读过的中国人中最亲西方、最热爱美国的一个。
今天向中国推销西化，大概不仅已经很不时髦，还可能会令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长青仍在极尽全力地讴歌西方文明，他渴望那块他曾生长过的土地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今天仍在专制统治下，迈向西方文明的每一步都步履艰难。
而对于台湾来说，她不仅是一个海洋国家，更是一个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她离独裁国家越远，离专制文化越远，接受西方文明的条件越好。也正是由于长青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他更关切的，不是台湾属于哪块土地，而是她属于哪一种文明。他在台湾的演讲中也多次强调，希望台湾这片有中华文化背景的自由土地能先走一步，在完善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好地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去稀疏、抵销中国文化中的毒素；为中国走向民主和改变文化结构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样板。
● 珍惜生命的价值
作为一个十分推崇西方文明的人，长青本人当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接触这个文化的过程中，给他最大震憾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生命意识。我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长青读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他给我讲了好几遍书中以色列的第三任（女）总理（GoldaMeir）的话，她说，许多以色列士兵打完仗回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不说话，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得不杀人而痛苦不堪。长青十分感慨地说，“他们杀的是战场上的敌人，但杀完却痛苦。而那些阿拉伯人用恐怖手段杀害平民，杀完是欢呼。这是多么不同的生命观。”
长青喜欢看电影，而他最喜欢看的，反反复复看过许多遍的，是那些根据真事改编的美军在越战救伤员和中东救人质的故事。有一年他读到中国的报纸上讨论，如果一个大学教授为救一个掉到河里的农民而淹死了值不值；好像多数人认为不值得。长青叹息道，人家可以冒着牺牲十个、二十个人的危险去救一个伤兵、一个人质，而我们还在讨论农民和大学教授谁的命更值钱。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生命哲学。
正是基于对西方文明中生命价值的认同，长青认为，无论在任何理由下，中共武力犯台都是绝不能容忍的邪恶。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同样，他们在被奴役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刚刚能吃上口饱饭，为什么要在屠杀台湾人民的同时丧失自己的生命？
支持中共武力犯台的人曾和长青辩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统一而打的。但他们无视的是，林肯所打的，是一场摧毁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所以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没有任何非议。而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则性质完全不同。任何一个独裁专制试图侵吞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这根本无须争辨。
还有人撰文指责长青，为什么反对台海战争，却支持伊拉克战争。没错，长青大概是写了最多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出兵的中国人之一。而这种支持恰恰是出于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维护。911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基督文明的正式宣战。由于今天美国是这个价值的代表和最强有力的捍卫者，所以恐怖主义必定把目标对准美国。911和各种自杀炸弹所代表的，就是整个恐怖主义的使命﹕他们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和你同归于尽。对于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自由世界别无选择，只有摧毁他。
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萨达姆政府奖赏自杀炸弹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美军抵达后发现的多处万人坑更证明，萨达姆本人就是大众毁灭性武器。那些反对美国出兵的人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要避免伊拉克平民伤亡。那么在他们的眼里，那些被萨达姆屠杀的人民难道都不是生命吗？
911那天，长青盯着电视屏幕整整20个小时；我无法形容他的表情，就如同他无法形容自己的愤怒。在人类全部血腥的历史上，有过战场的撕杀，有过田园的决斗，有过不守规矩的明枪暗箭；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在最残酷征战中，人类依然保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底线﹕不有意屠杀平民，两军开战不杀使者，不攻击使馆等等。但今天的恐怖主义者用自杀炸弹，用劫持民航飞机撞击商业大厦的行为，炸毁了人类的全部底线，炸碎了他们作为人的概念。今天，面对一起又一起的人质遭砍头的恐怖行为，那些曾狂热高喊反战的阵营则一片静悄悄。他们全部所能做的，就是对民主的美国说不，而对残暴的恐怖主义沉默。
那些绑架人质恐怖份子，不仅使用砍头这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无辜，更要求那些人质在电视上乞求性命。这种对生命的残忍，对尊严的侮辱是任何文明人都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长青才写了一篇又一篇痛斥恐怖主义的文章，所以长青才坚决支持美国打一场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如二战和冷战，美国再次以巨大的代价承担起人类的责任，而无论面临怎样的障碍，美国都必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因为基督文明的火炬，注定要靠美国这支巨手高高地举起，那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而台海的情形，则完完全全是另一幅画面。台湾不仅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且，无论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人民都根本没有任何攻击中国的意图，更不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威胁。她带给中国的只是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和中国将来走向民主道路的一个样板。中国凭什么打台湾？中国人凭什么要为那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独裁政权去死，去杀害生活在自由中的台湾人民？
