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日讯】据《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在日前召开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向与会的民主党派人士介绍，去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贫困的标准是多少？怎么制定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贫困的界限是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这个资料如何得来却不得而知。有人说，即便人均年收入达到638元，也是吃了没有穿，穿了没得吃；我说，每天不到2元的收入是连吃都不够的，遑论穿呢？！
其实，扶贫工作并非今天才遭遇瓶颈。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87”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平均每年已不到200万人；去年则出现扶贫开发以来的首次反弹；（二）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
必须承认，边际效用递减是普遍规律，扶贫工作也不可能例外。扶贫工作越深入，难度必将越大，收效也必定不断缩减。然而，如果出现了反方向效用，事物的性质便发生了本质变化。它传达出这样一条信息：现有机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边际约束业已发生作用。欲要继续推进事物的发展，现有机制内已没有空间，必须另辟奚径。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全面推广，中国农民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短短数年，大批农民便摆脱了长期困扰他们的温饱问题，第一次有尊严地站在新中国的土地上。20多年来，这一机制成功地帮助了数亿农民脱贫致富。然而，任何机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限制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例外。今天，它已经将自身的效用发挥到极致，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因此，如果不能适时进行机制创新，拓展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扶贫工作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通观中国农村和农业政策，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政府确实曾打出过不少牌：从税费改革、粮食收购政策、一直到平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可谓应有尽有，然而效果却始终不彰。唯一没有触动也是唯一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的是土地私有化。但政策在此却一直徘徊不前，仿佛越过这条线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般。今年，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并保护私有财产。既然中国公民个人可以拥有几十乃至几百亿、甚至更多的资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拥有几十、几百亩以至更多的土地呢？！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从表面上看，贫困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但若从深层次看，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只有解决了土地所有权、让农民确实认知自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现体制内遭到抑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得到释放，一场如同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业生产高潮才会重现。这才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正途。
所谓“三农”问题，即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它初看好像是典型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可知：产生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其基础，在于政策，在于体制与制度。如果没有体制与制度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仅只在现制度内修修补补，“三农”问题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因为土地所有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因而成为解决众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例如，土地私有化会对环境保护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土地盲目开发、房地产价格虚高发生有力的制约，能够将大批农业劳动力重新吸引到土地上，减小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就业率，提高社会稳定水平，等等。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度”内，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如果越线，则必将害人害己。因而，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必须因势利导，发挥它积极的一面，约束它消极的一面。然而，如果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以忤逆消灭人的本性为己任，则必然会为祸人类自身。历史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务之急在于，要彻底抛弃早已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将私有制落实到社会的根本──土地上。最好的制度，如果不完整地实行，就是最坏的制度。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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