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5日讯】照顾瘫痪在床的阿婆
从1969年春天去插队后的第三年起，随着同去的知青陆续上调，我们知青户已变得冷冷清清。我也觉得越来越孤单，同时对阿婆的思念和担心与日俱增。1971年的年底我回上海和阿婆一起过新年。这时阿婆已经80多岁，我觉得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她老虽勉强还能行走，但摇摇晃晃，弱不禁风，给人随时要倒地的印象。我内心焦虑万分，充满自责。照理说，风烛残年的她应该和个亲人一起生活，对她有所照顾。但是自己靠挣工分度日，并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东北农村的严峻的生活条件也无法使阿婆生存。其他弟兄虽对阿婆有所接济，但由于他们的条件都很差，接济的数量自然十分有限。我每天前思后想，心如刀割，情绪十分低落。
不料新年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阿婆说要和我好好讲话。平时，她要讲话就讲话，可是这次她非要我好好坐下。我坐下来后，她说，你现在插队落户已经进入第四年，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准备永远插下去呢，还是像其他人那样争取上调到学校或者工矿去？我说自己肯定不想永远插队下去，但是家庭出身如此，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只能先混一天是一天。要不我就留在上海，随时可以照顾她。她听了掉下很大的泪珠说：你千万不要让我拖住你的后腿。现在你要先追求自己的前程，尽快找到一个你还满意的工作。你每年都回来看我，但是又不能常住下去，因为你的户口早已迁走。你的收入又那么微薄，那么不稳定。况且我又不能跟你过去，因为你还是个农民，连个家都没有。我一时语塞。她那慈祥的脸此时变得很严肃，很伤感，长叹一口气说，看来我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会太长。可是我总要看到你安家立业，才能放得下心。
听了她的出自肺腑的一席话，我觉得万分羞愧，无地自容。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不但不能为她分忧，竟然还要她时时操心。当时三哥早去了安徽农场，弟弟到新疆也去了好几年。大哥、二哥远在湖南乡间。她千辛万苦地将我们拉扯长大，本来心中有一个寄托，以为我们几个小孩长大后，总有一个人可以留在身边，养老送终。结果在她最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却一个个远在天边。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责，深深痛恨自己的毫无出息。便告诉她，我马上回乡下去，一定加倍努力，尽快在城里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把她接过去养老。她说只要我能够找到一个城里的工作，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她一定跟我去。我于是匆匆返回吉林乡间。临去前，我含泪拜托了一些朋友和同学，希望他们每一、两个星期去看看她。对于再次辞别处于风烛残年中的阿婆，我的心中充满悲痛和不祥的预感。
一开始，我的那些同学倒是经常来信，告诉我看望阿婆的种种细节。例如，今天我带了什么东西去见你阿婆，和你阿婆一起吃了饭，她讲了什么话等等。后来的来信就变成十分公式化了，只提去看了她，但是没有任何细节，关于阿婆的身体来信一律说成很好。我慢慢地就觉得奇怪。但是那时候不通电话，无法查证。夜深以后，我也无法入睡，常常一人躺在炕上，对着窗外的明月发呆。 我有时向上苍祈祷，保佑她老平安；有时又责问苍天，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圣人，如此寡恩薄情。一直到七、八月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邻居打来的，说：如果你想负责你阿婆后事的话，就赶紧回来。这封电报短短一行话，使我如受到雷击一般，浑身发抖，四肢冰凉。朋友们的来信不是一直说阿婆很好吗？难道阿婆的身体发生突然的病变？她现在生死如何呢？我望着苍天，希望上苍不要将无穷无尽的灾难堆在我一家的头上。我感到这个世道实在太残忍、太无情了。我的知青朋友们劝我立即赶回上海。他们给我凑了一些钱，星夜陪我徒步走了十几里路，在三江口搭到一趟南下的慢车，化了三天的时间转辗回到家里。一路上我心急如焚，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我为自己一次一次使阿婆伤心、受惊、失望而深深自责。
回到家里，正是上海的三伏天，阿婆发着高烧，处于昏迷之中。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下半身已经完全瘫痪。我叫了半天她才醒来，双目已经完全失明，但耳朵还能辨出我的声音。她呜咽着说：我很对不起你，让你又回来了。现在看来，我是不行了。我当时心都要碎了，连连说她老应该早点告诉我。如果我早回来，就不至于病成这样。我新年后离开上海的时候她还能行走，仅仅时隔半年，她老已判若两人。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她是怎么过来的？后来邻居告诉我，我的朋友们确实常常去看她，给她送吃的东西，陪她吃饭，说话。但是渐渐地她就起不了床了，也无法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吃饭了。但是她再三地求我的所有朋友、同学，绝对不能把她病倒的消息告诉我。新年时她让我早些回东北，本想让我早日找到自己的前程，所以怕我又匆匆赶回，再次耽误自己的前程。她知道，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又没有钱财贿禄公社知青办的干部，如果再因三天两头回上海，公社的鉴定怕好不了，那就更无指望得到上调的机会。