那些把中共武力犯台和林肯的南北战争，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混为一谈的人们，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什么是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才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长青选择另一种文明。
● 视是非高于种族
大概一、二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夫妇和美国家庭争夺孩子的官司，成为网上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少中国人就因为是同种族就站在中国夫妇一边的时候，长青在认真阅读了背景资料之后，认为美国夫妇更有道理一点。于是他花了不少精力，写了几篇长文论述该事件，强调是非大于种族。为此他也遭到不少中国人的谩骂。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小例子。在遍地都是移民的美国经常可以见到或读到有关族裔冲突的问题，长青历来都秉持是非高于种族的态度。他多次在文章、演讲以及和别人的辩论中强调﹕这个世界的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等等，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人种、出生地来划分的。所以，没有比用血缘和种族做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愚蠢的了；这就像奥威尔《动物农场》中那些猪的逻辑，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共产党的出身论也是这种逻辑。正如许多人不理解长青，他也完全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多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会接受以种族为标准的是非判断。
最近在和朋友谈到美国大选时，长青还举前总统里根的两个儿子为例说，血缘关系没有什么意义。里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领养的，一个是亲生的；结果那个领养的儿子完全认同他的人生价值观，并追随了他的政治理念；而那个亲生的儿子则全方位地背叛了他的理念。
所以长青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绝不从血缘和族裔立场。他只认价值，不认国土，不认种族，不认祖先。他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人，人类这个总体是他的同类；在这个群体中，他寻求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
毫无疑问，在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基于他一贯以来的“是非高于种族”的原则，他根本不可能从自己是哪国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关注哪边更有道理。所以当几度被人追问“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他觉得十分荒唐可笑。
在我看来，长青在种族上是中国人，在思想上是美国人，在心灵上是地球村人。
● 追求真实，拒绝谎言和虚幻
作为经历过被共产专制奴役的人，长青对谎言制度对人的摧残和毒害深恶痛绝。许多中国人对自己被专制宣传机器洗过脑不以为然，或者感觉不强烈，或者以为在信息流动的今天，他们已经什么真相都知道了。长青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被谎言的毒素浸泡过，所以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是非判断的时候，他都尽量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来左右思维，而是努力去寻求真实。 例如十年前我们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当时还几乎没有中国人采访过他。为了尽量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背景介绍，我们去读了一些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中国所了解的有关西藏的信息和眼前读到的大相径庭，我们被灌输的西藏历史和现状都与真实相去甚远。所以在采访结束后，长青根据读到的资料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文。因为他认为根据西藏的真实历史背景和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他们完全有追求独立的权利。长青了解了真实，就服从真实。
台湾的真实则更是在眼前的。长青多次说过，台湾那个囊括中国和蒙古的秋海棠大地图他不能接受；那个和今天台湾现实完全脱节的中华民国宪法他不能接受；那个名存实亡的国号他不能接受；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台海两岸的无法否认的真实是一边一国。另外更重要的是，今天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如果没有对岸的武力威胁，90％的台湾人民都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因而对长青来说，今天支持台湾正名、制宪、建国等，是他拒绝谎言和虚幻，追求真实价值的一部分。
● 台湾独立，对中国发展利大于弊
我上面谈的这六点都主要是从理念方面解释，长青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为什么会支持台湾。从实际利害层面上来讲，或者说，这时候只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长青也认为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好邻居，无论是对台湾还是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其益处远远大于两家合在一起。
《圣经》创世纪里的一个主要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后来成了埃及首相，结果在大荒年的时候，他不计前嫌，拯救了来埃及寻求粮食的哥哥们和全家。这个故事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分离未见得是坏事。
