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1967年6月5日，一部在世界各国政府资讯公开法律中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法律《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并于同年7月6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在美国正式施行。后来该法在1974年、1976年、1986年和1996年又相继做了4次完善，成为美国当代行政法中有关公民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堪称迄今为止国际上政府资讯公开方面最为完备的法律之一。
自2002年11月以来，中国大陆也开始重视“政府资讯公开”这个重大命题，《政府资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其结果却令我们无比失望──“条例”的质量与《资讯自由法》相比，简直差之万里。一方面，它的绝大部分限于经济层面，其利益代表者又绝大多数限于特权者（比如官员、富商等），这就说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太过依赖于经济发展，其稳定性又非法地依赖于“枪毙”民意；另一方面，以ＳＡＲＳ危机、海城豆奶中毒事件、广西南丹矿难事件、香港23条危机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危机，被隐藏或曾被隐藏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资讯公开的制度化还远未达到实际目标。这就说明高层权力的过分集中反而致使地方权力反弹，使其超出高层所控。也就是说，资讯公开不仅遭到高层特权的制度性威慑，更遭到了地方特权的行政性威慑。
同时，我们看到，“条例”从制订开始就遇到了最大的法律障碍──《保密法》。此法以“国家机密”为幌子，将政府资讯公开的具体原则、具体程式、具体方式、具体范围等维持在特权利益的层面，而“条例”在研究与讨论过程中，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共同参与制订的恰恰就有国家保密局。因此，当美国《资讯自由法》规定“政府拒绝提供资讯要负举证责任；法院具有重新审理的权力；民众可以进行诉讼与反诉讼”的时候，大陆的“条例”却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院不公开单方审理”！两相对比，大陆政府资讯公开的透明度和民众的信任度被大打折扣。据《计算机世界》报社和北京时代计世资讯公司共同策划完成的《中国城市政府网站评估报告》显示，仅政府网站资讯公开一项，在36个政府网站中，61%没有网上审批和网上申报功能、55%没有网上采购和网上查询功能、50%没有网上查询功能！
其实，仔细审视大陆的所谓“政府资讯公开”，我们还发现了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
（一）“条例”仅限于对大陆政府行政机关作规定，这是资讯公开对大陆公权体系质量要求的严重不重。因此我建议：除制订“条例”外，还应迅速制订《人大资讯公开条例》、《公安资讯公开条例》、《法院资讯公开条例》以及《检察院资讯公开条例》。
（二）大陆政府资讯公开扎根于“地方行政特权甚于高层制度特权”的土壤。因此我建议：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应积极地施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镇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的资讯公开制度，即大量扩大资讯公开的体系范围。
（三）大陆政府从“权力政府”、“强制政府”向“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转型远未完成，民众对政府有信任危机。因此我建议：“条例”应明确规定民众具有索取政府资讯的获取权、提供政府资讯的豁免权以及因索取合法资讯而被政府强行拒绝、超期拖延的民众诉讼权；同时，为保证政府资讯公开的质量和数量，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信访部，公开联系方式，接受并处理民众的民情反馈和参政议政的建议、意见等，即确保落实民众的监督权。
（四）现在法学界人士已对“条例”提出了大量异议，证明某些条款界限模糊不清且持有明显的特权立场，而非公民立场。因此我建议：立即启动违宪审查程式，组织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尤其倾听民意代表意见，废除或修改“条例”中的所有特权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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