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鉴于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这个任务，以及全会所完成的组织布局，本人的《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之（8）暂停发表。我们是以对中华民族的执爱来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基于对民族的责任暂停发表。
我们是期待胡温，并给他们留下助跑所必须的余地。这是鉴于这两个人加上吴邦国，从在政坛上露脸以来其表现有别于江泽民那帮流氓，在他们独立的执掌权力后是不是有扫荡野蛮惨忍、虚浮糜烂风气的决心，需要一个观察的时间。
虽然胡锦涛为其党提出的新路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偏离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共产党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合法非法说的是主观道理在对事物本性的把握上是否为真—-转到社会联系就是政权必须出于民。
而共产党之统治中国，这个关系不是通过对法理的证明来实现的，而是用武力造成的。在造成后又没有及时地还政于民，它之所以不能及时还政于民，是因为它做为一个主观理念是寄存在一个非法概念上—-即它的最高理念“共产”不能被还原进客观世界，主观理念具有客观性就是合法性。
至此，我们对合法性的探讨也就达到了它的根底—-
合法性就是追问主观理念是不是能还原进客观世界。
一切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其名称必然不含矛盾，必须能被还原进客观世界。
共产做为一个道理属之主观世界，但它要加之的人却是客观事实，所以—-
只有做为理念的“共产”具不具有合法性，不存在人具不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
用来指导人类生存的原则必须与人的物质性质相一致。因为—-
人不是为了合共产主义之法才成为人的，一切主义却都是为服务于人的存在才被人想出来的。—-服务于人的存在当然就必须与人的性质相一致。
这就是还原，并有效地归进了客观世界，而不含矛盾。
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先验地赋予“共产”以最高的法力标准，让先天的人去服从后天的原则，如果先天的东西可服从后天原则还叫先天吗？共产主义正好颠倒了物质与精神间的联系。
主观道理能在客观世界站住脚就是合法，否则它非在实践上造成灾难不可。因此说胡锦涛这一思想并不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客观反映。他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是错命题，但我们应对他们的身处其境有所体察—-他们是深陷在一个异化到荒诞地步、不着边际的信仰背景里，诚实已是共产主义理念所绝对不能容纳的，那怕是对它的领袖，也决不宽容。胡锦涛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来处理因共产这理念的非法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就有可予理解之处。他想解决的正是共产的理性非法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他这样做能指向某些危机事项，但不能指向到底付么地方非法这个根源。我们在理性批判的原则上决不妥胁，但不是在实践上不近情理，所以暂时停止对起义的呼吁。如同我们已对胡锦涛发表的那些看法：从他的个性人品上看他不是江泽民那班流氓，但他行事风格的神密低调也不是出神入化的艺术，而是缺泛远见卓识，我们就不能放弃批判，我们最希望的是他的理性能被激活，从惯性的胡锦涛转变成一个从认识出发的胡锦涛。
因为谁来做国家的元首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反正不会是我们，但一个理性健全的胡锦涛与平庸的胡锦涛对中华民族的功效不一样。从实现民主出发胡锦涛若能开明起来远比从在野人群里脱颖出一个新领袖来得合算，最少牺牲。
问题的症结不在敌对势力有无此胸此襟，而在于一个先验风格的胡锦涛能不能变成认识风格的胡锦涛。只有从认识出发才能明白：人之中，哪有什么敌人，哪来的敌对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之做严肃的斗争，诚恳的批判。
“提高执政能力”只是个善良愿望，却不是对道理真假的求证。“共产”二字所揭示的却是一个道理，这道理内部的各局部相不相容，矛盾不矛盾却只有证明才能获得。愿望再善也不能替代了对它的求证，理性的卓见才是救国必须的。
出发的角度一旦偏离，你怎么竭诚地去努力也还都是枉然！
从“能力”所造成的结果来考察，它是可以包含任何原因，由于理念非法造成的恶果也可以做能力优劣的解释。问题出在能力必须归属到一个主体—-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检讨是反射不到这个主语—-共产党身上的。语法学说了：主语主宰谓语、谓语从属主语，谓语是从主语里派生出来的，怎么去检讨执政能力都反观不到主语—-共产党。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抱有期待，这期待是建立在实践对存在的依靠上的，实践的新矛盾能教导他。使他顺着新矛盾去探寻那造成的原因。他应明白—-
被提高的是执政能力，这命题在形成上就已把共产党这个概念是否合法（含不含矛盾）排斥在检讨之外了，它不可能被后续的检讨进程所面对。在这里，人只有检讨能力强弱优劣的机会，没有对共产是否合法做分析的机会。