我当即借了一辆手推车，把她送到街道医院。医院的一位接待我的女医生听了我的介绍，知道我与这位老人的关系后，竟然坚决不肯治疗。她左腔左调，没有好气地对我说，你阿婆已经85岁了，能活到这个年纪就算福气很好了，没必要再治了，你趁早带她回家吧！这样的话如果出自红卫兵的口，大概只能忍了，出自一位以救死扶伤为神圣天职的医生之口，不禁使我怒从中来。我和她争了起来。我责问她，如果这位老人是你自己的母亲，你会说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吗？会要她活活等死吗？我是千里之外赶回来的，即使看在这个份上，你也至少抢救一下，给她检查一下吧？当时围观的人逐渐增多。大多数人对这位医生的态度十分不满，纷纷插言。有人知道阿婆的身世，便大声对那个医生说，这位老人倒是真正的红五类，劳动人民出身，一辈子受苦，救她一下是应该的。在压力下，那位医生勉强对阿婆作了检查，配了些药。现在想来，当年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不知发生过多少惨不忍睹的事。连理应对病人一视同仁的医生的心灵也有遭到严重扭曲的，真是可怕。
检查后才发觉，阿婆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是感冒后没有及时治疗转成了肺炎，高温不退，造成昏迷不醒，慢慢就肌肉萎缩，下半身终于瘫痪。阿婆是个一辈子信佛的人，平时对人特别善良，远近闻名。街道食堂里的一些阿姨们对她的高尚为人早有风闻，对她十分尊敬。我东北没有赶回之前，主要是靠那些食堂的阿姨们定期给阿婆送饭。有一个在邻居家做保姆的老太，虽然60多岁了，身体还可以，也每天来看望，喂她吃饭，有时帮她换洗衣服和床单。邻居中还有偷偷给她吃药，打针的。就是靠了众人的轮流照顾，阿婆才维持到我的归来。我于是赶紧抢学一些基本的医疗护理知识，特别是学会了打青霉素和链霉素，按摩，清理体肤的方法。阿婆犹如风中残烛，其脆弱的生命虽然飘忽不定，却顽强地延续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三年是我一生中除了关进牛棚之外另一段最为黑暗、最为凄惨的时期，支持我生存下去的惟一动力，是我决心陪阿婆走完她生命的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的强烈愿望。那段时间，我经常要去街道作种种的抗争，以自己渺小的力量竭力顶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首先，我要去力争医疗费用的报销。其次，我要去力争阿婆的生活费的如期的发放。街道的一位直接经办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经常对我冷嘲热讽，加以种种刁难，恨不得将我早日赶离阿婆的病榻。她一会儿拒绝报销医用，一会儿拒绝发放生活费用，一会儿扬言要将我赶回东北，一会儿又威胁要送阿婆进养老院。我往往给她气得七窍生烟，觉得天下怎么会有心态如此黑暗、肮脏的女人，难道她是个魔鬼的化身？
1974年起上海开始对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网开一面，允许至少一个知青孩子回城照顾家中老人。不少朋友知道这项新规定后，很为我高兴，纷纷跑来告诉我，一定要我去试试。我便给市知青办去信，详述阿婆二十多年来抚养我们兄弟几人的事实，以及她瘫痪在床的现状。知青办的信访接待人员认为我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范围了，要我从街道办起。不料街道的那位干部知道此事后，坚持认为阿婆和我们没有任何血源关系，要我趁早回东北，并扬言今后不再报销药费和生活费。
我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感到身心的疲惫日甚一日，对自己的前途、命运完全丧失信心，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我，那就是我绝不在阿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抛弃她，去追求所谓的个人前途。正在绝望时，父亲又获准和我们通信。收到他的信后我决定豁出去，写信如实告诉父亲阿婆的病况和面临家破人亡的前景。我当时想，中央对父亲那样的人一贯强调正面教育。文革前父亲几次出来参观，都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级别相当高，用意自然在于要他相信新社会的种种成就。我以前给他的信也从来报喜不报忧。父亲大概觉得家中一切正常，太平无事。现在我要将家中的凄惨实情详详细细告诉父亲，看看父亲会不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跟监狱的管理人员交涉。管理人员受公安部直接管辖，公安部又向总理汇报。我一厢情愿的期许，事情闹大也许反而会有转机。我知道，信在到达父亲手中之前，管理人员一定会首先拆看。我想看看他们的反应。
