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4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李晶3月14日撰文)香港－无论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月4日发表对台湾工作的“新四不政策”，抑或是中国大陆近日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都没有提及北京官员过去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国两制”。有分析指出，这跟“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在过去七年多不断被批评，且已产生“标韱效应”有关。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14日正式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提及“一国两制”的字眼。巧合的是，胡锦涛3月4日发表对台湾工作的“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望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以及“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当中也没有提及“一国两制”字眼。
应该补充，《反分裂国家法》第五条有指出，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严格来说，在一个国家主权的框架让台湾实行不同的制度，高度自治，也可以说是高度自治。不过，大陆方面刻意避开“一国两制”字眼，似乎也有他们的苦衷。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想法，开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11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即曾提出：“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就不提“解放台湾”、“和平解放”等说法，这在中共内部而言，也算是一个“重大变化”。
1981年9月底，当时的中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著名的“叶九条”谈话中说：“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谈及了“一国两制”四字，在接见一海外朋友时，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3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一大学教授时，又较为具体地阐述了他对“一国两制”的构思。他当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1984年9月以前，中英正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实际是以“一国两制”原则应用于香港。因而在这段时间内，邓小平曾多次就“一国两制”问题发表谈话。例如，当年2月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一研究中心代表团时，4月28日会见美国总统雷根时，4月18日和7月31日两次接见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豪，以及同年六月两次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政坛红人钟士元等人时，就都曾对“一国两制”构想发表过论述。其中以《瞭望》杂志10月15日集中归纳报导的内容为最全面。
之后，北京就决定先把“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并以香港作为“示范单位”，说服台湾接受这个概念。1984年12月中英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1990年4月中国大陆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些发展，都被视为是“一国两制”构想由理论走向实践的步骤。
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北京就大力向台湾推销“一国两制”。2001年4月23日，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就曾表示：台湾实施“一国两制”可比港澳宽松。据后来的一些北京学者指出，北京认为香港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中央必须派驻驻军，但台湾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另外，为了表示对台湾的尊重，台湾的领导人也可以当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不过，台湾方面对有关的宣示并不太感到兴趣。更糟的是，自2002年江泽民大力挺香港首届特首董建华连任后，香港就不断发生情况。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欲通过“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结果同年7月1日有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同一年香港政府处理非典问题，也惹来不少批评。在这两次事件中，香港市民强烈批评被指是在“钦点”下连任的董建华，再加上香港经济一片低迷，“一国两制”从此在台湾更没市场。
就在这些背景下，北京在2002年上台的新一届领导人，似乎更小心翼翼地处理有关“一国两制”的问题。也有意见指出，概然当局对台的建议较香港更宽松，这也就等于“一国三制”，所以现在的中国大陆领导索性只说“高度自治”，避免出现不同解读。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慢慢“虚化”“一国两制”似乎已经成为趋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