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若作为正命题，那么国际社会就成了它的反命题。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为它的国家利益打算，就仿佛是市民社会一般。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同样是自由竞争，一样遵循着“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市场法则。
我们经常批评某国枉顾国际道义云云，其实某国是站在其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作决策，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呢？国际社会是现实的，就如同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一样。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说人家好；违反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说人家坏，所以这样的好坏标准其实也是非常主观的。
国家作为正命题，国际社会作为反命题，二者统一在世界史当中。黑格尔将历史看作是自由的意志（The Will of Freedom）在人间的展现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的概念（The Concept of Freedom）在地球上展现的历史，到黑格尔当代，主要已历经了东方的（主要是中国）、希腊的、罗马的，以及日耳曼四个阶段。如同前文所说，概念是潜在的，理念则是实现出来的。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的概念具体化成为自由的理念（The Idea of Freedom）。而自由理念的自身（The Idea of Freedom in itself），是绝对神圣的（Absolutely Divine），那就是—-神（God）。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是有神论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到他的学生那儿，却被颠倒过来成为无神论的唯物辩证法。经过历史的实践证明：学生错了！
每一个国家，就是神在人世间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体现出神的意志──自由。自由不能仅是主观的想法与感受，还必须有客观的方式与制度，国家就是这个客观的方式与制度的体现。想想看没有国家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为所欲为，盗匪横行，这是自由吗？所以在国家中的法律制度，并不是作为限制人民的束缚，而是为了体现理性的自由。法律与伦理所限制的，正是人的任性，人在任性中的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仅是肤浅的任性表现。
而完整理性的自由实现，也不是一蹴可几的，而是必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步达成自由概念的圆满体现。在古代国家，主要是家父长式的体制，实现了一种客体性自由；在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政治中，开展出具有主体性自由的国家；到了现代国家中，透过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制度，加上主体性在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中得到了充份的伸展，而实现了主体自由与客体自由合而为一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
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神在世间有序的安排，种种的纷扰与战争，也都是一种“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在黑格尔看来，战争中英雄的行径好似热情、狂放、冲动而不理性，但是战争过后，潜藏于背后的理性，却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个更合理的状态来，战争中的英雄只是神要实现更充份的自由、过程中的一颗棋子，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狡黠”。战争是人类社会、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表现，是世界史在前进过程中必然的辩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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