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9日讯】2000年4月3日，我在北京电报局申请到一个电话拨号的电子邮箱，从此开始了网民生涯。后来因为对只能充当官方喉舌的兼职电视编导产生厌恶感，便退回书斋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我通过电子邮件与《中国之春》主编张伟国先生建立联系，从此成为该刊的撰稿人。《中国之春》停刊后，伟国先生非常难过，好在不久他参与创刊由21世纪基金会主办的《议报》周刊，并再次约我提供稿件。就这样，我成为和《议报》一同成长的一名国内学者。我的几本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戏剧大师曹禺》、《影剧之王田汉》、《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宗教故事中的美好人性》、《俞梅荪：从中南海秘书到民间维权》和《〈新青年〉真相》，都是在伟国先生和《议报》周刊的鼓励与支援下先后完成的。
将近3年来，《议报》已经出至第150期，其间《中国之春》社长王炳章先生和《议报》社长杨建利先生分别闯关回国，以至于在他们自己所挚爱的祖国陷身囹圄。由于与王炳章先生和杨建利先生从来没有过直接联系，我在为国内难友杨子立、刘荻、孙志刚、罗永忠、欧阳懿以及其他维权人士俞梅荪、刘正有、张友仁、董达等人呐喊呼吁的同时，并没有专门为王炳章先生和杨建利先生写过文章。我所写的大部分文章，或由伟国先生发表在《议报》和《新世纪》中，或由他转交给《民主论坛》、《大纪元》、《观察》等其他媒体。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中国之春》时期经常有精彩时评发表的伟国先生，在杨建利先生出事以后，变得很少写作时评文章了。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忙于帮助我们这些国内撰稿人编辑处理各类稿件。
昨天下午，收到伟国先生的邮件，说是21世纪中国基金会将邀请宋永毅先生出面主持，并准备对《议报》的业绩和内容进行评估和改版，要求我这个老读者和老作者贡献一点意见。在我的心目中，《议报》、《观察》、《民主论坛》、《民主中国》、《大纪元》、《当代中国研究》等许多海外中文媒体，都是当下中国社会或华人社会的文明灯塔。中国大陆包括谢泳、余杰、傅国涌、王怡、杜导斌、任不寐、杨支柱、余世存、笑蜀、余樟法、欧阳懿、张明、田晓明、李卫平、李建平、罗永忠、刘荻在内的许多新锐学者，连同资历更深或年龄更长的李慎之、刘晓波、许良英、林牧、鲍彤、陈小雅、刘军宁、樊百华、徐锡亚、齐辉等人，都在这些灯塔上发出过自己的人性光芒。有了这些灯塔，中国社会虽然并没有迎来民主宪政的光明时代，至少还在薪火流传；假使连这些灯塔都看不到，中国大陆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漫漫黑夜。
在这里，我想再次表明自己所持有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思维：作为中国公民，我拥有对自称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一党专政进行公开监督的自由和权利，却并不拥有打倒和推翻政府当局的自由和权利。在已经相当文明的21世纪里，任何旨在推翻和打倒既有政权的暴力革命，都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抢在中共当局在内斗内耗中腐败沤烂或被法外暴力颠覆推翻之前，实现宪政民主的社会转型，才是自由民主人士的当务之急。现代宪政民主的真谛并不在于自称是根本解决和绝对正义的斗争和革命，而在于日益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依据法律程序坚持不懈针对政府当局进行监督纠错，以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谅解和妥协。即使像“6．4”血案这样的反人类事件，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只能是重在国家赔偿而不是个人罚罪。应该承担最大罪责的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已经相继去世，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让所谓的“四人帮”来替已经死掉的专制魔头毛泽东连同奉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的全中国人担当全部罪责，同样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事情。在争取全社会的自由民主的同时，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个人，必须以身作则，率先遵守制度规则和常识公理并承担一个现代公民的有限责任；而不是像鲁迅那样以匿名隐身的“堑壕战”来公然践踏“费厄泼赖”的普世公理，更不是像以暴易暴的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地残害本国公民的宝贵生命。
别人的作恶永远不能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社会的黑暗也永远不能成为自己黑暗的理由。李洪宽先生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大参考》，尽管在影响力方面更强大一些，至少在不加说明就随意刊登匿名文章和任意改写署名文章的超限战方面，是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而《议报》、《大纪元》、《民主论坛》、《当代中国研究》等严肃媒体的难能可贵处，正在于胡适先生一贯主张的用真姓名来说负责任的真实话语。当然，《议报》如果能够加强力度，像《大参考》那样对国内正在进行的热点话题和重大个案，进行及时地干预和深入地追踪，将会发挥更广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关于外面的一些朋友之间的内斗，我以为是完全正常的。每一个都是自私自利的利益主体，拥有合理合法地争取个人和党派利益的权利。追求民主的朋友相互之间在道理上必须要讲明白，在人事上却应该有宽容心。借用胡适不太准确的一句话，就是“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2004年6月20日于北京）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