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據《人民日報》報導，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堅在日前召開的智力支邊扶貧工作座談會上，向與會的民主黨派人士介紹，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這是改革開放之後扶貧開發歷史上的第一次。
貧困的標準是多少？怎麽制定的？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度，貧困的界限是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這個資料如何得來卻不得而知。有人說，即便人均年收入達到638元，也是吃了沒有穿，穿了沒得吃；我說，每天不到2元的收入是連吃都不夠的，遑論穿呢？！
其實，扶貧工作並非今天才遭遇瓶頸。它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速度明顯趨緩。“87”計劃期間，平均每年解決6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進入新世紀的頭兩年，平均每年已不到200萬人；去年則出現扶貧開發以來的首次反彈；（二）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2,622元。兩者之比爲1：4.12，與1992年的1：2.45比較，差距進一步擴大。
必須承認，邊際效用遞減是普遍規律，扶貧工作也不可能例外。扶貧工作越深入，難度必將越大，收效也必定不斷縮減。然而，如果出現了反方向效用，事物的性質便發生了本質變化。它傳達出這樣一條信息：現有機制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盡頭，邊際約束業已發生作用。欲要繼續推進事物的發展，現有機制內已沒有空間，必須另辟奚徑。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中國的全面推廣，中國農民煥發出了空前的生産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短短數年，大批農民便擺脫了長期困擾他們的溫飽問題，第一次有尊嚴地站在新中國的土地上。20多年來，這一機制成功地幫助了數億農民脫貧致富。然而，任何機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限制性，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也不例外。今天，它已經將自身的效用發揮到極致，不可能再走得更遠了。因此，如果不能適時進行機制創新，拓展出廣闊的發展空間，扶貧工作將不可避免地陷於停滯，甚至出現倒退。
通觀中國農村和農業政策，爲了幫助農民脫貧致富，政府確實曾打出過不少牌：從稅費改革、糧食收購政策、一直到平抑農業生産資料價格，可謂應有盡有，然而效果卻始終不彰。唯一沒有觸動也是唯一能夠有效促進農業發展的是土地私有化。但政策在此卻一直徘徊不前，仿佛越過這條線就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般。今年，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尊重並保護私有財産。既然中國公民個人可以擁有幾十乃至幾百億、甚至更多的資財，爲什麽他們就不能夠擁有幾十、幾百畝以至更多的土地呢？！這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從表面上看，貧困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但若從深層次看，它毫無疑問是一個體制問題、制度問題。只有解決了土地所有權、讓農民確實認知自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現體制內遭到抑制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得到釋放，一場如同剛剛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的農業生産高潮才會重現。這才是中國農民脫貧致富的正途。
所謂“三農”問題，即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它初看好像是典型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可知：産生這一切的原因都在於其基礎，在於政策，在於體制與制度。如果沒有體制與制度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僅只在現制度內修修補補，“三農”問題便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某種意義上說，土地私有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金鑰匙。因爲土地所有權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功能，因而成爲解決衆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最佳切入點。例如，土地私有化會對環境保護産生十分積極的作用，對土地盲目開發、房地産價格虛高發生有力的制約，能夠將大批農業勞動力重新吸引到土地上，減小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就業率，提高社會穩定水平，等等。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度”內，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如果越線，則必將害人害己。因而，無論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必須因勢利導，發揮它積極的一面，約束它消極的一面。然而，如果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以忤逆消滅人的本性爲己任，則必然會爲禍人類自身。歷史已經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當務之急在於，要徹底抛棄早已千瘡百孔的意識形態，將私有制落實到社會的根本──土地上。最好的制度，如果不完整地實行，就是最壞的制度。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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