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讯】据中外传媒广泛报道，十月十一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美联社记者向安南问到“有没有向中国表达对中国人权纪录的关切”和“联合国酷刑监察员何时到达中国”的问题，李肇星恼羞成怒，当场斥责这名记者，安南一脸尴尬，招待会在难堪的气氛下收场。
对于李外长的火爆表现，中外传媒已经多有评论，笔者在此不赘。笔者在美国经常在华洋报纸、电视上看到有关李外长的新闻，唯愿将笔者在美国多年来，阅读和观看中外传媒所得的印象和资料罗列如下，对于李先生，相信自有公正的评价，同时，想对中国政府任命外交部长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据笔者记忆，传媒曾经报道李肇星先生“出身贫困”、“根正苗红”，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文革期间曾经被分配到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1969年夏季台风吹袭期间，当时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统治下，为了“抢救”崩塌了的堤岸，农场解放军指挥数百名大学生跳入海中“筑人墙”，被活活淹死一百多人。大陆的报刊曾经披露，今天的李外长当年正是这场惨剧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却能够死里逃生，当中有什么奥秘，就只有天晓得了。不知夜深人静的时候，官至外长的李先生是否偶尔也会忆起这些同窗的冤魂？
1985到1990年，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李肇星先生已经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破获历来最大的中共间谍案，逮捕审讯金无忌，李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矢口否认，甚至倒打一耙，但又无法否认对方所获的确凿罪证，拿不出任何反驳的办法，当时予人的印象，就是强词夺理，“我说不是就不是”。
1993到1995年，以及1998到2001年，李肇星先生在纽约和华盛顿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共六年之久，其间他的“红卫兵”风格发挥无遗。李先生是历任中共驻美大使中，时间最长也是在美国媒体曝光最多的一个，尽管他讲话条理不明，口齿不清，即使是一口“国语”，同胞们也不容易听懂；偶尔露出几句“山东英语”，更是叫人啼笑皆非。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偏偏“自我感觉良好”，从不怯场，“对抗性作风”贯彻始终，经常不顾及主客身份，爆出情绪化发言和动作，令外交场面尴尬难堪。也难怪，他这一代红卫兵生活在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法治、没有资讯的毛泽东时代太长，毛泽东对他们的谆谆教导：“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早已深入骨髓，要改变本性也是难乎其难。在此举出数例：
有一次他被邀请上全美记者俱乐部“早晨新闻人物”节目，在场记者中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当该台记者向他提问的时候，自我介绍说是某某台记者，李一听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待记者发问，就粗鲁地打断说，请你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你们电台敌视中国，对中国不友好，没有资格做传媒，我也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1998年5月，李肇星应邀访问俄亥俄州玛利塔学院(Marrietta College)，接受颁赠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参加一项与中国有关的讨论会。前美驻华大使李洁明也应邀到会，并且在会上发表演说，谈到美中关系、台湾问题，从美国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中共有所批评。李肇星在李洁明之后，立即上台反驳。正巧李洁明结束演讲，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差点跌了一跤，李肇星上台就说：“I didn’t fall”(我可没跌跤)，并且很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自以为风趣，其实却很不礼貌，与主题完全无关的情绪性的话。李说我们两个人都“姓李”，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省，但是你却没有山东人忠厚的美德，令我很失望等等，弄得宾主双方都很尴尬。事后，玛利塔学院为此特别写信向李洁明致歉：“embarrassed by someone’s behaviors at the lecture”(为有人在演讲会上的举止难堪)，当时的报纸报道这则新闻时甚至出现“outburst”(火爆、发作)之类的字眼。
李肇星和美国人冲突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据说，得州共和党老资格国会议员汤姆．德雷曾经对人说过，他和李肇星是老对头，有一次，他与李肇星两个人在电梯里狭路相逢，差点想“揍他一顿”，此事在华盛顿政界圈子里无人不知。
李肇星出使美国的时候，还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姆斯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打过笔墨官司，起因是法案称呼台湾“中华民国”，称呼李登辉“总统”。按照中共的标准，中共无视台湾中华民国的存在，他自己不称呼台湾为中华民国，全世界都不能称呼台湾为中华民国。李指责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认识只有“幼稚园程度”，惹得议员们大为光火，几乎要求国务院宣布李肇星为“不受欢迎的人”。
