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产生的，特别下半叶还留在中国大陆的文人中，能够平平安安、寿终正寝，而且还能够福荫子孙的文人，就我所知而言，也就只有这位大名鼎的章士钊老先生了。章老先生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早年主笔苏报，为反清革命的舆论准备立下汗马功劳，并由此名扬中国。因苏报连续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发苏报案而被牵连。后来，他又直接参与了黄兴的华兴会的筹建以及暗杀行动。1905年在流亡日本期间，还参与了同盟会的成立，但却坚决地拒绝了入盟的邀请，也许在他的眼里，同盟会并不是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政党，所以他在革命成功之后，便提出解散原有的革命党，重新组建符合西方标准的政党的主张而遭到同盟会的批评，甚至还有人指责他为保皇党，于是他愤然辞去了一度担任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的职务。
随着民国政府的北迁，章老先生来到了北京，受到当时的袁大总统高规格的礼遇，可是在宋教仁被害后，他立即与之决裂，加入了武力反对袁世凯的阵营，还担任过讨袁军秘书长一职，事败后再赴日本，办起了《甲寅》杂志，重新扮演了文人角色。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转变，从一个革命的实践者转变成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一面反对专制，倡导革新改良，一面又反对激进主义的革命，还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好同恶异”的作风。而这种“好同恶异”的作风，在章老先生眼里，无疑与当政的专制者是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的。
【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 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 】
【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 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１
以上两段，都是章老先生留给我们的文字，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那“强人同己”的“专制”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对尚未取得政权，但已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强人同己”作派的革命党人的专制倾向也同样有着比较清醒的警惕，我想，正是这种洞察和警惕，促使他走向从一个革命的实践者转变成一个即反抗专制，又反对激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调和主义”者。而他对专制的认识，不但在当时难能可贵，卓然不凡，即使是今天，也是非常人所及的。誉之为先知先觉的前辈高人，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但是，世事又是如此的奇怪，即使对“专制”有着绝对清醒和高明的认识的章老先生，一旦行动起来，却又变得一点都不高明，甚至可以用糊涂来形容。
早年，当他还是一个反清革命的实践者的时候，他曾经会同黄兴等人策划过暗杀清庭大员的行动，但行动失败了。虽然失败，行动无疑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因为当年的暗杀是针对的是清朝的高级官员，与现在的恐怖分子处处以平民为袭击目标是不一样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作为暗杀行动的策划者之一的章老先生居然跑到巡捕房去探访已经被捕的，这次暗杀行动的执行者，目的并不是慰问他们，而是想与被捕的暗杀执行者“一商对簿时如何措辞”。真让人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
我不知道这样的“探访”与自投罗网还有什么区别，不过事情的结局可是比自投罗网还要严重百倍。这位可敬的先知章老先生不仅被巡捕当场识破身份，甚至从他的口中套出了自己的住址，而黄兴等等一大批同志也因此一同成了阶下之囚。
幸好，那一天，黄兴不知哪里来的兴致，将原本留着的标志性的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使得提堂时，面对他的洋法官怎么也无法确实面前的这位下巴光光的嫌疑犯就是清政府通缉名单上的黄兴，加上机警的黄兴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误捕的另一位官员的随从。洋人辨认中国人大概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把握，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法律精神，洋法官终于认同黄兴的“不是黄兴”的声辩而将黄兴当场开释，否则，章老先生的这一次糊涂，很可能将中国历史的进程完全搞反了２。可见无论认识多么清醒人，一旦走向行动，还是难免糊涂的，文字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气和水平一点踪影都摸不到了。
章老先生最为人垢病的应该是1925年被卷入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当然，现在想就此事给他翻案的，是大有人在的，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养女章含之。我依稀记得，这位章含之女士今年曾访问过香港，并与部分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见过面，但也将另一部分的民主派人士排除在外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章女士无疑是一把统战的好手，一柄“分化”的利剑使得出神入化。但就我本人而言，他们的那些为章老先生解脱的说词，都没有说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正是引起我怀疑的地方，如果事情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更应该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根本不应该闪烁其辞，欲言又止。
据我所知，北京女师大风潮起源于1924年的秋天，由于军事冲突引起交通阻隔３，使得北京女师大有部分学生没有按时回到学校。当时的校长杨荫榆女士严格按当时的校规，逼迫部分晚到的学生自动退学，所谓的自动退学不过是开除的好听一点的叫法而矣。之所以说开除了部分晚到的学生，就意味着还有另外一部分同样是晚到的学生没有被开除４。本来，遇到军事冲突这样的不可预见的困难而有违校规，并不是一件不可原谅的过失，而且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无论当事人主观如何努力，也是不可能补救的，借这样的事件开除学生，很难不让人想到打击报复，何况还有区别对待的分化嫌疑呢？
