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9日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报导)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最近四、五年开始披露出一些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件，例如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和在1929年到1934年间的，发生于中共(江西)苏区的“打AB团”事件，我们将有一个系列的节目来介绍中共内部发生的“打击AB团事件”，介绍一下当时中共内部斗争及肃反的情况。
谈起中共的苏区，大家都知道，是毛泽东首先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大家知道在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在井冈山上就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就是他们接纳了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袁文才和王佐在共产党内部的经历和他们最后的遭遇。
一想到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的心间就不禁的微微战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昔日称雄湘赣边界的山大王，特别是知识份子出生，1927年1月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袁文才，对于中共革命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中共革命渡过了难关，没有袁文才的全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就上不了井冈山，更谈不上这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万事开头难，井冈山就是毛泽东赖以起家的革命宝地。
那么他们俩为什么被杀了呢？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端，本地人也就是土籍人，外地人就是客籍人。一般来说，党内权利的分配，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湘赣边界的党政领导权，素来是操纵在土籍人手中。就宁冈这个地区而言，客籍人口比土籍少不了多少，尽管袁文才再怎么力争，九个常委中只能获得两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是当年流传的原话，形象的画出了两籍争端的洪沟。既然党政重权尽操龙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客籍只有好生保重手里的枪杆子了。
以袁文才为团长，王佐副支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客籍，土籍人纵有极少数，然而排长以上的，打灯笼也找不出来。龙超清、谢希安等人便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想方设法以县委名义从袁文才那里调枪、借枪，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龙超清等人就从外县购枪，同时向红五军求援，几经努力终于拉起了有六十三条枪的队伍，他们的官兵是清一色的土籍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支百余人的武装是冲着袁文才和整个客籍建立的。
对于这种情形，袁文才、王佐对于龙超清等人的戒备心理也就更加的重了，双方不断的发生磨擦和争论。袁文才对于龙超清和永兴地区的朱昌楷、王怀等人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年轻书生本事不大，这种自傲的心理，自然会在其他一些场合表露出来。比如说，为了一支剿获的精美的伯朗宁手枪，袁文才当众从龙超清的腰里夺去，使年轻的县委书记颜面扫地、心升脑怒。袁文才有生以来唯一的相好叫陈白英(音)，当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谢希安，也慕其姿色，暗中插了一手，不料有一回与袁文才打了个碰头，于是醋坛子打翻，两人从此关系恶化。
世俗的偏见以及共产党内的左倾风气，也决定了袁文才和王佐最终还是要遭恶运。首先是中共中央对于绿林土匪的政治歧见，起了先声夺人的错误指导的作用。中共六大有个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必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也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铲除。”
这个文件辗转了将近半年，才由国民党第三军当中的秘密中共党员设法送去了井冈山。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传达的时候跳过这一段没有念，会后在小范围内找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邓乾元几人商议，会上多数意见是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绿林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对他们不适用，更谈不上执行的问题。
毛泽东离开之后，几任边界特委书记对于袁文才、王佐根本没有一点好感，连毛泽东的堂内兄杨开明对于袁文才、王佐的看法是始终把他们当成十恶不赦的土匪，他于1929年2月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综合报告》中写到：“边界的土匪为两部，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滑而且有能力，对于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的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
边界的特委书记邓乾元把袁文才、王佐划为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力主按六次会议所决议的干。这位特委书记还说：“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潜伏已久的灾祸终于降临，那是袁文才自己点燃了灾难的导火线。在1930年2月的上旬，袁文才指挥部下几经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茶陵、宁冈等三县国民党联防团团总罗克绍，将他的拥有十八个工人、数台机器的小型兵工厂搬到了宁冈。抓罗克绍是蓄谋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的动机，是利用了罗氏的兵工厂造枪、造子弹。
袁文才对罗采取了软化、感化的策略，以礼待之，如同贵宾。他对部下说过：“你们都劝我杀掉这狗贼，杀他有什么用？我们剿到了他的工人和机器，但不由他出面，我们在长沙只能买到钢铁、洋硝，哪又造得成枪弹？”也有人提醒说：“世事复杂，其他人倒不考虑，特委那边要特别小心，应该向他们报告这样有好处。”袁文才不愿屈就，摇着头说：“事久见人心，事实自能塞住他们的口，难道我们还会同这样的反动派滚在一起？”
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罗克绍事件引起了涛天波澜，在滚滚的波涛之中，蕴藏了看不见的杀机。宁冈、永兴两县传出了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反水，袁、王要另找出路之类的谣言，遍布城乡沸沸扬扬。那些真真假假夹杂在一起的传闻，传到特委一帮人的耳里，使得书记朱昌楷和常委龙超清、王怀、谢希安、彭文祥等人着急的不得了，连夜商议对策。到这时候，除了内心真正担忧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叛变革命的因素占了几分，更多的成分是心中蓄之已久的土、客籍矛盾引起的怨恨，骤然间恶性的并发出来。这二者情况适时的结合在一起，袁文才、王佐的恶运便在所难免了。
朱昌楷、龙超清等人知道，要铲除袁、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袁文才、王佐他们的部下有七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倘若硬梆梆的对付，非但达不到效果还要引祸上身，反受其害。“设下香饵钓鳌鱼，安排软锁套猛虎”，朱昌楷等人深谙此道。精心设置的策略，一是设计骗杀，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于是1930年2月19日，一封伪造毛泽东签名的指示信，送到袁文才的手中，信称“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各县地方武装统一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集中永兴县城河边，然后与红五军一道攻打吉安”，命令袁、王部队务在2月22日赶到。
袁文才、王佐于2月22日，率领他的七百多人开赴永兴城，边界特委和永兴县委组织了千余民众，在街上列队欢迎。晚上特委在萧家祠设宴招待袁、王、所部主要干部和各县卫队负责人，大家喝酒聊天。2月24日凌晨，大地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按照计划，分路行动。朱昌楷带人赴尹家巷22号，将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铺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祥带领直奔“一家祠”对付王佐，曾经威震边界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就像跌进陷阱，受了重伤的猛虎，被人套住给关起来了。由于促不及防和群龙无首，被布置妥当的对手打得四处逃散，最后全部被剿尽。井冈山的末代绿林红色枭雄，就这样惨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关于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的情节来自于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做《毛泽东的第一次政治悔悟》。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大陆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一定会感叹，连袁文才、王佐这种有功之人也难逃一死，不过更加血腥的故事还在后面。下集我们将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在抓“AB团”的过程中，红军总部政治处机关的七十多名干部，怎样在两天之内几乎全部变成反革命，被杀得血流成河的故事，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