我的那封几乎用泪水和由心间滴出的血写成的长信，任何有情有义的人看了都应被深深打动。我描述了我们兄弟几人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完全由一个本该退休，颐养天年的老人抚养。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艰难的环境中带大我们后，我们又如何一个一个天南海北地远离了她。即使阿婆与我们没有纯血缘关系，几十年来对我们的抚养的事实，难道她不就已经是我们的真正的长辈？况且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我们历来填写她的名字，有案可查。在她已经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最后时刻，难道我们不应该守候在旁，对她有所照顾，以报答她对我们的特殊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吗？难道她无权要求我们为她送终，办理后事吗？难道由她从小带大的孩子照顾她生命的最后一站，不是任何社会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吗？现在街道要我回东北，她则送养老院。对于一个已经瘫痪的老人，又明明有小辈的情况下，一定要将他们天各一方，活活拆散，天下有这样完全不合人情、道德的理由吗？
我给父亲写信之后，北京方面果真派人来上海调查。但是街道一口咬定阿婆只是一位对我家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坚持一定要赶我回东北，送阿婆去养老院。当时上海是四人帮的天下，公安部的来人并没有找我直接谈话。估计街道一定对他们说了我的很多坏话。来人回北京后，父亲连着给我来三封长信，表示了解了调查的结果，劝我服从街道的处理意见，立即返回东北。我意识到父亲可能也是出于无奈。这时最好的反应便是不再给父亲去信，免得他左右为难。我便坚决地对街道说，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弃她而去。只要我在她身边一天，街道也不要指望把阿婆送进养老院。幸亏里弄里很多人暗中给我打气，说阿婆有什么罪，放着小辈不用，反而逼她去养老院，这是什么世道。还有一些人认为像我这样能够顶着种种压力，坚持对阿婆尽孝道的青年已经不多见了，要我坚持下去。我的许多朋友们经常来看望我和阿婆。因为他们知道阿婆随时需要我的服伺，我无法长时间外出。他们常常带来可口的食品和必备的药品。他们的支持和宽慰使我在漫长的寒夜中多少感到一丝温暖，也感到天地之间总有公理存在。北京方面来人调查虽然没有结果，但我注意到，街道对阿婆和我的迫害不再升级，生活费和医疗报销也悄悄恢复了。
这三年我的起居饮食十分没有规律，必须随阿婆的需要而定。阿婆因为下身瘫痪，经常大小便失禁。她的意识还有，也会告诉我要大小便了。但是只要我动作慢一点，她就拉在床上了。我必须立即把她的衣服，床单，和被子换洗掉。冬天遇到这样事，如何使床单，衣服尽速晒干，是十分伤脑筋的事。夏天对换洗虽然有利，但上海的夏天往往闷热异常，家中又没有冰箱、电扇，更没有空调。阿婆自己又不能翻身。我要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便帮她翻一次身，不然的话，由于血液不畅通，极易生出褥疮，对抵抗力已经非常微弱的老人来说，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我常常用温水帮她擦洗。特别是夏天，一天要擦好几次，防止皮肤因汗水的腐蚀而发生溃烂。我的一位同学的母亲懂中医，有次来检查阿婆的状况，对长期卧床不起，已经瘫痪的阿婆竟然没有得任何褥疮，觉得近乎奇迹。
由于她已经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的意识。她常常在半夜的时候，要我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由于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我的双眼永远红肿，并布满红丝。服伺阿婆虽然辛苦，由于我是心甘情愿的，并不影响我的情绪，反而使我感到无限的宽慰。使我气恼的，便是每隔几天要到街道去磨嘴。街道的那位干部喜怒无常，口无遮拦。常常会突然对我说：你给我会回东北去！在这儿赖着不走干什么？为了阿婆的生活费和药品报销，我不知和这位母夜叉似的恶婆吵过多少次的架。每次一边和她论理，一边又惦记着阿婆，怕阿婆需要我，不敢在街道久留。所以，为几元钱的事，我要跑好几次腿。每次从街道吵完回到家中，半天心情好不起来。阿婆问起，我还要编出一套让她高兴的话。我至今没有想通，那个女人的心肠为什么会那么狠毒。
为了阿婆，我也错失一些机会，但我毫无怨恨。例如，当时梨树县八中急需招聘一名高三的物理老师，找了多时，没有合格人选。后来公社有位对四人帮特别不满的干部强烈推荐我。梨树八中便给我来信。一开始我真有些犹豫。这几年虽然一直在知青中招工，但是用人单位多是煤矿或铁道局等比较脏乱，危险的地方。梨树八中的教职机会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都不敢想像这辈子还有教书的资格。但是想到阿婆确实已经须臾离不开我，我虽不无遗憾，还是毅然决然地给八中回了一封诚恳的长信，表示深深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安排，并告诉他们，我报答阿婆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为梨树八中效力的时间则来日方长，希望八中领导能够体察我的困境。后来梨树八中来信，对我的决定表示可惜，因为我是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不可能等我，因为不知道我何时可以过去报到。很多人知道我的决定后，认为我大概已经被生活折磨得神智不清了，为我惋惜。当时谁都不知道文革何时会结束，我竟然把这么个好机会错过了。我这一辈子肯定就算完了。我说：完就完吧！阿婆在世一天，我就不能离开她一步。哪怕今后永远作个农民我也认了。
