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印尼华裔报业人—-邓通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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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9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阿丹、谢梦涵采访报导)
【编者注】他在印尼经营报刊十几年,所办的华文杂志、报刊大篇幅报道和大胆地评说,甚至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他在雅加达的闹市区租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房,窄小的空间成了多用途的报馆。他的儿女们都定居国外。他自己就一个人住在顶层。也许是报业生涯养成的习惯吧,他对社会问题特别的关注,那么对目前中国大陆和印尼之间的各种现象,他又是如何评说呢?

问: 邓先生,就中国目前的新闻政策,您估计您的杂志能进入中国吗?
邓通力: 我想这个肯定不能进中国,当然中国的解释就是,你要进来你要申请。您都没申请怎么能进来呢?事实上你申请也是白申请,他根本就不会准。所以我的杂志和别人的一样不能进中国。

问: 如果中国开放新闻自由,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当局担心些什么呢?
邓通力:如果允许我说得不要太严肃的话,中国政府实在不必担心。真正担心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因为你言论自由了嘛,可以把他们的败行登出来。所以个人不法行为他们很担心会暴露出来。对中国政府来说,政府机构来说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问: 引入外资能改善中国的经济吗?您看现在是不是海外华人到中国投资的好时机?
邓通力:本来如果说国家有难,海外的华人虽然不是说共赴国难,起码也应该帮忙。但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是贪污。我们从报章上,完全从报章上。他们国内自己的报章上登出来的,贪污的数字那么多,公家的钱流失那么多,如果说外资进入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有帮助吗?在经济学来看,在经济发展来看当然有帮助。你有钱来可以帮助。可是照我的浅见,目前来看,我个人的看法:他们外资来的钱,正好填补了那些贪污啊、那些流失的金额。你比如说流失了五百亿美金,进来五百亿美金,刚刚填好哇。说对中国当然有帮助。但是呢,对中国没有进步的帮助。

如果没有外资,必定是出现不好的现象,一定是因为贪污啊,国库损失啊,但现在因为有这笔钱就看不出,平了。因此再多的钱进来中国都不会满足的。

问: 但是有不少外商会抱怨在中国遇到的不公。
邓通力:这个是时常有发生的事情,如果拿台商来说几乎是心里有准备,第一因为是台湾自己的地方太小了,经济发展了,他要去,哪个地方起码语言通。

在各方面,他们就当作只要不赔钱就好了。事实上并不是不赔钱呀。很多人是性命都丢掉了。而且私人之间的那个纠纷特别多。几乎没有人没有碰到这种纠纷。

我们拿最小的来说,好像说我跟大陆的人合资。投资一个事情,赚了钱。按法律、习惯赚了钱当然大家分呀。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比方说张三赚了钱,赚一百万,那你应该拿五十万,但是你有钱嘛,我没有钱嘛。这个五十万让我用一用。那你怎么办呢?你跟他吵架吗? 吵架你吵不过他,他们地方上,他有亲戚,有朋友。随便哪一个都是长官,都是可以管我们的。那只好忍痛这样下去,像这种事太多太多了。这是最小的事情。还有更大的呢,比如投资。不过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很会表演。比方说,我们先拿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的一个叫做陈友豪。他在台湾,听说是他拿台湾的钱到大陆去投资。在台湾受到法律的制裁,政府通缉他,要他还钱,那大陆呢,知道这情形就安抚他,说你乖乖在大陆吧,你的工厂少钱吗?少钱我借给你,什么都帮忙他。那这样在台湾来说很不好,在大陆来说等于他是占上风了。

台湾的商人就觉得,我到大陆投资,等于是摆后路。万一我台湾失败了,我那边还可以起来。因为你看,陈友豪,你看,他台湾全关掉了,人都要坐牢了,大陆还给他钱,把工厂搞好。这个是经济统战。但是做生意的人他就不管你战不战呀,反正对他有利。我想象中这几年,大陆的投资会很多。虽然我们晓得他很危险,但是因为它上面表演得非常好呀。他会这样。

还有一个和我们印尼有关的,很大的一个工厂。我不说他的名字,做纸张的造纸厂,他在印尼几乎都没有办法,就是做得不好了,我们不能说他不行了。欠了国家的债。但是到大陆去呢,大陆知道他整个企业的经济不好。大陆银行全力支持他。使他在大陆发展,这个对一般的企业家,也有很大的一个的诱惑。他觉得,哇,我应该在那边留一条后路呀。这就说我们要认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很多都不利的,几乎都不合经济发展的规则。每个人投资,每个人都失败。但是他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去呢,我刚才说的,他们集中国家的财富帮忙几个人。由几个人去影响更多的人来投资。做样板。这个要注意,研究中国大陆经济,不能看表面。我的看法是这样。

