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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绿安排世代交替 制度不同结果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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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8日讯】亚洲时报杜圣聪十八日报导/(编者按:台湾国民党,亲民党传来合并传闻。虽然消息仍未获当事人正式证实,但传闻肯定和台湾政坛选后的政治布局有关。亚洲时报在线在台湾五月二十日新总统就职典礼前,将会推出新一辑“台海风云”系列报道,介绍岛内政局的最新发展,敬希读者垂注。)

台湾总统大选过后,蓝绿阵营新生代突然冒出头来。不管是论述还是卡位,这些被遗忘的新生代竟然有声音,而且分贝还不算小。只是外界相当纳闷,为什么同样是三、四十岁,在国民党内是长不大的孩子,在民进党内却是即将承接大任的栋梁。造成这种“世代交替”差距的主因,不在双方主其事者是否英明、脓包,而在于政党结构不同使然。

“世代交替”这句话对于国民党而言,是一种刺耳的代名词。当一般民众看到三十多帅哥钟佳滨民进党副秘书长时,再对照国民党的林丰正,九八年党秘书长是他,二○○年的党秘书长还是他,两相对照后外界会有怎样的观感,自然是不言可喻。如果,再加上一些“巩固领导中心”的老话,让大家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过去国民党推托卸责的种种遁词,试问国民党形象的怎么好得起来。

林丰正当年是力阻尤清入主台北县长国民党明星、在九四年省长及九六年总统大选中估票奇准的操手,对宋楚瑜而言,没有林丰正在背后像管家婆似的帮他处理善后,无以成宋楚瑜省长之名;对连战来说,没有林丰正就像失去罗盘,怎么都找不着选举的方向。但是,林丰正毕竟老了,年老力衰当然无复之勇。种种功绩俱成陈迹,现在的他只剩下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想辞职却辞不了,还得背负贪恋权位的骂名。类似林丰正遭遇者,放眼现在国民党内到处都是,但让自己像个陀螺在原地穷转,究竟孰令致之?

说穿了,这是结构问题。国民党内部组织极其荒谬,是不折不扣的列宁式政党,决策从上而下,在层层中常委、中委、各级中央地方党官包围下,在上位者难以直接汲取民意,做为自我生机再造的泉源。尤其,国民党家大业大,县长选举补助几千万、立委选举补助几百万,让党内菁英逐渐变成没有钱就不会选举的废物。尤其国民党内党产可观,为求分得一杯羹,纵令高层如何不智,仍无人敢撄其锋。久而久之,国民党的决策机制自然弱化。

最近,国民党选战失利,有人认为是党内论述不足、本土化不够所致,这并没有切中问题要害。以论述而言,国民党在选战中提出三十多份白皮书,民进党只提出一份妇女白皮书,谁的论述多呢?再者,要硬说国民党不爱台湾、民进党才足以代表台湾,见诸国民党上下成员的发言和作为,也难以找到论证的基础。国民党之所以动辄碰壁,关键在于党内机制庞杂,由上到下的决策机制阻绝了党意的交流,更切断与民意对话的可能。这样一来,相关的论述和作为就像是失根的兰花一样,找不到土地依托,汲取不到养分自然就没有生命力。

在这种情况下所培养出来的国民党新生代,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这些新生代在大学校园的养成期,多半是在解严后期、甚至是在八九年三月学运之后,由于背负国民党执政原罪,这些新生代在校园里多是离群索居的一群,在旁人异样眼光中守护着国民党的血脉。一些小头锐面者打着“反台独”却不明其所以的口号,争取进入党内的青年组织;另一些党内有志之士则是选择沉默,与国民党组织渐行渐远。于是,盛极一时的国民党校园组织逐渐萎缩,加上外在环境不断挞伐国民党藉由职业学生掌握校园,为恐动辄得咎而缩头缩脑,十几年下来,国民党在大学校园里只剩小猫两三只。一般说来,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的政党光谱,呈现非橘即绿现象,怎么都跟国民党沾不上边。

偏偏这个时候,国民党眼见大学生在校园里经营有成,也想有样学样,于是找了一些大学生搞活动,类似像国民党新竹市党部的校园猛男秀,让大学生在校园里卖弄肌肉;又或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广场,搞些什么溜溜球亲子大会,或者是什么饶舌歌曲,希望借此争取青年朋友的认同;国民党主其事者满脸堆欢,却鲜少花脑袋实际走入青年群众,以为青年的品味必然媚俗、趋附流行。这里头,国民党对青年没有方法、没有诉求,要想让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国民党新生代,扛起少康中兴的大旗,当然是件缘木求鱼的事。

现在,国民党在败选之余,若干新生代猛然惊醒,希望救危图存。这些新生代或者出身学界、或出身于派系第二代;学者习惯从台北看天下,用学术的方式堆砌一些貌似“本土化”的论述,而派系第二代则是邯郸学步,像鹦鹉般地跟着民进党,格局都相当有限。而国民党遇见新生代呛声,则习惯用父亲分糖吃的作法,用不分区立委哄着这些新生代,从来就不肯针对国民党定位、路线的核心价值,好好地辩论一番,从中找出自己反省提升的力量。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国民党新生代的若干动作、论述,看看可以、不必当真,就算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在国民党掌权者的眼里,还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反观民进党新生代,在大学时期较为用功、刻苦。吃过苦的孩子总是和衔着金汤匙出身的孩子不同。当年的林佳龙在自由之爱的表现;郑文灿等人在野百合的演出;路见不平化名吕昱,写出到执政之路的郭正亮;颜万进在政治大学发放自编自写的地下刊物“野火”;以及眼见父亲陈哲男指责郝柏村为国民党内四大寇、含泪为父助选的陈其迈,这些学运世代或民进党新生代在校园里,手拿着新马克斯主义、1968年法国学生大革命,在台湾意识的认同辩证方面下过苦功,尤其这些新生代嗅觉敏锐,深知政治与媒体风向。国民党新生代要想和这些人较量,只怕还欠缺些火侯。

这些民进党新生代所面对的党部,是一种条件极其严苛的单位。一个县党部,够大了吧,了不起党工就两三人,其他都是不支薪的义工。在条件窘迫之余求生存,不管是募款、服务、诉求等,都必须经得起市场检证,否则就无生机可言。这些限制强化了民进党新生代的韧性,也让他们养成灵活且现实的性格。像是这群民进党新生代处理“中华民国”的国号问题,既消弥选后的族群裂痕,又在党内初选与内阁卡位之际,巧妙安排自己过关或替自己养望,同时还扩大民进党的社会支持。这种心机算计,岂是国民党新生代这些孩子所能企及。

不过,民进党这些新生代并非无懈可击。可能是由于初尝权力滋味,使得不少新生代逐渐堕落。面对陈水扁即将成为集党政军特于一身的强人,竟然无人敢要求陈水扁反省其撕裂族群的作为;也没人提出民进党逐渐走向“外造化”,党内定于一尊的结果,就是“近亲繁殖”、“自取灭亡”;而民进党各派系制衡机制逐渐瓦解,在权力大饼中渴望阿扁“关爱的眼神”,试问在关键时刻,执政党的决策怎么可能出现过滤的“安全瓣”,又如何能求其周全。这些显而易见的危机,民进党新生代却因为太聪明、太务实而学会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问题是,这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作为,又能适用多久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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