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5日讯】最近有二个受人关注的事件。一是12月8日，贵州的数十名民运人士
在警方的监视下于贵阳市花溪平桥召开了一个“人权研讨会”。到会的所有成员不但发表了自己的论述和文章。也代读了海内、外人士就人权问题而写的论文。无疑，这时一次成功的活动。其二是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赵昕在四川旅游时，被不明身份暴徒毒打，这一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事后四川地方当局派人去医院看望慰问受害人，并支付部分医疗费用，拘捕了打人凶手。
中共以往对待异议人士特别“民运分子”的态度是深恶痛绝，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这次（尽管是地方当局）对待以上二件事情，确实与惯常的做法不同。受害人赵昕能这样快得到答复和经济补偿，应属罕见。贵州民运人士尽管受到警方监视和警告，但能够顺利完成探讨人权问题的聚会也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生活在高压下的恐惧之中，中共当局对民众基于不满做出的任何集体行动都十分惧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如临大敌，对异议人士聚会更是如此。这只能说明共产党也时时被失去政权的恐惧所笼罩。苏联东欧民主化以后的中共尤其如此。中共与其他共产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欠下太多的历史陈帐，又不能不还。他们恐惧的逻辑理由是怕失去政权而后失去既得利益，进而受到追究和报复。按心理学的观点，恐惧的双方对峙时，都会增加对方的恐惧。这样一来，中国社会许多对立矛盾在激化中，就像处在火山爆发前的危险状态。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之处，是利益相左的人类群体之间──甚至是敌对双方，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断进步。对立的双方在斗争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沟通的渠道，了解对方的意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民运人士来讲，反对极权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都是要讲究策略的，策略本身又以斗争作为前提。其实，从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出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意识到，社会需要一种中间的力量，如果这种理性的力量能够在相互宽容的前提下产生并扎根于中国，那么一个渐进变革的多元和谐的社会就会出现，那时的共产党就不需要恐惧于失去政权，而人民也将摆脱受恐惧笼罩的生活。
以上二件事属于个案，还不能证明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出现宽容的空间，我们仅持审慎的乐观。中共领导人应该清楚的是，只有停止迫害异议人士、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上访人士、开放社会的空间，才有可能达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须知，极权下的高压政策既不能带来“和谐”也不会“稳定”。
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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