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5日讯】2005年12月5日凌晨，刘宾雁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与世长辞，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表讣告称，刘宾雁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实、揭示真实、坚持真实和捍卫真实的一生。由于屡次申请回国而遭到当局无人道的拒绝，刘宾雁先生曾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位老人太真实了，真实得象个孩子，他们害怕他直接告诉那些被蒙蔽的民众，“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在网上跟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个朋友惊讶地说，共产党不应该害怕他啊，因为他一直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所做的都是为了共产党好的。可是，共产党能好吗？这一点，刘宾雁先生是已经心里有数的，以致在《寻找共产党》一文中不无悲凉地指出，无论从组织上或思想上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已经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间已被残害），就是心存异见，已经或正在另觅他途。中共对中高层离退休干部的收买政策和整个社会的腐烂、衰颓气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为的人也退缩不前了。对他而言，寻找共产党等于寻死。
2004年年初，正当大批民众一相情愿地指望中南海的“新主”能给这腐靡的社会带来新的气象之际，刘宾雁先生对比了邓小平上台时的处境与作为，敏锐地发现新人上台之后，有些人的写作自由非但没有扩大，反而更加缩小了。比如前中组部部长李锐，本来是能够在国内出书的，据说现在连发表文章都不准许了。至于另一些老人，北京的胡绩伟、何家栋，上海的冯英子等等，也属于名字不能在报刊上出现的。对此，他非常不解地质问道：胡温新政新在哪里？时隔一年，针对中共指赵紫阳在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歪曲和污蔑。刘宾雁先生接受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时再次表示，有一系列的迹象证明这个领导班子不想往前走，而是打算往后退。因为他及其他一些异议作家所写的作品在8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都可以发表，没有遭到太多的干涉，或者受到打击。然而，如果他们当年写的那些东西拿到胡锦涛领导下的21世纪的中国却绝对不能发。这不是很滑稽吗？他愤怒地说：“当时我们是觉得自由不够，所以拼命地争取这个自由能够有所扩大。怎么改革搞了20年，回过头来自由反而更小了，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我没有读过刘宾雁先生早期那些名动天下的作品，对他的了解完全来自于网络。若不是网络不可逆转的发展，我几乎很难知道当前除了口是心非的喧嚣外还有着义正词严的异议。而把持异议的文化英雄从公众的视线和记忆中抹去却是共产政权欺世盗名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大批的文化人或是被利益收买而自觉地接受阉割沦为党奴，助纣为虐；或是慑于淫威，对所谓的敏感话题退避三舍，噤若寒蝉。一时间，有的作家以流氓自诩，许多记者也被读者骂做了妓者，整个社会黑白颠倒、寡廉鲜耻，竟有论客断然宣告：现在已经到了非英雄化的时代。他们全然无视这个国家仍到处充斥着前现代的暴戾和血腥，故作优雅地玩弄着后现代的玄虚，甚至还堂而皇之地搬出了一套躲避崇高的谬论。就是在如此乌烟瘴气的环境下，刘宾雁先生和其他一些异议知识分子，以无比艰苦、永不停歇的工作和斗争，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国人的福祉不遗余力。正如鲁迅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现在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刘宾雁先生就是这样的中国脊梁。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六四屠杀前后，他因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和市民的争取人权和民主的运动，谴责当局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暴行，遂被当局取消归国权利，被迫开始流亡生活。勃兰兑斯在论及19实际初法国的流亡文学时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由于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他宁愿担受流亡的厄运，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即使叶落不能归根，也宁折不弯，与邪恶政权决无妥协。这样的英雄风范，纵有成排的刺刀和大棒的驱逐，纵有上万的党奴操持笔墨篡改历史，也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英雄必定受难，如他少年时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热情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因发表批评中共官僚体制的作品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长期下放农村劳动。平反后，他又发表了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触怒中共各级保守势力，一九八七年再度被开除党籍。他没有像巴金那样以说真话自我标榜，最后竟喑哑无声，成为一尊专制的玩偶；也没有像王蒙那样，在大学的讲台上侃侃而谈中国伟大的作家不多是因为自杀的太少之类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从没有在文字当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和聪明。
中共对待批评者和反对派的横蛮和残酷是举世皆知，不可理喻的。作为流亡者，刘宾雁先生与祖国大地的隔绝使他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反过来使他更加迫切地关注这块土地上的事件和民众。如《中国有块殖民地》、《人在中国，价值几何？》、《 大饼越来越大，穷人的份越来越小》等文章无不令人深感痛楚和沉重。他的这些作品与为艺术而艺术是完全绝缘的，没有半点虚饰和花哨，总是直言不讳、一针见血，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无意追求风格而成就了自己的风格。事实上，他可以做他的“世界公民”，安享晚年，但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大地和人民。在这场反专制的斗争中，腐败和谎言合谋的邪恶势力遮天蔽日。虽然在实力悬殊，他却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连最后的遗愿也仅仅是——“我只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凭着对真相的执著，他披荆斩棘，义无返顾，并同时呈现着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光荣。他是中国良心的代表，更是我们求真的楷模，求真的意志赋予了他永恒的人格魅力，现在，他去了，但他的风范从此必将受到无数后人的仰慕和追寻。
2005.12.9
－－转载自《议报》第22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