问: 邓先生您有没有研究过:中国法律对外商有什么保护?最近印尼到大陆投资的华人不多,但贸易的往来是很活跃的,到大陆经商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邓通力:老早就跟他们说了,是七分冒险,要有七分冒险的心理准备。现在的情况好像好一点了,中国大陆,实实在在也在改善。不过谈到跟印尼这方面来说,我们知道印尼也是一个穷国家。他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我们。中国也以第三世界的老大,也认为中国有能力帮他们。但是我们从印尼的这个反应,事实证明这十几年,我们讲十年来。大陆来印尼的都是贸易,把产品拿到这里卖,这里的反应就是说,你的产品拿到我这里卖,那我的工业怎么办?我的工厂怎么生产?是不是?

相反地印尼对台湾还有好感,他是来投资,来这里建厂、买土地。他的产品,比方说纺织,借印尼的便宜的劳工,他进到美国去。他在台湾接单子。那这个对这里的经济、对这里的劳工就业都有帮助。大陆来做生意嘛,你卖给我的手表、卖给我的杯子、买给我的衣服,我自己能生产,你又那么便宜卖给我。

你说我贸易额多少,其实就是我损失了多少。在这个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很多对印尼很不利的地方。我觉得印尼到大陆投资是两个阶段不同,以前的投资,那是印尼还没有完全到那边投资,都是台湾的多。那个时候大家就认为台湾投资会很急,有钱呢,他要今天投资,明天就资金退出去了。所以叫做法律跟着投资进到大陆,跟着企业家,后面带着律师,已经成为事实了。钱进到那边去应该怎么保障?研究中国的法律。现在印尼呢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钱有限嘛。 我们企业比较少,政府不一定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要法律比企业投资在前,法律人士先进去,研究好那边的法律,买房子对不对,买土地对不对, 交易对不对,交易税多少?要他们先了解你才能去。

以前大企业他可以先去,因为他见的是总理嘛,见的是国家主席,见的是部长。他觉得我很安全呀,但是确实不安全啊,律师就跟着后面来。带着律师来,我们印尼这个地方是要律师先去。先了解可以不可以那你才去。

我觉得我们在大的原则上,老实说,我们是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但是这一点,我们做生意的人,因该有这个认识,也知道因该这样做。否则的话,你只有到那边全军覆没,全军覆没的事情太多了。你全军覆没怎么办呢? 没有人帮你呀。

问: 你认为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如何?有人说:现在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你认为怎么样?
邓通力: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太多了,当然大家就好像有一个谅解。他对外宣传就说:十三亿人口吃饭不容易,我能够饭吃就很好了。那中国老百姓实在也穷苦的太久了。我觉得中国的人权,因为以前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国家的时候,他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就是反饥饿,说我没有饭吃。他现在说人民有饭吃就是有人权,我有权利吃饭就够了,他的人权是这个。至于说人权的基本是民主、自由呀,他就别开不谈了。

到底是吃饭就可以满足吗?现在没有让人家再讲下去。但是这个事情以后人家会说,人权不是吃饭满足而已。它还有各方面的要求。

任何历史上,没有说独裁暴政就可以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不过人家是有一种迷信,这个连李光耀在五年前都还这样相信,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后一年之间,他还发表一个言论,这个言论相当卖座。他说中国确实没有办法实现民主。因为中国要建设,那么大家就说:我们要强大,牺牲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火没有烧到肉的人的歪理。就是这么说,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你不能说一个国家一百年都在建设嘛?现在人家不以这个为满足了,就一定有要求,拿三峡建水坝来说,一下子全征购,以前百分之百,现在也百分之百,起码还有几家也抗议啊,也在闹啊,这种事,人的思想种子就有了,他慢慢一定是会走上要求人权啊。人权就不是说吃饭了,居住也有人权啊。我比较则重讲中国的建议呢,我就很表扬这三四家不肯搬的人,这个是人权的种子,人权不仅吃饭、而且居住,这些东西。如果说独裁就可以把一个国家搞好,那是天下没有这个事情。