这类消息我一般都瞒着阿婆，但是这一次她可能从来看她的朋友口中知道了。有时我的一些朋友正好在我短时间外出办事期间来我家，便会边陪阿婆讲话，边等我。阿婆先劝我不要再管她，尽管回东北工作去吧。我当然坚决不肯。为此，她着急了几天，总是忧心忡忡，不断自责。想不到不久后的一天我外出回来，只见她躺地上，头上流着血，并起了肿块。我吓得半死，赶紧把她扶回床上，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不停地哭，说自己成了我的累赘，影响了我的前程，实在对不起我。她甚至恨恨地说，自己为什么不早些离开人世。我听了非常难过，又十分纳闷，便继续耐心问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脸上有伤？我怕的是有我的仇人来报复。最后她才告诉我，刚才我外出时，她用双臂拉住床头的铁杆，拚命用头撞床头，想要自杀，好让我早日回东北去找我的前程。因用力过猛，身子滚下床了，再也无力爬起。我听了之后，眼泪夺眶而出，感到心在滴血，脑海一片空白。我想不出来人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她竟然要以自己的死为我争取前程，而且是最最起码的前程。老天啊，你难道还要保持沉默，袖手旁观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只知道默默地陪她流泪。她一边哭一边说，贯中，我不知前辈子作了什么孽，自己的命这么苦不说，领大的孩子每个人的命比我还要苦。对她的自责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宽慰她了，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她前辈子作过什么孽。但我知道一定要马上阻止她再作这样的事，不然我连外出办事都不可能了。我便对她说，她如果再这么作又死不掉的话，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如果真的死去，我要被治罪的。她问我真的吗？我一边流泪，一边说，是真的，要她保证不再动这种可怕的念头。她怕给我添新的麻烦，终于答应了。
1975年春父亲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重获自由后，政府先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要他定居北京。他稍事安顿后便星夜赶来上海看望阿婆。阿婆一下子认出了父亲的声音，露出难得的笑容。可惜当时她的双目已经失明。父亲的到来成为我家这一带的特大新闻。朋友们和邻居们闻讯而来，纷纷向阿婆恭贺，认为她是把这个家维持下来的最大功臣，并认为阿婆能够游走于生死之间近三年，终于等到大团员的一天，是真正的当代人间奇迹。我感到自己犹如身处梦境。三年来，阿婆向我问起过好几回，她这辈子还能不能和我们的父亲再次见面，每次总喃喃地说有个算命先生帮她算过，她还能见到父亲。对此我心中毫无把握，感到人生犹如汪洋大海，社会则如惊涛骇浪，随时可以把我们家这一叶扁舟吞没或倾覆。她的问话总使我感到一阵鼻酸和揪心的痛。但这样一位与世无争，一辈子受苦受难的老人，她怎么会理解中国此时所发生的一切呢？我怎么才能给她最后的一丝希望呢？我用尽自己的想像力编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宽慰她。也许正是存于她内心最深处的这丝希望帮助她顽强地敖过了最黑暗的三年吧。此刻目睹邻居，朋友济济一堂，争着要和父亲讲话，握手，我心里的感受一言难尽。阿婆注意地听着众人的惊叹，感慨，欢笑，慈祥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的同时，仿佛总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我知道她心中藏着的永远的遗憾。要是我们的母亲仍在，一切该有多么的完美。
父亲目睹阿婆的病况后，认为我当时拒绝离开阿婆，返回东北的决定是对的。他向上海方面提出，是否可以让我调回上海照顾老人。他认为把风烛残年的老人千里迢迢地运到北京恐怕不妥。她毕竟一生是在南方度过的。可是上海那时候仍然是四人帮当道，对我们家的合情合理的请求置之不理。父亲十分无奈，归期又到，只得悻悻然返回北京。当然，我们五兄弟当时的情况都极为凄惨，因而究竟谁应该调进北京，曾经有不同的意见。我表示一切听凭父亲的定夺。最后父亲提出，我日夜服伺阿婆近三年，对如何护理阿婆的细节比较熟悉。临时换人对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怕有不妥。况且其他兄弟或者已经成家，或者在农场工作。收入虽然菲薄，却较稳定。唯有我靠挣工分，既没成家，又难以糊口。兄弟们最后同意了父亲的建议。他便以独留的名义请全国政协将我户口从东北调进北京。1975年秋天我和阿婆终于来到北京。阿婆和父亲的团聚，使她最后的心愿实现，对我们几兄弟的牵挂和担心也从此放下。她老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她一脸安祥，平和而满足地回到极乐世界去了，永远摆脱了曾经如此不公正地对待她的人间。我常常回忆阿婆面对人生苦难不屈不绕的顽强精神和崇高的为人，以此激励自己。同时，我也决心不虚度此生，要为这个充满不公正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学部的学习思索
