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自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中共党(团)员纷纷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发表退党(团)声明。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了近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党的叶浩先生。
叶浩先生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员﹐后在中国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中国法轮功分会期间的原负责人之一。
记者﹕叶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的退党声明﹐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退党的想法并且公开地发表退党声明呢﹖
叶浩先生﹕主要是因为看了大纪元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它系统深入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使我认真反思了这几十年走过的所谓“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道路。
这几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使我逐渐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随之开始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其实是从1997年起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以前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对共产党进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评》﹐我觉得我看懂了《九评》在讲什么。重新认识后，我觉得应该很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所以就正式声明退党，与共产党彻底地决裂。
记者﹕您能否谈谈当年在什么情况下入党的﹖那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后来又如何认识共产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叶浩先生﹕那个时候﹐56年苏联开了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许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榜样﹐到处都在宣传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时候﹐我们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种迷信的状态下﹐赫鲁晓夫做的那件事﹐无疑是给整个共产主义一个大摧毁﹐整个欧洲全完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评斯大林﹐都在质疑共产主义。
那时我们在大学念书﹐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崩溃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动﹐因为从小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一整套东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质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受中共洗脑宣传的影响﹐反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伟大光荣正确﹐苏联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个人崇拜﹐我们是提倡百家争鸣﹑白花齐放﹐苏联完了﹐就剩我们了﹐毛泽东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多么伟大。那时我们误认为这就是追求人类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产党﹐甚至讥笑那些对共产主义动摇甚至退党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说中国共产党那是一系列的欺骗﹐但是当初根本不知道“欺骗”这两个字﹐我们的悲哀就在这儿﹗共产党编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东西﹐彻底地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断地洗脑﹐让人们不断地接受它的灌输。当初只要是热血青年﹐想有所作为的﹑有理想的﹐愿意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说你“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当时也有不入党的﹐都被当成落后分子嘲笑。
现在当然是反过来看﹐知道是受骗了﹐但是受骗在哪儿﹖这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其实共产党邪恶﹐从革命第一天开始就邪恶。但那时没有什么信息来源﹐所有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严密封锁的﹐党内从来都是残酷斗争的﹐但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联的共产党﹐研究世界共产主义的衰落。我那时没什么钱﹐但还是买了许多书﹐世界各国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列宁的原著﹐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当时研究共产党理论理解不了﹐很多问题想不通﹐整个思想冲击太大了。因为刚说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现在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中共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非常残酷。
57年反右斗争，全国大规模镇压知识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围，我尊敬的师长、曾经在思想上引导我帮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打倒他们。那种痛苦的煎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把共产主义原则﹑共产党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类理想出路在哪儿等等各种问题都想通。当时每张大字报我都不漏﹐除了清华﹑北大﹐我还跑到别的学校去看。想弄清楚什么叫整风﹑什么叫反右﹑为什么要反右﹑到底谁错了﹑错在哪里。那么多问题困扰﹐从那时起我完全失眠了﹐彻夜不眠﹐这一失眠就是几十年的失眠﹐成了一个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来﹐要求我去批判﹐你说那多难受﹐怎么睡觉﹖
自己所谓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当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时就得去处理﹐到底那些理想还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以后怎么活﹖这些问题必须要回答。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良心和理想很负责任﹖