问: 邓先生,你的杂志和报纸谈到人权的问题很多,其中谈到法轮功的问题,中国打压法轮功,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但是法轮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为更在多人所知,你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水平怎么样?
邓通力:在中国我很多朋友,同他们谈话之间,他们对法轮功在中国存着一个什么希望呢?存着一个平反的希望,他们认为总有一天会平反的。所以在中国是两个问题,一个台独,一个法轮功。台独是民族问题,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绝对是反到底的,但谈到法轮功,很多人保留。保留就是谁晓得以后会平反呀?从这点来看,你反对法轮功也不可能很彻底。

问: 有人提到法轮功从民间到高层都有,那么一定有他的存在价值,中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按您的观察?
邓通力:独裁者,他不去民主,问题不肯透明化,他也不愿意听人家的话,因为他是独裁,是暴君嘛。如果你不合他的意,他会把你杀掉。因为人没有人权嘛,他要人民说我有权利吃饭,好了,我给你饭吃,这就够了。

问: 邓先生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印尼的华侨,对法轮功、对人权是怎么看的呢?
邓通力:内心一定是同情,同情并不是他对法轮功有认识,而是觉得是弱者,手无寸铁,给他打了。你打他做什么?并不是说同情的人就一定是法轮功的。不是,我们要公平的讲。

问: 现在有人发现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是不是表示中国的富人很多,但是很多数字又显示中国的非法移民相当惊人。您怎么看呢?
邓通力:这个海外我看是这样,分东南亚跟美洲,美国看,在美国是偷渡的,非法进来的很多。正式进入美国的也很多,正式进入美国的都是富人,都是官家子弟,高干的儿女啊这些。而且这个在华人社会里面就已经显出了这个现象。

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男孩子,他的爱人是长春市长还是副市长的女儿,不晓得,很有钱,她是带着美钞上夜总会。美国人是带着(信用卡),最多签签字,她带着美钞花。花钱花得很厉害,买一双鞋子都要坐到—-她是住旧金山,她要坐到L.A去,去买一双鞋子。二千美金,我一看不是鞋子,是一个木屐,她说明星都穿,一个木屐。二千美金。这些都是从大陆去的。男孩子是印尼的男孩子,

问: 你认识他?
邓通力:我认识他。
问: 那他在那边做什么生意?
邓通力:读书,学生。
问: 是二十来岁?
邓通力:大概就是这样,读书的小孩子。
问: 是印尼的朋友送他的吗?
邓通力:她自己的钱,印尼的朋友苦哈哈还有什么钱哈…。我是举一反三啊。是这样的情形。

那么偷渡的情况呢,…
问: 美金吗?还是印尼币?
邓通力:美金啊,我要花我都化不出来,两千美金。哈哈…

那偷渡的就是从福建那边去的多,福州。不是抓到偷渡的一个美人,反正女人他们就说美了,也不一定美啊,我们叫他阿萍姐。她经手了三千多个人,他们称为蛇头,在美国把她抓起来了。这故事说明偷渡很惨啊。

我们觉得奇怪,那些人差不多花到三万五千美金。他在当地要先借钱,一般来说借钱借不到那么钱,厚利给他。然后到了美国工作一年,或两年,分期还钱,还是要跑出来。有的人呢,到那边租一个宿舍,我的报纸上也有登出来了。工作三十多年,他也不想回去,我们觉得很奇怪:而且是前赴后继的来了。最后经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经过欧洲,是坐飞机,有的是在好像箱子一样的,货柜箱,几十天啊,拉大便什么都在里面。

问: 邓先生,你的报纸,报道中国的层面很多,文章也非常的犀利,会给您带来任何压力吗?
邓通力:这个我想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因为我写文章也好,我总是认为我是一个新闻从业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尤其是一个时事评论,因为任何事情发生都是一个时事。你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敢说话,一定要让人家知道这个方向在那里?基于这个考虑,我就没有分什么中国不中国了,每一个事情我都讲,那正好中国发生在这方面的事情特别多,那我当然就揭发他了。一揭发他,很多人就不满意啦。好像这里的侨团,也不是中国啊,但是他不对啊,不对我要说。

你说有没有压力?不过这个压力,只有是更加强我往前走,走向光明。是有压力,压力推着我走,不是压力让我停止,没有。哈哈….