这里且不谈从历史上来看，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有相当多可争议之处；即使台湾曾经是中国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她目前的独立现状和将来的继续选择独立，都会像约瑟一样，给中国这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中国能有今天这般的经济发展，最主要是由于香港和台湾最初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启动，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投资。今天俄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差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香港和台湾”，没有那么多“海外俄人”。今天香港回归了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只是概念上又多了一块土地，但香港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利益（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降低。它除了使六百万香港人的政治自由度、经济水准和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都全方位地降低了以外，给13亿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台湾同样。如果台湾变成一个广东省或海南岛，她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立刻就降低。香港就是例子。今天的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就因为她们不属于中国，又和中国有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在对中国经济上，即使在抽象的儒家文化概念上，台湾和香港的存在，尤其是两地出色的经济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等，都提升了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形象。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腾飞和作为一盏亚洲的民主之灯在闪亮的话，难道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比今天更高吗？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和广东、福建、海南岛一样的水准上去呢？这难道对中国、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利益吗？
当年美国和英国打了一仗，独立出来，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关系不仅没有交恶，反而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坚固的联盟；其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二战、冷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都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以台湾的历史，现状和人心所向，别说武力统一，即使和平统一（事实上，两者都没有可能性）也很难处好关系。而如果台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将来一定会和民主的中国成为亚洲最亲密的伙伴、最坚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所以，即使抛开那些作为独立知识人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对中国的现实和将来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虚荣的大中国概念）来看，长青也认为应该支持台湾走独立建国的道路。
我列出的上述这些长青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理念，在他过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更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他的个人网站（caochangqing.com）去查阅。除了价值观念层面的因素之外，我觉得至少还有两个个人因素导致长青可以清晰而坚定地支持台湾。
●首先，他个人强大，既不需要大中国撑腰，也不需要大多数壮胆。
长青明确地表达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态度，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抨击，他网站的信箱更是不断收到谩骂的邮件。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太少，他就成了一个明显的受攻击对象。但实际上，私下还是有不少和长青持同样台湾观点、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人。而长青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也完全不是偶然的。
长青许多年以来一直追求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这不仅在理论上使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有了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他个人心灵的强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生活中做某种决定的时候，很少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过）；而是根据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一旦想法明确了，他就会充满自信地去做，而不考虑别人会怎么看他，甚至结果会怎样。
比如十年前写《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可能会因此遭到攻击或孤立（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之前从未有过中国知识份子这么明确地表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但长青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去做了，他甚至没有想到需要一个群体为他壮胆。
再比如，在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被港台媒体一片盲目吹捧的时候，长青在认真读了作品之后，对其质量之差甚为震惊，认为那简直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伤了眼睛，很认真地以为自己看不懂中文了。还有些人私下认同长青的观点，但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那些大臣们，唯恐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会被认为不称职；他们不敢挑战诺贝尔的权威，不想被人认为水平太低，看不出《灵山》的高大。
