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一位朋友发来了一篇署名康晓光的文章，题目叫《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 》，据说是3月底发在“世纪中国”网站上的。我的朋友担心我会很难过，因为他了解李思怡一案对我内心的伤害，也知道拙文《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所招致的“公议” ；而康先生的文章“正好”对我进行的“动机起诉”，因此我的朋友担心我会很不安— —他“不想在任不寐的绝望之上再加一把盐”。
康先生的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呢？康文写得很不错，虽然不是原创，但他的文章搜集了包 括“不寐之夜”网站在内的大部分网络媒体上关于李思怡事件的材料。他也多处“引用 ”了我的相关文章。我反复地看了他的文章，坦率地说，除了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以 外，对于人性、制度等指控和我的文章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唯一的区别仅仅 是：任不寐的悲痛、批评和绝食是“把她（李思怡）当成政治赌博的筹码”，而康先生 的悲痛、批评和不绝食则不然。
我一直不太愿意反驳“批判”我的文章。首先，反驳比创作要累，而由于语言的有限性 ，同时由于“中国式批评”为了“我正确”而不是为了“正确”那种传统，使我警惕自 己不要屡入歧途。其次，我对三种批评一直敬而远之，一是动机分析，我希望重申一下 ：动机分析或者指向自身，或者就是无效分析。作为“学者”，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二 是文学抒情，如，“你说的不对，我认为自由是大海”；对这一“判断”我只能失语， 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自由不是大海”或者“自由是炸鸡翅”。三是没有推理和论证过 程的“结论”，这一“四两拨千斤”的写作方法确实是“文革式”的，他既然不告诉你 他为什么如此“结论”，你也就无法反驳。比如，他说“你是坏蛋”，你说“不是”， 这有什么意义呢？第三，我没有办法在“拒绝发表任不寐的文章”的“出版环境”中跟 人辩论，我拥有的的权利是沉默。第四，我这一说法可能有些“自义”：我不认为辩论 是最重要的，除非辩论真的有利于认识真理。因此我认为，不是什么“主贴”都需要 “回”的。最后，我不愿意在李思怡事件上为自己跟人辩论，我想这可能与个人气质有 关系。
“回”康先生的“贴子”是为了向他表示感谢，为李思怡写文章的作者是令人尊敬的， 尽管康文“总结”得太迟了，但“重复”对于“拒绝遗忘”总是有一些意义的，我也相 信康文的第一目的是提醒人们记住李思怡，而不是记住“康晓光”，否则，那样一来， 我也就一样“诛心’了。请康先生原谅我，我此前对康先生一无所知，还是前两天在刘 晓波先生转来的文章（《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中才知道这个名字的，刘文指责康先 生《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一文运用文革“棍王”姚文元的笔 法、“借刀杀人”，是“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的“毒性发作”。但读康关于李思怡的 文章，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担当的，只是可能由于“太聪明”而伤害了自己的才华。我愿 意在这里谢谢他为李思怡写的文章。像他表达感谢的第二个理由是谢谢他对我的批评， 尽管这一批评在学术理性上是令人难堪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无疑对我是一种儆醒：我 应该警惕自义，不要利用悲剧谋取自己的利益，至少在人性层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也因此应该警惕自己的批评文字不要矫枉过正：不要对别人进行动机分析。 我知道，仅仅靠人本身而不依靠信仰的力量，人会不断“犯罪”的。因此，不断接受咒 骂对灵性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卫宽舒了以东人多益：“请原谅他，因为是 业耶和华吩咐他来骂我的。”
最后应该感谢康先生的是，他的文章也算是一种提醒：李思怡快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 是否已经遗忘了悲剧？这一年来，“思想何为”了呢？康文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一直 没有真正努力去寻找李思怡的母亲，而康先生这点比我做得好。我的懦弱和懒惰使我认 识到“爱邻如己”这一规戒说说容易，做到是非常难的（因此“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 ”）。人实在是太有局限了。我懦弱的“理由”之一是：四川省有关部门在我去年陪同 胡绩伟先生赴成都之后，因我在那里对李思怡一案的调查转而对一些“当事人”宣称我 是F=l=G信徒，因此建议他们离我远点。有意思的是，这是我第二次面对同一个“国家 谎言”。虽然国家的报复和撒谎的本领没有增长，但我的懦弱仍然起了作用。谢谢康先 生，他的批评不仅使我认识到自己为李思怡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可能过多看顾了 自己的悲痛而没有认清自己的缺陷。
荣耀归主，悲痛归李思怡，提醒归康先生等朋友，剩下的给我吧。求神怜悯。
2004年4月9日于旅途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