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曾慧燕3月24日报导)中国东北又传来交通腐败大案群，涉及61起贪污疑案及交通官员数十人。中国东北辽宁吏治备受关注，交通领域又是中国今年腐败最突出的焦点，这两个问题发生“交叉感染”，格外令外界感到瞩目。
1997年以来，中国有9名省级交通厅长因职务犯罪而落马，占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三分之一。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又闻因有交通部官员因职务犯罪被捕，虽然是次被捕的官员最高只及局长，但交通部门官员高比率的腐败问题仍然令人忧虑。
中国官方新华网24日转载一篇名为“沈山高速公路建设绊倒副局长等数十人，立案61件”的文章，引述《时代商报》报道，指“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建设”一腐败案中，沈阳市沈山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卢世兆，及沈阳市相关区县交通局长、工作人员，外加交通系统以外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均牵涉其中，涉及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系沈阳市公路系统历史上涉案人员最多的职务犯罪案件。
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交通部门官员因腐败而落马的一小撮人。新华网早有报道，指出交通乃官员腐败的“高危”行业。在“两会”召开的前半个月，正在查处中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江苏省交通厅长章俊元被宣布免职；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因“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被立案审查，并免去其厅长职务，十天之内交通业已有三位官员先后落马。
1997年以来，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以及这次出问题的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的交通厅长“落马”， 河南更创下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情况令人忧虑。
对于交通系统为何常常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陕西省副省长洪峰指出，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一个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元投资，投标单位每每达几百家，再加上几十家施工单位，管理漏洞自动容易形成。
一位来自安徽的代表认为，交通厅长们之所以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原因在于交通厅长手握大权。1998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开始大幅攀升，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接近10%，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准。高速公路的里程数比上年增长83%。此后，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003年，交通领域投资达到3500亿元。
交通建设规模庞大，交通管理部门拥有公路工程的“生杀予夺”大权，可谓炙手可热，自然成为有心人腐败贿赂的头号目标。一项交通建设工程从立项论证、招标设计、施工监理、预算拨款到竣工验收，几乎都由交通厅独家负责或牵头，资金流向何处、项目能否成立、工程由谁承揽都由交通厅长定案，这些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成为大小包工头的进攻对象。
交通管理人员除了手执大权外，他们缺乏良监管机制也是腐败容易产生的原因之一。中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招、投标市场都不受制衡，变成某些政府部门官员享有绝对权力。交通厅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当发包商，又当承包商。这些制度上的漏洞，让交通成为中国官员腐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认为，“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个人手里，又缺乏有效监督，确实容易出问题。”他指，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首先就要解决‘谁来监督’的问题，并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从政府部门的职能来说，管理部门应主管项目规划、工程标准和监督执行，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等应委托给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项目法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政府官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出现。”
有交通代表提议，必须尽快完善独立的招投标机构，以建立招投标咨询机构的手段把业主和招投标工作分离开来。现有的投资咨询、项目评估、勘测、设计等组织和单位，必须与政府部门脱钩，成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自身的行为和后果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在对工程进行监督时不应受任何行政部门的干扰。
近年辽宁腐败问题相当突出，中央领导也很关心该省的吏治问题。1999年该省揭发“慕绥新，马向东大案”，至2001年10月，涉及“慕马大案”的沈阳市官员达到122人，其中已有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在“慕马大案”整个涉案人员中，副省级干部有一人，沈阳市副市级干部有四人、正局级干部有11人、副局级干部有七人；现已收缴和扣押赃款、非法所得2亿多元人民币。中国官方新华网在1月30日公布了一份不完整的“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数据。根据这个公布，中国东北辽宁省的职务犯罪案件高达8486宗，涉及金额最少4.8亿元人民币。
有评论指出，腐败问题最终要得到解决，并不单靠揪出腐败官员，而应注意改革整个制度，堵塞容易出现腐败的漏洞，才是治本之法。(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