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2005年10月初我去五台山，发现从当今“最高”（有照片贴在那里招摇为证）到小老百姓，人人多是奔着念经、礼佛、敬香去的。民间各地也还盖起了庙，修复了祠堂。这是“愚昧”表现吗？未必。其实我们已全民“迷信”了。
“迷信”的人，他或许所迷的不是神灵，而是权势、金银，某个理念、思想，其危害不一定更轻。看来，“迷信”是大有市场的。
一般人众为什么需要“迷信”、敬事鬼神呢？我想主要在于他们想图一个好的报应，相信神鬼在操纵自家命运，对他们顶礼膜拜能种下好的因果。
如果抛开一定的蒙昧性，我觉得这种种想法和宗教仪式活动，确实包含着极深的智慧，有不少合理性（在此，我只探讨它的“合理性”）。
我觉得，一些宗教方面的仪式，能够培养、维护许多社会传统道德，使一个社会的风习更健康、更人道。如果去除这些仪式，人们就很难借助某种方式来培育仁厚之心了。
对普通人来说，经由敬畏一些虚拟、假设的鬼神，人心能够随时随地地自警自觉，于生活、事功上自动把握尺度，感觉冥冥中始终有一位“主宰”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向善忌恶，从容坦荡地生活，为得到“主宰”的佑护，过舒心愉快的日子，或在来世有良好的姻缘、际遇等等。
如果这些仪式真能让许多人有所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它们形式上的“迷信”，算得了什么呢？
反之，假如不信“鬼神”的人越来越多，一般人心就失去了约束与敬畏的“主宰”，日益放纵，最终沦为虚无主义、物质主义、兽行主义和及时行乐主义的门生。
可能有人会说，我这样讲是不相信人的智力—教育可以使人高尚、纯朴，不必通过什么宗教仪式来培养、维持。
的确，教育能够培养不少优秀的公民，但经验使我发现，现代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难以真正普及。教育在促进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培养文明的掘墓者—各种先进的生化、核武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研究、制造出来，并被广泛使用着的；空气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也是高科技发明物畸形开发、利用后的副产品。宗教信念、仪式在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上，就更加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况且，小至个人，大至社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理论上来说并非全无道理。怎么讲？
从个人方面说，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一生不为大恶，不为大凶，不会犯大过，犯罪的概率也低，太平世道就能善始善终，而不至中途厄运当头，极早夭亡。
这种仁爱心性，作为“遗传基因”又传及子孙，可保子孙亦无大过，平安顺遂。所谓“忠厚持家久”，指的就是这样的“积德”，和接受一个好的报应。
惯于作恶的人，易越轨、犯大过，一生都在生死线上周旋，难得善终。尤其是法治国家，作恶多端的人迟早会受到应有制裁。子孙也更可能为恶，一者生理基因遗传而得，二者耳濡目染，由长亲言传身教、不知不觉间学坏习得。
历史上一些格言，“老子终日浮水，儿子作了溺鬼。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要知亲恩，看你儿郎；要求子顺，先孝爷娘”，“老来疾痛，都是壮时落的；事后冤孽，都是盛时作的”，“湿时捆就，断了约儿不散；小时教成，殁了父兄不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自此而来。
这个规律不仅限在个人，还可以推广到一个国家与社会。
墨子见染丝者就曾感叹说，丝物自己不能选择所染的颜色，如果你让它置于黑色的染料中，那么它就会变黑，置于黄色的染料中它又要变黄。人也是这样，一出生环境就先他而在，环境是什么颜色，他将来多半会“染成”什么样，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慎重，他们的选择、决议，往往决定了外部环境的“色”。
了解这类因缘关系的，却不一定都得是智者，普通人从简单的生活经历里，也可以总结出来。
春秋时期，鲁国一女子，过了出嫁的年龄而没有嫁出去，一次依柱长叹，邻居夫人问她是否在为自己没有嫁出而悲伤，她答道：我是为鲁国的国君太老、太子太小而忧伤。
邻居说：这是国君的事，用不着你我操心。
女子摇头道：一次晋国的客人住在我家，他的马跑出去踩死了我家的葵，我一年都没能吃到葵。如果国家有难，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
这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人类经验的概括。
那些恶人多于好人的社会，一定是乱世，那里的道德、伦理标准多已崩溃，缺少新的伦理、道德上的约束。学好不易，学坏容易，恶到极致，也就是乱到极致，社会总崩溃，历史便进到下一轮里去循环—如果整体的体制形式，不从根本上作出变化的话。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超稳态结构”，每隔二三百年就来一次较大的、“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的武力“革命”，就在于存在这样的循环死圈，社会未作根本而彻底的改变。其恶性、残忍性、愚顽性，是一定会通过生理、文化等隐型、微型“基因”，遗传下来的。
尤其是专制社会的开国者，若是个著名恶人的话，他的性格特征，会成为一种恶劣的传统，作用于后世。经由权力机制，这种恶被无限度放大，最后导出整个政权的邪恶性，不仅不能为利，反要专门危害天下苍生，陷民于水火、于不义、于凶残。
有明一代，皇帝都具有极强的疑忌心、残虐性，这些都是开国君王朱元璋的性格、思想之遗传，所以明朝统治者的偏执狂气质，成为明代专制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明朝相对于以往朝代来说，更显得“黑暗”，生于明朝的人比生于汉唐的人，远为不幸。
作为一种特殊之存在体的个人，他与时代的关系，也就不外有四种：恶人逢恶世，好人逢好世，恶人逢好世，好人逢恶世。前两者生逢其时，得其所欲，能够左右逢源。
恶人逢好世亦可庆幸，因为他们随时有机会、有条件变得再好点，从而减轻自己的罪性、恶性。
最怕的是好人逢了恶世，随时可能会变坏一点点。社会上时行着各式各样的虚伪、残酷与恐怖行经，尔虞我诈，好人身置其中，就没有了行为的标准、尺度，失去了道义上的保护，从而失去方向，看不见光明。
明清文字狱时期，是好人（尤其是优秀的知识分子）逢到了恶世；鲁迅处身的时代同样是个恶世；至于“文革”时期，那就更不要说了。
“好人”、好的年代不难理解。有人要问：你怎么解释“恶世”呢？什么算“恶世”呢？我觉得“恶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讲不出真话或不能讲真话，只服从本能或欲望的冲动，为人做事没有规范、原则……
不幸的是，当恶世像恶人那样遭到报应时，它崩溃的速度更快捷，相应地，其破坏文明的程度也越彻底。
说到底，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就是由于它“前辈子”作恶太多，在现世得到报应…… 远为可怕的是，现代人对这些都已缺乏自觉和远见了，他们什么都不信，把传承因袭一概斥为“封建”“腐朽”“包袱”“宿命”“糟粕”，一身轻盈，彻底一个空心人，也就飘离大地，干怎样残忍的事，都能眼皮不眨，照干不误，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期 的社会民风。时下不是正流行“每天变坏一点点”之类的说法吗？
当这个环境里不再存在真实，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虚假和谎言里以后，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不该像鲁国那位女子那样反躬自问一下吗？
－－转载自《议报》第2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