我是怀着美丽的梦想来到北京的。但是在现实面前我的梦想很快碰得粉碎。开始我当了好几个月的无业游民，怎么也找不到工作。用人单位一听我的出身就不要了。1976年文革结束后街道介绍我当了一段时间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后来又介绍到食品厂当搬运工。我并不是干不来这些工作，可是和我的兴趣相距太远。我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学习，或从事研究性的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一直到1978年机会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从乡下迁回来了。但是经过十年文革，研究员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学部就决定在内部招一批年轻人作为新鲜血液。我当时并无专业，但是在乡下插队期间和护理阿婆期间，我坚持自学英语，日语和法语，一方面以此渡过寂寞的日日夜夜，一方面借此了解外国的风情文化。当时学部的情报研究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一个机构，非常需要有人把这些刊物上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主动寄去一份由英文翻译成的中文作品。为了证明这确实是我的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对我进行了笔试和口试。他给我一篇英语文章，一本字典，让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翻译，以便鉴定我的中、英文笔译的水平。笔试完成后，又进行了口试。老先生随便抽出一篇英语文章要我念一段，口译一段。考试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说：口译的意思比较准确，笔译的文章比较长，还要再看一看。结果一拖就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音信。其实我自己对笔译的质量更有把握，心里想可能又是遇到了阶级路线的障碍了。父亲怕我又一次受到心灵的伤害，便到处写信。后来学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
这两年的工作，生活对我产生了终生的影响。正是在那里我找到了这一生的使命。我在吉林乡下的那段时间所从事的自学，比较多的是想通过外语的学习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经历，并不懂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我还没有接受过经济学的训练，比较多的是想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渡过枯燥无味的生活。促成我自学外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中文书被禁掉了，即使有，也不能大庭广众之下看，因为别人可以容易地知道你在看什么。在乡下看外文书的话，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了。当时公开允许看的中文书自然是大肆鼓吹文革的那套目标的。但是渐渐地，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我已经感到这种目标的虚无缥缈，以及它们的伪善性。我饥渴地寻求其他的精神食粮。外文书不但正好可以满足我对知识和文化的饥渴，而且提供一种保护。例如下乡期间，大队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听说我看洋书，曾打算对我进行一次突然袭击，看看我到底在看什么黑书。多亏一位抽调到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上海知青连夜从大队部偷偷跑回来向我透露这一消息，要我赶紧把违禁的书处理一下。我便对她说，回去告诉大队部，大队如果来抄我的书，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我看的是马列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列宁等都是外国人，当然用外文写书。大队书记后来听了这位知青的暗示，放弃了他的计划。我的英文书中，确实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更多的是一些文艺、历史、和政治著作。有些书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有的是朋友后来从上海寄过来的。有的书是破四旧的时候拣来的。有时候成堆的书还没有烧完红卫兵就走了，我觉得书烧掉可惜就偷偷地拿上一本。像英语版的《双城记》和《悲惨世界》，我就是在下乡期间看完的，给我极大的震动，书中的悲剧性的英雄也成了支撑我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样。东北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由于纬度高，冬天的夜降临的特别早。农民无事可干，早早就上炕睡了。我就利用这谩谩的长夜，博览群书，遨游于丰富的精神世界之中。自学使我的外语获得长足的进步，也使我更加爱憎分明，从情感上更加同情农民和世间一切受歧视，受迫害的人群。但是乡间的自学并没有使我对当时的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产生规律性的认识。我只是模模糊糊而又十分确信地感到，文革想要确立的这种体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我盼望着文革的早日结束。