美国传媒认为李肇星是“强硬派”，“脸上总是严肃和愤怒，让美国人印象深刻”。美国人口里说的他“直率”，其实衹是“粗鲁”的婉转的表达，可惜李外长及大陆传媒智商太低，不懂解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2001年杨洁箎履新赴任时，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写道：“中国终于派一位“有文化的”外交官来了……”，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看来，李外长喜欢搞对抗，有今天的安南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实在非一日之寒，真是“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纽约侨界曾经赠他一个雅号，叫做“斗公鸡”，笔者在纽约，经常看到当地的中文报纸以此雅号匿称李外长。连大陆派驻美国的同业都颇有同感，有大陆派驻美国的记者在纽约侨社的派对上，私下对人说，李当外交部发言人时，对于某些他认为“有倾向性”或者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养成了反问记者，把记者的问题“顶回去”的坏习惯，积习难改，出使美国以后，变本加厉。国内的一些老外交工作人员对李肇星也有很多批评，一位名叫“艾华”的先生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说，在1955年万隆会议一开始，中国共产党政府就受到了“围攻”，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发火，而是通过婉转的发言去化解这种攻击，相比之下，李肇星动不动就恶言相向，实在不配得做周恩来的接班人(关于对周恩来的评价，请看文章之二)。艾先生说：“中国向美国派出特令全权大使，不是为了与美国国会内的右派唇枪舌剑，他的首要任务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去建立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和友好形象”。
李肇星调职回国时，纽约擦鞋“侨领”梁冠军恭维他说，祝你回国步步高升，李肇星笑得眯缝了眼，连声说：“多谢多谢，升官不容易……”，及至真的被江泽民、胡锦涛看中，升了外交部长，忘乎所以，短短两年，就在世界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不堪入目的“搞笑骚”，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笔者印象中，最不堪的一幕是前两年，李外长陪同胡锦涛出访澳洲，遇到法轮功近距离示威，李外长为了擦鞋，气急败坏地用手提电话急Call澳洲外长抗议那个镜头，当时看见他那“扎扎跳”的样子，真是好像吞下了一只老鼠般的恶心。最近有大陆的网站文章标题说：“李肇星本来就没有脸，丢个啥？”，真是风趣。
香港人对这位好斗的外长也并不陌生，当年香港记者曾经向他提出一个有关西藏的问题，他竟然呵斥记者：“你对西藏问题知道多少”？今年四月，中共蛮横地否决了香港人O七O八双普选的民主要求，受到全世界舆论一片谴责。李肇星貭问外国记者：“英国统治时候，香港没有民主，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令人愕然。第二天香港有报纸代表记者和香港市民答复了李外长，说：“英国是著名的绅士，英国有民主，所以香港也有了民主；中共是著名的流氓，大陆没有民主，所以我们要民主”。李肇星先生还曾经貭问香港记者：“你们的爷爷有民主吗？你们的奶奶有民主吗？……”，第二天，香港又有报纸反问李肇星先生了：“李外长你的爷爷抽大烟，你为什么不抽大烟？你的奶奶裹小脚，你为什么不裹小脚？……”。谁说香港人没有政治智慧？这种对答堪称世界一流，不知道李肇星先生如果看到了，有何感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得到李肇星先生有这样的幽默？
照理，李肇星在美国供职，有很多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总统、国务卿各级官员以及其它国家驻联合国大使是如何应答记者包罗万有，时有刁钻的提问，怎么连一点技巧和风度都学不会呢？借用李外长家乡的先贤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如果从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和美国建交算起，过去二十多年中，北京派驻华府的使节，到李肇星为此，已经六易其人。美国外交界以及中国侨界对这六位大使的评价，以章文晋为最高，李肇星最低。章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是上海金城银行高级职员，母亲则是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朱启钤之女，章本人清华大学毕业，留学德国，与李肇星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大不相同，所以，其在位的演出自然也大异其趣。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恰恰觉得中共历来强调“阶级出身”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中共是从反面去强调，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人来坐在最讲究教养和风度的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上，所以才造成了上面所述的种种恶果。
一个国家政府的诸多官员中，唯有外交部长一职，最多机会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最能够表现出个人的才华和魅力，也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担任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部长，不但应具有广博的国际知识，出色的社交能力，谦和有礼的性格，流利准确的外语能力，中国是著名的“礼仪之邦”，因而还应该对中华文化和历史有深厚的认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鉴于这个职位的特殊性，外表形象也绝不能忽略，虽然不一定要选一个美男子，但是五观端正却是必须的。当然，如果真的才高八斗学贯东西，样貌差一些也无所谓，可惜李外长是两头不到岸。李外长的外交才干，读者仅从上文列举的例子当可知一二了，至于外表形象，笔者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李外长的风采，无法置评。“中国时报”老记者傅建中先生亲眼见过李外长，傅先生在“遂想起了李肇星了”一文中说：“乍见其人，总是有点“粗鄙”的感觉……”。近期大陆出版的“共和国组建外交部始末”里记载：周恩来说过：“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挑选最忠诚、最有才干的份子来从事外交工作”。不知现在中共高层选拔任命外交部长的时候，到底是以外交才干、国家形象为主，还是以阶级出身，奉承拍马为主？
(本文略有删改刊于香港“开放”杂志04年12月号，此处是原文——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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