无论求证什么东西的合法性，都得把被求证的事物当成认识对象—-单纯的“党”没有不合法这回事，因为任何实际的“政党”都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党，而是组织这个所使用的理念—-宗旨，党相对于理念在关系上是先验的。合不合法由人的意志所造成—-意志就是党的理念。所以说政党的合法性并不来于路线、方针、政策、行为。而只来于它的名称—-是否具有客观性。所以在胡锦涛想用“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解决它的合法性的努力之始我们就发出至诚的告戒：—-此路不通！
我们的忠告是：他从此时此刻就应有见机行事，随时准备宰掉“共产”的心理准备，他不能墨守救党这个成规，是挽救组成他的党的那些人，还是挽救“共产”这个虚名？—-沸水和冰球不可兼得，既保党名又保人的两全其美是没有的。“两全”的后果只能是鸡也死蛋也碎。
忠告胡锦涛应在救人与救“名”（共产）之间只有所选项。
第二点阐明“实践证明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句错话
从句型上说这是一个判断，但判断句是基于认识，但实际上他表达的却是个意志，他把祈施句写成了判断。这里不只反映出他所坚持的立场，他这样说话还揭示了他理性的含混，连什么是认识什么是意志都还区别不清。他常常用认识句来说些非认识的话，用判断句来表达意志，对他的言论做收集，这种在逻辑上不论不类句子比比皆是。真像朱学讽剌他“政治辅导员”那样。“政治辅导员”的腔调，就像街道里弄的小脚游击队们，做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却既不知什么是政治，也不知什么是思想，更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效用？所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灵魂工程师们都说同一套话。
比如“要相信组织嘛”，可这个“组织”是什么？它有什么值得应该相信的可靠性？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大脑。“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这“共产”到底是什么？多长多宽多高，多少度？有多远、多大？是好吃还是好喝？你摸过它，见过它？做思想工作的指导员、政委们是从来没去想想的，就像那刘胡兰断没断奶还不知道，哪来的信仰，哪来的伟大？还是少年的刘湖兰能做共产党员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犯罪。人为什么就得拿眼下的牺牲去祭奠这“远大”目标？要知道这“远”和“大”是人人都能切实经验的，但必须基于对对象，可共产”这个对象怎么去经验呢？共产主义到底有多远多大？谁也不知道—-谁都不能发现它矛盾不矛盾，原因是“共产”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经验它个鸟！再说人的生命也不是能分出将来与眼下的，都是客体，凭什么就得为将来牺牲眼下？
还有一句“以党性来担保”，活蹦乱跳的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人性—-诚实，而非得用党性来担保呢？是不是说人性太小了担保不下？党性大，它在哪里？是毛泽东证明过还是江泽东证明过？把人性弄哪里去？人就是人，是人能把自己的性扔了，能扔了自己的性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东西，党性根本就不是东西！人永远是人，人怎么会有非人性的党性呢？扯蛋呀！胡锦涛先生！
做思想工作的人自己不知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能像说“我渴了”那样是指出一个让人足以体验到的事实，感觉到它。那些煞有介事地做思想工作的人竟也误认为自己说出一些道理，事实上理在哪里？从来就没进入过他们的感知。比如：组织、党、党性、共产、理想、远大……凡是由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所派生出来的，全部都是些不能实际经验的胡话。组成这些话的主要概念对言论者统统都是先验的，即不懂的。不懂还不知道不懂。
在胡锦涛还跟在江译民屁股后仰其鼻息时，在不得不说几句的应景讲话里，他曾说“江总书记的话高屋建瓴，内含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他在说时只想到拍，拍的让江舒坦，好叫老江不疑心自己，顺着竿子往上舔就是，就全然不顾这些话各成分间是否有相同的，是否有共同外延。其实—-那能够高层建瓴的就是思想；而话所含的还是思想；能够深刻的又是思想，他一句话就犯两个逻辑重复，自己却不知道，他又怎么能知道“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含了多少矛盾呢？将这种在语义学上根本不成立的话当成国策蕴含了多少危险呀？！
他既提出“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个概念，他就得明白其中的各个成分—-“西方”这个方位词说的什么？它不是说方位，是方位里的人，这里只能问人有没有不同，并不管方位。我们并不要求他在语句上把他明白的说出来，他却得保证自己在心理上是理解“西方”所说的其实是—-人；他明白不明白通过他的话我们就能透视出来。一旦涉及到人，就就必须清醒：这是在谈论一个世界事实，世界存在既是客观实的其性质就不是任着人意随意可移的，就人的性质说来没什么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能把中国人养肥的馒头、水饺肯定也毒不死西方人；中国人享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肯定也不会上天安门去自杀；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屠了北京是不行的，约屠了纽约、巴黎也一样不行。西方的男女搂搂抱抱，中国人也不会对搂搂抱抱感到痛苦！……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是自然事实，在绝对同一的自然事实里怎么会出现不适用中国这种怪事呢？
