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采访报导) 腐败犹如一个社会的肿瘤，它对社会机体的侵蚀、破坏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溃。反腐倡廉，作为新世纪中国极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着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人士的注意。那么，2004年的中国在反腐领域有何进展？肆意蔓延的腐败的根源何在？广为争议的“退赃账号”等提议是否又是社会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记者寇天力就此为您制作了五集特别报道《退赃账号及中国的反腐败》。
第四集：从制度找根源 它山之石可鉴?
在进入2005年之际，中国又有一些贪污腐败官员被查出法办的案例引起外界议论，比如收受金钱和情色贿赂的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安惠君、中饱私囊、赌博挥霍又畏罪潜逃的吉林省延边交通官员蔡豪文等等。这种情况使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它究竟说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工作的卓有成效、还是束手无策呢？中国政府究竟是否有能力进行反腐、又应该怎样进行反腐呢？对这些问题，人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追根求源、对症下药、首先找出问题的症结是人们的共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孙雁博士对中国的腐败问题进行过多年研究。她在自己的新著《当代中国的腐败与市场》一书中，首先对当前中国腐败的形式进行了分析。孙雁博士说：“一种是交流性的，就是二方都参与了，一个是受贿方，一个是行贿方；第二种是非交流性的，一般是官员和国家的财产接触，而不是和社会上的行贿人接触，这种形式比如说贪污啦、挪用啦、挥霍浪费、违背财经、渎职都属于非交流性的。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区域性的区别，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和偏远地区，有一些各种形式不同的东西。”
反腐措施不断却都难以奏效
各种形式的经济腐败在当今的中国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既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有关，也与中国的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有联系。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多年来在反腐败方面也作出些努力，比如从各地行政部门成立反贪局、党内系统由中纪委进行督察，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双规政策，到对党员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普及学习三个代表理论等等，不一而论，再到反腐败的各种构想、建议和争论等，然而这些措施却都难以奏效。
对此，孙雁教授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作出如此分析：：“动力方面主要是市场经济以后造就新的机会，国家的控制力下降了。一个方面是国内所称的‘新的一元化的专制’，原来是党委的‘一元化的专制’现在是行政上的，一把手的专制。由于政经方面都下权了，‘新的一元化的专制’好像比原来的更加专制。第二个问题是干部选拔制度上，审批、上报、选拔，过程很多，很多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纪委的附属地位，还是没有解决。我们反腐主要是党、政、法党是主要的，纪委实际上还是附属于党委，地位还不是很独立，人员上、财经上都是附属于当地的党委，所以没有什么独立性去对腐败采取真正有力的控制。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执法很软弱，有很多法，好像新的、旧的、关于经济的、关于各方面都很多，但是执行起来很软弱。”
根治腐败要从制度入手
孙雁教授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当前人事制度及法制建设方面的不足和漏洞。提出退赃账号构想的湖南省委干部王明高在分析腐败根源时则直接表示，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他说：“因为腐败都是和权利相伴而成的。当权利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时候，它是好的一面；但是当权利不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时候，肯定就走向反面。不管是封建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等等，不论是什么制度的国家，它滥用权力，就肯定倾向于腐败。所以现在世界上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所以不管什么国家都要对权力进行制约。”
然而，对权力进行制约又涉及到权力的构建与制度问题。因此，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阳教授指出，根治腐败一定要从制度入手。他结合王明高的退赃账号设想分析说：“还是一些制度建设吧！因为权力的滥用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是权力的分配合不合理？支配财富的权力让给这个人做，这个人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品德？这是一个干部任用制度的问题，尤其是干部遴选制度。
第二个问题就是权力之间要制约、要监督的。因为权力没有监督，尽管是一个好人利用权力，那就很难免会滥用的。所以权力的分配、权力本身运行当中须要监控，把这些制度不断的把它建立起来，才可能比较有效的阻止这个情况。因为退赃账户都是那些人犯了罪以后，他赎罪的一种方式；还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没有悔悟，那怎么办？”
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的人事制度及官本位惯例，腐败者往往不再是单一的个人，而往往是牵涉到一个个由利益构成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名贪官的暴露也常常能带出一连串的贪官和腐败分子。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实例，就是原辽宁省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及其他官员长期大肆收受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并与黑社会分子相勾结的案子。
