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后期，在全国的政治大釜升温到一定热度、做好了意识形态铺垫之后，从六九年的下半年开始，把城市知识分子逐一驱赶到农村、工厂或兵营，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炼狱和肉体苦役。
由于科技大学的工宣队是来自铁道兵部队，科大师生首先被派遣到铁道兵部队，去北京西郊房山小三线修筑铁路。劳动队伍的组织完全按部队的方式编制：班、排、连、团、师。不论是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也不论岁数是七十、四十、二十，甚至不顾男、女、伤、残，统统混合编制，大家干一样的活。将“牛鬼蛇神”和隔离审查对像平均分插到各个班排。每个连派两个士兵担任连长和政治指导员，排长和班长由军宣队指定的左派干将担任。
房山小三线铁路就是京原线，路线专门选择大山走，是根据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设计的。因此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山洞、填山沟，成天、成月、成年与花岗岩打交道。一部分工作是风镐打孔和爆破，这由铁道兵士兵担任。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炸出来的石块搬进斗车，运往要填的山谷。石块小的一个人举起扔进斗车，大的两人抬起放入斗车，再大的就要用撬杠和铁锤设法把它砸破，然后放入斗车。工作不仅高强度、超沉重，而且十分艰巨和危险。这对于体强力壮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沉重的任务，何况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妇女、体弱、残疾和老人。当时我们排里有个‘走资派’，系主任黄XX，是个六十岁出头、有严重小儿麻疲后遗症的残疾人，连平地走路都有困难，在这样刀石林立、危岩遍地的工作面负重行走，真好像是小鬼走火焰山。难以想像的是，当权者们没有一个看在眼里，没有一个人为他说句话或改换一件适宜他的工作。在这里，看不到人的怜悯、同情和关怀，人心就和漫山遍野的花岗岩一样坚硬。我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性彻底泯灭，还是革命的烈火太旺，烧灭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此事使我至今难以释怀。
组织军事化，生活、行动也要军事化。男士一个班约十二人住一个帐篷，女士几个班合一个帐篷。每天起床号一响，迅速洗漱，十分钟就响集合号，连拉屎撒尿的时间都没有。随后列队去大伙房就餐。早餐二十分钟，很多人狼吞虎咽结束早餐，为省下一点时间去厕所方便。早餐后列队去工地，行走二十分钟。山石嶙峋、崎岖不平，深一脚、浅一脚，走不好就要摔跤。尽管很多时候走起路跌跌撞撞，还要放开嗓门高唱革命歌曲，以此表现“革命”的豪情或“被革命”的感激之情。
到了工作场所，每一个连列成一个方阵，干活之前听连指导员的训话。训话的大体内容是：
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指导员的话：“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阶级敌人，搬走一块石头就是消灭一个阶级敌人。”“每一块大石头就是一个大炮弹，扔掉一块大石头就是向美帝国主义发射一颗大炮弹。”“每一块巨石就是一个敌人的堡垒，每砸烂一块巨石就是攻破一个敌人的堡垒。”——。
就是这么几句话，翻来覆去，每天如此，千篇一律。训导者已经被训练成重复简单话语的机器，被训导者也已被训练成无话语的干活的生畜。
“阶级敌人”也好，“炮弹”也好，“堡垒”也好，都是用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一块一块地去搬，一块一块地去砸。据说这样可以练就无产阶级的铁打劲骨。“花岗岩再硬硬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决心，石头再坚坚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意志”。或如果有人提出什么技术革新方案，不但不会考虑，很可能会受到批判，说你是资产阶级技术挂帅。“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可悲的是，铁打劲骨没有练就，却不断有人砸断手指或脚趾，甚至砸断臂骨或腿骨。更惨的是，部队的工地医院只有拿手的锯骨技术，凡有骨损、骨折、骨裂、骨碎等工伤，二话不说，拿起锯子就给你锯掉手指或脚趾，乃至手臂或脚腿。造成的终生残废，国家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抚恤。当时我们排中就有一人右手有两个手指因石块砸伤而被截，另外一人的脚背和脚趾被砸伤而失去了一个脚大拇指。
