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最近有二個受人關注的事件。一是12月8日，貴州的數十名民運人士
在警方的監視下於貴陽市花溪平橋召開了一個「人權研討會」。到會的所有成員不但發表了自己的論述和文章。也代讀了海內、外人士就人權問題而寫的論文。無疑，這時一次成功的活動。其二是北京知名維權人士趙昕在四川旅遊時，被不明身份暴徒毒打，這一案件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事後四川地方當局派人去醫院看望慰問受害人，並支付部分醫療費用，拘捕了打人兇手。
中共以往對待異議人士特別「民運分子」的態度是深惡痛絕，恨不能除之而後快，這次（儘管是地方當局）對待以上二件事情，確實與慣常的做法不同。受害人趙昕能這樣快得到答覆和經濟補償，應屬罕見。貴州民運人士儘管受到警方監視和警告，但能夠順利完成探討人權問題的聚會也是一種極為少見的現象。
其實我們知道，長期以來中國民眾生活在高壓下的恐懼之中，中共當局對民眾基於不滿做出的任何集體行動都十分懼怕，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如臨大敵，對異議人士聚會更是如此。這只能說明共產黨也時時被失去政權的恐懼所籠罩。蘇聯東歐民主化以後的中共尤其如此。中共與其他共產黨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意識到自己欠下太多的歷史陳帳，又不能不還。他們恐懼的邏輯理由是怕失去政權而後失去既得利益，進而受到追究和報復。按心理學的觀點，恐懼的雙方對峙時，都會增加對方的恐懼。這樣一來，中國社會許多對立矛盾在激化中，就像處在火山爆發前的危險狀態。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之處，是利益相左的人類群體之間──甚至是敵對雙方，解決衝突的方式不斷進步。對立的雙方在鬥爭的同時，更加注重尋求溝通的渠道，瞭解對方的意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對民運人士來講，反對極權爭取民主進步的鬥爭都是要講究策略的，策略本身又以鬥爭作為前提。其實，從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出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意識到，社會需要一種中間的力量，如果這種理性的力量能夠在相互寬容的前提下產生並扎根於中國，那麼一個漸進變革的多元和諧的社會就會出現，那時的共產黨就不需要恐懼於失去政權，而人民也將擺脫受恐懼籠罩的生活。
以上二件事屬於個案，還不能證明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出現寬容的空間，我們僅持審慎的樂觀。中共領導人應該清楚的是，只有停止迫害異議人士、法輪功修煉者、維權上訪人士、開放社會的空間，才有可能達到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須知，極權下的高壓政策既不能帶來「和諧」也不會「穩定」。
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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