当时的北京高校，学潮是一件较为常见的事，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五四学潮的成功，给大学生们一个自以为非常有力量的错觉，同时也给了社会一个大学生是英雄的误导，这样的误导一旦成为社会的共识，学潮一起，社会的同情马上就倾向学生一边。这样一来，学潮的对立面就将背负起非常大的社会压力。而正因为如此，学潮也就很有可能被人利用作为向他人施加压力的工具，当时就出现过大学由于经费问题而拖欠教员薪水，而教员就以怂恿学潮以达到求索薪金的目的。学潮给大学的校长们，特别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校长们的压力也就可以想见了。杨荫榆女士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履行着校长的职责，很有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反抗压力的心理借题发挥，报复那些先前给过她压力的学生们，其中也或者掺杂着一些以学生们的失学的惩罚，来树立自己作为一校之长的尊严的念头。
其实，这位杨女士并不是坏人，而一个“循规蹈矩，办事认真，严于律己而又严于待人”３的人，特别是后来当日本人占领了北京的时候，她由于不忍眼见日本人欺负女同胞而给予了当场的斥责，不幸被日本人投入水中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可见她的本质并不但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坏人，而且是一个见义勇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勇士。
但作为一个校长，她却是失败的，对付学潮的手法，更让人想起专制的、家长的，甚至是婆婆的意味。同样，章士钊老先生作为一个教育部长，也是失败的，他对女师大风潮的处理，无条件地支持杨荫榆女士也同样透出一种专制的味道，特别是当他违反法定程序，将周树人革职，更是“强人同己”，不成则“用力挤排”，不惜非法手段。非法手段并不是我个人的偏见，革职事件起诉到平正院后，章老先生将周树人革职的处分最终被平正院撤消，被革职者官复原职，而革人职的章老先生却最终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而女师大的风潮终于以反抗校方、部方的学生得到最后胜利而告终。
本来，这次女师大的风潮，章士钊老先生是没有任何私人理由无条件支持杨荫榆的，女师大风潮于1924年兴起，风潮初起的时候，章士钊正任司法总长，他当时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以司法手段追究曹锟赌选一案，可惜雷声大，雨点小，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而且自己还落了个“老虎部长”的“光荣称号”。不过，当时的执政段其瑞仍然倚重他这个名人，还在他的肩上加多了一副教育总长的担子，不过那已经是1925年的事了。所以杨荫榆并不是章老先生任命的校长，与她决没有一辱俱辱的利害关系，他之所以无条件地支持杨女士，大抵还是因为当年的学潮大有泛滥的趋势的缘故，而且还经常被人当作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例如上述的索薪。在他的眼里，可能已经到了非予以纠正不可的时候了，在此后多次学潮的历史，他对学潮的认识，也是颇具洞见的，后来引发三一八流血事件的学潮，就是被苏联人利用而发动的，虽然政府的枪击令人发指，但为一己利益，无端耗费青年学生珍贵的求学光阴，最终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的人，也是不可原谅的。老毛子对中国人的歉帐，实在是并不少于日本人，可笑的是现在一个被中国人当作可以依赖的好友，一个仍然是势不两立的世仇，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也可以生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俄国人”的条件反谢。
章老先生的抑制学潮，纠正学风的认识无疑是有其过人之处的，但一旦落实到行动，却又一次犯起了糊涂，即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又选择了错误的对象，要想得到完善的结局，真是除非有奇迹发生了。如果他的行动也能够与他的见识一样聪明，我想还是很有些可能得到另外一个结局，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比如上任伊始就主动纠正杨女士的错误，特别是可以利用司法总长的职务之便，给予学生们法律援助，这不但可以使学生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杨女士的错误得到和平的纠正，还可以让杨女士和学生们一同实地地接受一次法律、法制的教育，于当事各方均不无裨益，可惜一生主张调和，甚至天真到要调和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矛盾的章老先生，老早就看透专制“强人同己”的本质的，而且还身兼着司法部总长的章老先生却没有这样做。
有时，历史很可能就悬在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的手上，他的一念之差，就可能使整个历史进程发生根本的逆转，而他自己很可能至死，对此都一无所觉，章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手握历史的人物，如果他当年没有无条件地支持杨荫榆，站在风潮学生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一向所持的“调和主义”立场为原则，化解风潮，而且经过努力后，又得到了成功的话，那么，他不单完全可以在教育部站稳脚根，甚至可能会受到拥戴。如果真能这样，此后老毛子利用学生冲击段执政的时候，他是很有阻止流血事件发生的本钱的，“三一八”事件也就可能无从发生。可惜，中国最终还是逃不过历史的宿命。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要证明一个错误，所花的代价，要比证明一个正确要大得多得多！
随着段其瑞政府的垮台，章士钊在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也基本上可以卸妆下台了，老先生的下半辈子先投靠黑社会头子杜月笙，接下来又投向红色政权，都可谓明珠投暗，自辱身份，其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以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庭上的表演。其后，他这一次在法庭上的辩护词被东南大学当作法律的教材，而这一次的法庭辩护，成为他一生最后的辉煌。
文人无行，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以章老先生为例，思想中的调和主义，并没有成为他行动的指南和原则，对专制的极其高明的认识，并没有成为他行动行使专制极权的心理障碍。知难行难，闯过认知之难的人，统统都在实践的难关前，败下阵来，中国的宿命也就只能仍然了。
注释：１芦笛《先知先觉章士钊与文化响马鲁迅》。
２《文武北洋》270页，328页。
３另有一说法是由于南方大水，阻隔了交通，参见钱理群《北大演讲录之二》。
４参见钱理群《北大演讲录之二》238页。
５参见《章士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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