叶浩先生﹕那当然了﹐要不是认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骗人。我们那时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因为有好处才入党的﹐而是确实抱着一个理想。
那时要我去当清华的政治教员﹐而且后来又弄我去当政治辅导员。我还真是想全心全意把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那时您周围的人入党和您的想法一样吗﹖他们是否也经历了和您类似的痛苦的认识过程呢﹖
叶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辈，跟我怀着同样理想、牺牲自己贡献人类伟大事业的同道者，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经历过痛苦的思索过程，并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时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干﹐念书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强﹐他们都象哥哥带弟弟一样带我﹐不断地引导我﹐大家在一起﹐他们带着我走﹐后来一反右﹐就把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还都是亲亲热热的好朋友﹑好同学﹐还讲共产党的好话﹐后来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成了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他们、打倒他们。在我前面的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当时非常痛苦。
那时候我才20岁﹐我那些同学也就21﹑22岁﹐都被打成右派了。一个21岁的孩子﹐就是因为说了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教授捧着一个学生﹐现在一个教授得管我们十几个学生﹐哪能管得过来﹖现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说“教育今不如昔”﹐这就是右派。我们班还有个右派﹐就是因为认识到共产党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么也没说﹑没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时有档案了﹐谁好谁坏﹐就写个条子﹐搁在档案里头﹐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华﹐以后有个好前途﹐就说﹕“你们要是搁了什么东西在档案里﹐以后怎么办呢﹖档案不好。”这就叫反党﹐也被打成了右派。
记者﹕共产党这一点非常坏﹐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给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毁了。
叶浩先生﹕是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整个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懮。因为整个知识分子被消灭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能苟延残喘幸存下来的是无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卖灵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既震惊又无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记者﹕那后来您什么时候想清楚的呢﹖
叶浩先生﹕可以说一直都在变﹐因为一直都在进一步认识﹐而且每个认识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卷入到清华的高层学生干部里。毛泽东在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到了﹐听完我做了记录﹐结果发现后来发表的都是彻底相反的﹐我就觉得这政治上也太骗人了。
那时候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齐放﹐诚恳地让大家提意见﹐动员大家提意见﹐逼人提意见﹐你一定要提意见﹐你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忠诚﹐结果人家刚一提意见﹐就把人斗死了。整风是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上的讲话发动的﹐完了之后﹐就是反右﹐再之后发表的那个讲话﹐内容全改了。
共产党的坏是从理论上坏﹐把自己的坏做了理论性的阐述﹐冠冕堂皇地坏﹐这一点很难揭露﹐很难看透。对共产党来说，讲暴力﹑恐怖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民主自由﹐不允许﹐这是资产阶级口号﹐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锐﹑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都是应该的﹐这些问题早就在共产党的理论中都是定好了的。
现在有些人还在讨论﹕中共要不要独裁﹑要不要集权﹑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选举。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本质上已经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政嘛。不搞三权分立﹐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是共产党﹐就不能搞三权分立﹐理论上早就定好了的。
记者﹕听说您曾经在公安部工作过﹐您能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吗﹖
叶浩先生﹕那时我们在清华﹐政治教研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党组织都被打成右派﹐整个党的系统都垮了﹐团组织﹑学生会全垮了﹐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全完了﹐在我前面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后来我被弄到清华的马列主义教研组当教员﹐他们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来了。我57年成了学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辅导员﹐又是教员。
后来到公安部是60年的时候﹐公安部那个时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华大学派出系里的系主任去支援﹐我们是无线电系﹐那时刚成立。57年我在无线电系当教员的时候﹐是第一批无线电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无线电的教员。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顶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后来那些研究成果被用来镇压人民﹐我感到很罪恶。