但长青在反复阅读作品并和许多外国同类作品比较之后，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一口气发表了15篇长长的评论，痛斥高行健作品的劣质和诺贝尔奖的荒诞。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会怎么看他、评论他。他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真实表达出去。
在高行健得奖还不到五年的今天，《灵山》已经被尘土覆盖，鲜有人迹再去涉猎。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短时间就被完全遗弃的“名著”，更没有过无人问津的“伟大文学作品”。时间不仅将越来越证明长青的正确，更将凸显他的勇气的可贵。
长青这种不迎合、不随从群体思维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他有意要这么做，而是多数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太强，才显得他比较特别。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他走的步伐比别人快了几步。但他不会因为行进的途中比较孤单就转向人群拥挤的另一条路。
在和台湾朋友的聚会上，长青曾被问道，你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国人中是不是会很孤独，他回答说，我有妻子一个人的支持就足够了。当然，有妻子一个人支持的男人总是有迎战千军万马的胆量；但我更相信，在有了信仰的今天，长青得到了来自更高权威的精神力量，他一个人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
● 除了个人心灵强大之外，他还是一个单纯的人
许多年前，有一位和长青打笔仗的人指责他说，“曹长青你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事后我评论道，“他这句话说的太对了。”长青很不悦，因为我从来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怎么这次可以认同他的对手的话呢？我接着说道﹕“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一点！”他马上孩子般地高兴了﹕“欣赏就好。”然后立刻忘记了别人指责他头脑简单这回事。他自己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他也没感觉。
中国文化悠久，有其内容丰富的优越，同时也有促使人头脑复杂的巨大负面作用。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种颇有城府和工于心计的人；而那类人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各个阶层都是很得势的。但我一直庆幸长青是那种简单而不会得势的人，只有这样，他才离一个真正的人更近一点。
就像他的文章都是清晰的，黑白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的，长青为人做事也同样。作为朋友，和他相处很容易，因为他率直、简单，既不做作，更无心机；作为敌人，攻击他不需要智谋，因为他是站在阳光下的靶子。
一个思维中混沌的东西比较少的人，在表达某种想法或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经常不会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所以，对长青来说，他有上述那些政治理念，再加上这些个人性格特色，能够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实在是太自然而然，太理所当然了；这只是他一贯的价值追求、思维和做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完全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行为。所以当人们问起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实在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有什么“为什么”呢？的确，如果你问《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你怎么能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呢？”那个孩子一定会觉得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对长青的文章和演讲，热情的台湾朋友给了很多赞扬﹕“思维敏锐、观点清晰、论述深刻”等等。这些我全都赞成，还可以列出更多。但在我眼里，长青的最可贵之处，或者说导致他能看见真实、并因接受真实而产生深刻思考的原因，是他的单纯。
在台中那个演讲会上，为长青做引言人的出版界朋友廖立文先生引用了一位在英国的台湾留学生对长青的评价，说“他有一双婴儿看世界的眼睛。”我觉得，再不会有比这更高的赞誉了。
长青，愿你继续走向童年，因为“上帝把真理展示给那些像孩童般的人们。”
2004年11月1日于纽约
【上文为曹长青新书《独立的价值》序言，该书2004年12月初由台湾玉山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作者后记
虽然许多年来我都比较关注台湾的民主进程，也一直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但那种关注和支持基本上都还在一个理性的、抽象的、理念化的范畴。但自2003年10月到2004年台湾大选前后，多次应“群策会”等团体的邀请到台湾参加活动，走访了台湾的不少城镇，有了许多机会和各个阶层的台湾民众交流，亲眼目睹了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台湾社会，使我和台湾的心理距离一下拉近了很多。今天我对台湾的支持已经增加了很多感性和具体的成分。
我十分感谢这些机会，使我成为能够直接接触到台湾社会的少数中国人之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接的、近距离的对台湾的观察和了解，使我更确信了以前那些从理性和理念上对台湾的支持的正确性。本书收集的这些文章，多是这一段时间对台湾问题的感受和思考。虽然还不够深入，但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常会有一种和台湾的脉搏在一起跳动的兴奋。虽然还有很多朋友对台湾目前这种貌似分裂的现状担忧、焦虑，但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台湾正处于催生一个新生儿之前的阵痛阶段；有痛苦，更有确定的期待，而且必定会赢来婴儿诞生后的喜悦和平静。能够和台湾人民一起目睹这个历史的过程，我觉得十分幸运。
本书把有关台独、藏独和疆独的文章集在了一起。显然这三地有很大的不同，各有其现实和操作的特殊性；但我所关注的一个原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的自决权。
感谢玉山出版社对这本书的支持，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印出来。更感激我妻子康尼帮助我在繁忙中编辑了书稿，并写了长长的、让我感觉十分过奖的序言。写这个后记的二小时之前，美国大选结束，我支持的布什总统连任。这场紧张的大选和紧张的编辑书稿同时结束，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2004年11月3日于纽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