在社科院两年，由于生活、工作的充实，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1978-79年那段期间，社科院上上下下弥漫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气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严肃地思考，争论，探索中国走进文革这样举世无双，滑稽可笑而又残酷无比的怪圈的深层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稳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目标等等。社科院的外事办公室有时来我们所借人帮助接待外宾。当时许多外宾急于了解文革后的中国何去何从，因而蜂拥而至。所里常常让我去帮忙。我于是不但有机会见到担任外事局负责人的王光美等，还有机会随外宾拜访院长或副院长，以及各个所的所长的机会。好几次我甚至参加了级别相当高的外事宴请。在这些场合，我亲耳听到了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著名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们对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景，有时甚至有机会了解到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苦难。
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当时有一个双周吹风会，很多有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来作过报告，当众宣讲他们十年反思的心得，以期和在座的学者交流。这是一个很内部的会，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行。我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去旁听。很奇怪，当时并没有人拦我。演讲者们对政治、经济的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现实前面。于光远当时就谈到：如果中国的私人企业比例达到60%，中国就有救了。要知道他说这个话还是1978年的事情！王若水大谈异化理论，他说异化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发生，社会主义时代也会发生异化的，而且这种异化有时造成很悲惨的结果。文革便是一例。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这些在小范围内听到东西具有振聋发聩的功能，使我整个心灵时时沉浸在激动、兴奋和突然的大彻大悟之中，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我听到这些精辟的见解以后，又和学部其他同事，特别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同事，进行很多讨论，不但加深了我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而且交了不少思想上的良友益师。
刘宾雁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恢复学部之后不久刘宾雁就分到哲学研究所，主编《外国哲学译丛》，把外国的哲学介绍进来。因为我们所的杂志多，他常来我们所里借杂志。有人就悄悄告诉我：此人便是刘宾雁。我就托朋友介绍主动去和他认识。很多名人也是这时候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报告的。例如，周扬作报告时痛哭流涕，使我们很感动。周扬虽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对自己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他谈到自己当年在“反右”中的错误做法，并对比文革当中自己的遭遇，检讨了自己当年整人的错误。但是当时也有人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例如邓力群作报告时永远显得高高在上，盛气临人。
1979年初，我决定去考研究生。我所在的情报所起初有些不同意。所里的一位老所长对我很信任，当时有什么外事活动，学部外办的人也很喜欢找我帮忙。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觉得我也是文革受害者，对我比较有信任感，二是学部正好青黄不接。很多老研究员已经几十年与世隔绝了。虽然说正在慢慢恢复和各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员的接触，可是世界上社会科学这几十年中突飞猛进，涌现了很多新的词汇，新的研究方法也层出不穷。这些老先生可能一时无法跟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碍。我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因为那个时候论学历，我不过是个高中生，英语主要也是靠自学的。说起来，由于文革，我连正式毕业的文凭也没有拿到过。所以，我在翻译时，如果发生差错，也没有特别感到丢脸。