那时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的﹐在这种罪恶的社会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产党员﹐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产党说镇压右派错了﹐这些错都是我们去犯。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得做罪恶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说共产党有错误﹐我们手上也都是沾满鲜血的﹐痛苦就在这里。
只要是党员﹐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问我退党的事情﹐如果真认识到共产党的罪恶﹐逃都来不及﹐怎么还说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评》﹐逃都来不及﹐怎么会不退党呢﹖
记者﹕经过这么多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为什么还有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幻想共产党自己能够改良变好呢﹖
叶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研究过什么叫共产党﹐不懂共产党﹐根本就是外行。其实共产党早都是定义过了的﹐不可能改变的。
记者﹕是的。即使有个别开明的领导人﹐也无法改变共产党的本质。就象赵紫阳有人性﹐但是共产党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赵紫阳打倒。
叶浩先生﹕《九评》就好在这儿。九评写出了共产党是个生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控制不了共产党的﹐是共产党控制了总书记﹐这个写得非常深刻。
为什么《九评》威力大﹖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揭露了共产党。胡锦涛现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的理论﹐他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那还能改革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温新政”的。
欺骗总有暴露的时候﹐一暴露﹐人们就会认识到和它宣传的是截然相反的﹐就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记者﹕普通的老百姓经过这么多运动﹐什么时候认识到的呢﹖
叶浩先生﹕共产党整个历史上不断犯罪﹐人们才逐步认识。老百姓倒是整个文化革命之后才认识到的。农民是很容易认识的﹐当初打天下靠农民﹐到了“大跃进”以后三年﹐饿死几千万﹐农民早就知道共产党坏了﹐但是农民政治诉求没地方说。
到底坏不坏﹐有没有出路﹐历史上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说这个问题。所以在整风﹑反右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灵魂都没有了。
记者﹕看来您对共产党的理论作过不少研究。
叶浩先生﹕因为那时就让我吃这碗饭﹐当政治教员﹐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实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荒谬的﹐离开了人为中心的东西就是幻想﹐马克思主义整个就是错的﹐理论上就错了﹐总结的规律﹑方法﹑要素都是错的。所以《九评》威力大﹐他是从共产主义幽灵﹑从马克思开始说。
我后来修炼法轮功后﹐就不研究政治了。当初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为法轮功做义务联络工作﹐当时都很清楚我们时刻都可能被抓﹐因为我们是有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是讲“真善忍”﹐他们是假恶斗﹐我们讲的和共产党讲的全都相反﹐共产党怎么能不企图消灭法轮功呢﹖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叶浩先生﹕57年开始睡不着觉﹐那时把自己身体彻底搞垮了﹐浑身浮肿、病魔缠身。对中国前途彻底失望了之后﹐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命不值钱哪﹗政治上要犯错误﹐九族都要受牵连﹐家里人都完了。后来就去求西医﹑中医﹑针灸﹑吃草药﹑补药﹐各种手段都试过﹐都没用。那时不让练气功﹐因为当时中共对气功的定义就是封建﹑迷信﹑落后﹑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着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要么等死﹐要么还是试试气功﹐所以就去试了。
1992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才摆脱了历次磨难造成的伤痛与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个“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升华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记者﹕有些人觉得法轮功参与政治﹐您怎么看﹖
叶浩先生﹕国内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有各种级别的官员跟我们接触﹐我们就是告诉他们一句话﹕“我们对中国政治不感兴趣﹐给我们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都没兴趣﹐我们就是修炼﹐跟政治无关﹐对政治一贯没有任何兴趣。”
我们现在只是要在理论上清醒地认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迫害我们﹐我们才去揭露它﹐让人们看清它是什么样。
现在连我们的朋友都彻底相信我们了﹐还用我们表白吗﹖一次聚会上﹐一位民运的朋友说﹕“我现在才觉悟了﹐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就是要支持法轮功﹐反正法轮功什么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还要我们讲什么呢﹖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是修炼﹐没有对人间有任何需求﹐没有政治诉求﹐对社会制度﹑政治权力等都没有任何兴趣。
记者﹕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认为呢﹖您觉得他们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
叶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为什么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须搞政治﹐一切要服从党﹐一切服从党中央﹐这个就是政治﹐它不灌输这个政治﹐就达不到这个控制。
现在所谓的“搞政治”其实是个代名词﹐简略了﹐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新的主张就是搞政治。不是说“服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那个政治﹐那个政治我们被要求了50年了﹐共产党一贯教育人们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白活着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右派﹑右倾﹑反革命﹐等等﹐就没有好下场。现在人说“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么敢反对中央﹖”﹐“你怎么敢跟共产党作对呢﹖”
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政治社会﹐政治的涵义都变了﹐其实是人们极端恐惧的自我保护的俗语﹐是因为人被中共迫害得惊慌失措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