那岂不是说在东西方人中只少有一方不是人类成员吗？它们不属同一个自然界。难道这宇宙里还有左一个右一个的自然界？西方的制度不适用中国，可中国人就是老往西偷渡，到了西方赶也赶不走，不适用他们怎么赶不走呢？不适用中国可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儿女非去弄个外国籍，或成了西方人？江泽民怎么还叫他儿跑美国去养孩子？这不是自掌嘴巴吗？
每当遭到国际对人权记录的谴责，每当国际条约的签定，共产党就忘了说“西方制度不适用中国”而改口“西方是成塾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正在发展的国家或‘第三世界’”，西方的制度不好又怎么能发达？怎么人家不用“稳定压倒一切”就那么国泰民安呢？实践证明共产党那么好可它怎么就属个第三世界呢？西方制度那么腐朽怎么就繁荣呢？人家的人民就怎么不要人权呢？
“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这是一个判断，判断就是结论，结论是从前件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证明然后得出的。胡锦涛命题的前件大前提是西方与中国（实际等于人），小前提是政治制度，他就得证明西方人与中国人不是同一个物种，只有不是同一物种才有不同性质，只有不同性质才有不同的满足要求，才有不同的性质表现，否则他的命题就是信口瞎扯。
照他的说法西方的轿车飞机他别坐才成。我说的这些就是证明。
胡锦涛说的则是祈施—-意志。
那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按照证明的逻辑原理写出来的，虽不能说他论证的是绝真理，但至少在其内部能自圆其说。凡在为取胜、为求成动的问题上，这个毛泽东都能自觉地去做证明，让自己的叙述不含矛盾，但对从他心中涌出来的意志，他却从来想不到要去证明。至于邓小平、江泽民们那都是些翻手复手的公夜叉，对自己的话从来不做求证，他们怕还不知什么是求证。
胡锦涛运两年说了不少温暖人民眼珠子的话，可那只是意志，要救国需要的却是证明。我希望自己的猛喝能激活这个只有意志没有证明的胡锦涛。
仅以本文取代原《呼吁起义书》。
因本人不会电脑，发信时不慎错发了正写作中的（8），结果传播开了，后来又把正件补上。后边这一部分是起义操作，现只将它的战略思想部分附在这里。作个结束，有个交待。不陷于有头无尾。
呼吁解放军将士起义书的最后一段
五、军事起义的战略原则
在现代的意义下，不可能向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提供机会，现代起义是完成政权合法性而采取的步骤，而且这个“合法性”以被理性充分求证为条件，不是一家一派对统治权的占有意义的合法。而是不问哪党哪派都基于同一个标准条件下的合法。现代条件下“合法性”概念的标准已从主观个别走向了客观普遍，甚至不是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闭门以内的合法，全人类有了共同标准的合法性—-因为人类是同一种东西，当然就是同一个质量，同一种表现，适用一个标准，也只能是一个标准。
在人类实践中，最早并没有国际法，那个时侯人的能力还不需要共同标准—-他们被眼界圈在自己民族以内，又没有共同交往，哪能提出共同的标准呢？交往的范国越出本国，才提出跨国的标准，但只限于当事国之间的当事条约，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先出现的是地域性国际法律，后来形成联合国，有了《联合国宪章》，有了《世界人权宣言》。随着人类生存质量的进步，人们发现：原来在国际上能行得通的法律其本质就是基于人类是共同的性质，是物种种性的体现。
进化到今天，再拿什么“国情”、“内政”、“特色”来抵挡国际的标准那简直就是在说自己不是“人这个物种”之内的，如果是人类成员，那就是同质物，怎么会有两样的表现？国际法所揭示的是人类成员是绝对的同一类物质。
“内政”是在人这个物种种性内才得以成立的，物种种性即人政，没有人的自然性之外的政。“人政”要做一切内政的出发点和不可动摇的根据，做一切“国情”不庸置疑的基础，这才需要国联，才需要《世界人权宣言》—-人并不首先属于国家，而后才属于人类，这种看法是由以往眼界的狭窄限制的结果，事实上人首先属于自己的类，而后才隶属国家。
人类，它是以大自然为条件成立的概念；国家是由心灵的运用而致成的。
因此说，任一个民族任一个国家的最高原则都是人的本质的至高无上性，这个命题其实就是：凡物质世界的事物统统以物质性为最高原则，物种的种性才是物种所以为物种的。所以现代意义的起义是以追随和捍卫人的物种种性为最高目标而来取的步骤。
这一努力就是把政权从有限合法性匡扶到普遍合法性上来。原因是—-
人是普遍之物，共产党却是个别性理念！
我们就是要通过起义粉碎共产党所顽固坚持的“共产”个别性、唯一性、封闭性，代之以类的普遍性。将国家权力从共产党的有限性里上升到普遍性。
说穿了：合法性就是普遍性或必然性。非法性总是个别性的。
共产主义是个别性原则。
每个人都是一个人，这根本不是由法律规定出的结果，不是国家理念贯彻的结果，人怎样地去行为才算合法，这是造物的权限，不是由社会滥竽非非异想出来的。造物造的什么物，那物就实现什么品质。
因此，在这里呼吁的起义是向人本的复归。所以：它不是造反，不是政变，不是为夺取政权，也不是为建立自家的政权，不是为发动内战，也不是出于要惩罚犯罪的官吏，不是为了报复。因此它不是对社会使用武力，而是用武力来实现社会公正。
现代意义的军事起义是和平的，只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埋葬，对共产党的抛弃，它并不把建立政权纳入其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