因此，孙雁教授认为，在反腐败的具体做法上，中国应实行官员轮调制度，并成立类似香港廉正公署那样的至高无上的反贪权威机构。她说：“几千年来我们中国古代社会都流行循环，在一个地方过几年不能呆久，这地方呆久了，社会关系就多了，就讲不清了。三年五年就一定要转一转、换一换，到一个新地方，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时候，可以执法认真。我们可以外部调动，不要本地的，过几年再换一个地方。
现在基本上要调查一件事、一个人，还没有开始根本就寸步难行。那是每一层四面八方关系网，不管是同学、亲戚都来说情了，所以根本就执行不了。比如渖阳的几个大案后来都是搬到江苏去审的，广西的搬到广东去，要不然省长、一级的都要打电话来影响。我想一定要有廉政公署那种至高无上，和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机构才能运行的起来。”
西方经验可为中用？
当然，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然而，与当今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这个由声称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泛滥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深思，究竟为什么当今西方社会更为廉洁、西方国家在反腐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政府学习？
做为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的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王明高分析说：“现在比较清廉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最腐败的国家，在世界上目前也是施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所以理论上不能说体制是资本主义就没有腐败，别的就有腐败，关键是国家对权力是不是进行制约。
你看美国这最发达的国家它也是对权力制约多，所以对腐败制约的多；但还有一些非洲国家、一些亚洲国家、包括南美一些国家他们施行资本主义，但为什么他们那么腐败呢？就是对权力制约不够。所以关键是不管什么体制，都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你对权力制约越到位，国家的腐败就会降到比较小的程度。”
在美国，对权力的制约，既来自于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架，也来自于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的监督。而其基础，则又是固存于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和民主精神。虽然王明高不认为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一定适合中国，但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多年的孙雁教授认为，民主作为当今文明政治的一个普遍准则，是中国政府所缺少的；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民主对于反腐败来说，更为必要。
孙雁教授说：“中国还不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公开的渠道，中国腐败多的是在执行上面，执法上面；西方在执行上比较少，因为他们市场经济很发达，市场化、制度化程度很高，比如金融、银行、土地等，都不需要政府参与，不需要政府去审批什么的。中国现在还需要政府审批，一审批就要影响贷款啦、批土地啦，官员都有权力了。在美国官员没有什么权力，都市场化了，看谁的价格好，所以也难产生腐败。我们中国正在朝市场化转换的过程中，所以在这方面在执行政策上(腐败)是尤其的多。”
不过，健全民主与法制并非一日之功。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及人权领域的问题提出批评时，中国政府的回应往往是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理由反唇相讥、百般辩解。这也引起人们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是否真有决心从源头遏制腐败。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律专家袁红冰教授对此就不甚乐观。他认为，无论是王明高等研究人员提出的广为外界争议的“退赃账号”，或是中国政府的双规、严打等措施，实质上都是为了现政府、现存制度的延续而服务，而腐败本身就寄存于现存制度之中。
因此，袁红冰教授表示：“现在腐败已经普遍化、制度化，成为官员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这个状态下，想清除腐败行为，在现有的体制下绝对没有可能性，甚至连减缓这个腐败的可能性都没有。尽管不断的有高官被揭露出来，但是应该说每一个被揭露的高官实际上都是总体腐败中的一个很不幸的牺牲者，权力斗争中失败的结果，因此对立的官员之间是极其的防范。
另外许多官员为了自保，开始在官员内部，甚至把一些很古老的东西都拿出来，什么结拜兄弟啦、拜把子啦，试图通过这样的很江湖上的方式，结成一个坚固的同盟来保护自己。所以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在目前的体制下不可能解决的事情。”
胡温新政厚望成失望？
2004年九月，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就任中国党政军最高职务。由于他和国务总理温家宝在此之前常以亲民形象出现、并曾多次强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因此，外界有媒体送以“胡温新政”一词来表达民间对此新一届政府抱持的厚望。然而，反腐败作为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牵涉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原福建涟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曾以“穿防弹衣的反腐书记”一文而闻名，他在文中道出自己因反腐败而遭受上层的打压和下层黑势力的骚扰恐吓。而去年底，当黄金高被有关当局以生活腐化、贪污受贿名义双规时，外界无不感到愕然！虽然，黄金高现象的真实内情可能永远无法为人所知，但它却向外界表明，即使是在新一届的胡温新政，反腐败在中国仍旧充满荆棘坎坷、起伏波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