我从念中学开始就喜欢写文章。我是跑外勤,和社会接触。以前比较幼稚,喜欢写些私事啊,谁吵架,替他判断谁对谁不对。以后觉得很无聊,人家私人事对不对关你什么事啊?但是社会大众跟我们有关,所以我就转回到社会大众来。社会大众不公平的事啊,我都写。
是一个 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有压力,刚才讲了压力推着我走,是一种推动力。我活到七十二岁了,我还是这样,苦恼睡了觉明天就没事了。

因为我觉得:做一个新闻记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在中国大陆我们不能够完全尽自己的意思说话,因为毕竟人有生命,人家为了这个生存。

我常常劝中国大陆的朋友。你到了海外,你要把事情告诉我,我不会说你说的,如果你连真相都不告诉我。我们海外是自由天空啊,天空是晴朗的,我们有话可以说,如果你不希望我们替你说话的话,你想中国有希望吗?你不必怕嘛,我可以保护你,不说你的名字。但你要把事情告诉我,我可以在海外来讲。可以影响到国际上来怎么、怎么做。因为你外面对中国的压力,中国才能进步。靠国内不行啊。靠你们几个不行啊。

中国的朋友来到,都很喜欢和我聊天,比方说:很奇怪的事情啊,到香港时期,一出来第一个他就买香港的杂志—-《争鸣》,关在旅馆,整天不出门。他说这个在大陆上看不到。到今天为止啊,我前几个月在香港。一个大学教授,他说赶快、赶快拿给我。晚上拼命看。因为《争鸣》是一个批评大陆权威的杂志。办了很久了。他就看,以前就看《九十年代》,他说这个不准带回去的,有的重要的他当作是信件一样,剪好了:你给我寄到那边去。收不到也就算了,就一张纸,普通信件。检查虽然严格,有时也会漏。

可见国内的人,现在虽然是已经开放了,还是很需要这种咨询。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感,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做。

不过我很幸运地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我的儿女,都已经有事做了,我没有生活的压力,因为我在这里从事十多年来,我没有靠杂志生活,因为我的儿女会给我钱。我呢,应用到生活还有多。

我可以告慰大家的,我的杂志出了十几年。我出了九本书,一个杂志不赚钱,你还要出书,出书花钱呀。证明我对这里的文化事业很关心,我不但讲政治,讲政治很乏味,你不想听,你说我有成见。我出的是文艺书,我是不是照顾你文化的生活?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是做社会工作。

好像5月暴乱,是很是沉痛的。98年发生了。他们居然纪念5月时间的时候,居然是卡拉ok唱歌?我就很抱不平呀,使人家痛苦的日子啊,你怎么可以卡拉ok唱歌,拿人家的钱呢?
我就很抱不平,独立开一个座谈会。我自己花钱啊,花了8条多(相当于一千美金)。我没有募捐啊。结果我计算请四十个人,结果来了八十多人。我就用当初受害人的实在的情形,跟大家说。讲清五月十件事什么。

为什么我的杂志会做下去?为什么我评论人家,很抱歉,人家把我当作很权威。就是因为我的出发点是为社会呀,好像我对法轮功的看法,人家这么不满意我,起码他说我讲的一定有一半对。

因为我平常对别的事情,我不单单做这个事啊,平常事情我都讲呀。

我也不怕。有一件事情我很不满意。不小心冒犯某些国家的官员,很低能,他很不高兴呀。

我说:道歉,你们很高能好不好?他又不高兴,我说那就没办法了。

为这个事情,我给你报告一下,上电视台啊,这里的电视台没有人敢上。我就上去了。他说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他也受到压力啊,邓,你一定要上电视台。

我上电视台公开道歉,我说我道歉的对象是,你们看了不高兴的人,道歉,很多很高兴的我就不再道歉了。这又说不可以。

当时我的观点,他们不因该讨论法轮功在这里的活动情况。我发言要很中立了,让他自己去发展。说得不好听自生自灭,好的他就继续发展,不好他自己毁灭掉。那么你讨论什么?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他邀请了四十多个社团,我打了几个电话,我说你们不要这么笨了,这个东西不能去的。不能讨论的了。

结果到了8个社团,他当然气呀,其实是来了十个人,有两个就不敢,说我是个人代表。他当然很气啊。说我在破坏,我说我在提醒你们。

我在提醒他们,说我是法轮功,我根本就不是法轮功。我是正义,不对的话告诉你不能走那个路,这里不是中国,你们的主管单位是印尼内政部,不是中国大使馆。这个事我到今天也讲啊。我今天不管他,说大陆强大,台湾富,大陆强大救不了我,台湾富也不能改善我的生活。我还是靠我印尼自己两个手,我为什么要跟你跑,是不是?这是我的观点,这个和法轮功不法轮功完全没有关系的。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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