但是我抓住和外宾直接交流的机会，常常问外宾，怎么规划自己的未来。很多外宾劝我要赶紧考大学，不能永远当一个高中生。我就跟父亲商量，也跟社科院的一些好朋友商量。他们给我很好的忠告，向我指出，虽然我的处境非常好，但是过了几年新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还是要赶紧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后来我就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老所长。我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上已经处于求学的边缘，只有最后的机会考研究生的话，你是让他作为一个高中生就这么工作下去呢，还是鼓励他作最后的努力？我见他口气松动，便又说，如果考不中的话，我还会回来的。他说：希望你以后还回来。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没有去念本科，直接考了研究生。因为我的女友在上海工作，我就决定优先报考复旦大学。
为什么我报考经济类的研究生呢？这是因为文革后期我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制度的严重缺陷。我小时候曾经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是到了乡下之后，发觉连小学里学过的四则运算都很少有机会用到，有些加减法的知识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的生活。我便对自学数学、物理失去兴趣。当时最有兴趣看的书都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关的，脑子里也老在思考有关经济、社会的问题。我当时已经模模糊糊感觉到被中国拚命攻击的许多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比中国好很多。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贫困，愚昧呢？像文革这样煽动人斗人的路线，能使国家富强吗？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称呢？看古书，总觉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优秀，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是东亚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是个万方来朝的地方。但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放眼望去，满眼是贫困、落后、愚昧，感觉到的是人与人互相残杀的血腥味。文革中的所有政策旨在制造人民的恐惧，要求的是人民的绝对服从和奉献，产生的结果是经济的每况越下，人民的普遍贫困。
在社科院接触了那么大一帮名人之后，我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更浓了。我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各个角度探索如何防止文革的再次爆发，努力找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因文革而暴露无遗的严重问题的解决之道，换句话说，找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正确途径。大家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尽快弥补文革造成的重大失误，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1978年底邓小平正式复出，社科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强烈。大家共同的信念是：中国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么改当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正因为悬而未决，大家才有机会各纾其见，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也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反复思考的结果是：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普遍的贫困和愚昧的问题。一个普遍贫困和愚昧的民族是专制和暴君的最肥沃的土壤。当时复旦的经济系科里有一个世界经济的新专业。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并且幸运地考上了。
《观察》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博士，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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