一天沉重劳动，精疲力尽，腰如佝偻、腿若沉铅，收工后仍然要列队、高唱革命歌曲回营。三十分钟的晚饭、洗涮和方便，接着便是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十五六个人坐在帐篷内的行军铺上，学习“最高指示”或报纸社论，狠批帝修反；谈劳动改造思想，深挖私字一闪念；揭发牛鬼蛇神不老实表现，狠狠批斗阶级敌人。总之再一次绷一绷阶级斗争的弦，紧一紧无产阶级专政的紧箍咒，充一充“革命化”的电。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极端艰苦的生活中完全消灭了人的苦难意识；在完全监禁的生活环境下彻底消灭了你的自由意识；在受到生畜一样的对待时完全消灭了你的人格意识。
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科技大学七年初全部下迁到安徽合肥。四个月的山区修筑铁路的苦役宣告结束。
在我们下迁到安徽之前，我的妻子已经随她的单位去湖北“五七干校”。当时我们有一个两岁半和一个才几个月的两个孩子，妻子把大孩安排在全托托儿所内，把小的送到老家安徽舒城，请奶奶喂养。下迁时只能由我一手牵着老大，一手提着行李，仓惶狼狈带到合肥。其状况让我想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两岁时，由父母亲带着我逃日本时的情景。
幸运的是，我的老家舒城离下迁地合肥不远，且家中还有个奶奶，我只好又把大孩子送回老家，让奶奶劳累了。在我庆幸自己有此方便条件时，我也为那些无此条件的家长们，在这毫无人性关怀的社会环境下，困于处置他们幼小子女而感到悲哀。
在下迁校址内，经过乱糟糟、糊涂涂的近半年清查516斗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役。因为我校的工宣队是从淮南煤矿派来的，自然师生们就被组织去淮南煤矿挖煤。
组织仍然是军事化的形式。我们连的近百十来人被派往淮南的谢一矿。二十几个人住一个简陋的车间大屋子，统铺中每人只有两尺宽空间。除了下煤井挖煤，去食堂吃饭，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厂房式的大屋子的统铺上度过。它既是睡觉的场所，也是政治学习场所，阶级斗争场所，思想改造场所。没有书读（除了“红宝书”），没有音乐娱乐，更没有广播电视，连写封家信、说句私房话的条件都没有。人成了一部机器，一部可以听使唤、输虔诚的机器。其境况只有在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电影中才有可能看到。
煤矿下井分三班，每班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不停工。我们三个排也分三班下井，相互几呼见不到面。和在房山筑铁路一样，不分男女老幼、体弱残疾，一律下井干同样的活。比起房山工地一片狼牙锯齿的花岗岩世界，井下的工作环境更为恶劣。除了头顶上的小小一盏矿灯照亮的前方一小片亮处之外，都是一片黑暗。脚下除了有铁轨整木之外到处都是煤渣石块，有些地方还有大片积水，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
井下的工作分掘进和采煤两类。掘进是打眼放炮、支撑坑道和运走石渣；采煤是用镐头刨松煤层，用铁掀把煤装进斗车，运到特定的地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采煤的活，有时也去掘进工作面帮助运石渣。
每天上班时先穿上准备在煤层跌打滚爬的工作服，领来矿帽和矿灯，穿戴好之后坐上缆车，经过一千多米的斜井直到指定的工作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坑道内高一脚低一脚地再走上几千米，才可到达工作面。镐头掘煤，铁掀铲煤，斗车运煤，在黑暗、污浊、潮湿、缺氧的环境下，八个小时工作下来，精疲力尽，腰疼臂痛，无话语、无谈笑，只有默默的忍受。第一次从井下出来，相互看见对方满头满脸黑炭染成黑鬼一样，觉得可笑。到了政治学习发言时又多了一个说辞：虽脸染黑了，可心炼红了。下班之后去澡堂清洗，澡池里的水比阴沟水还脏，又黑又臭，简直令人作呕。思想改造交流心得时也多出一个说辞：在煤矿工人的澡池里，洗掉的是资产阶级肮脏思想，练就的是无产阶级感情。随着在煤矿劳动时日的增加，逐渐听到本矿井和临近矿井传来的矿难事故，于是政治学习中就经常听到：深挖私字一闪念，狠批胆小怕死的心里，坚决向党表决心，学习煤矿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此，在当时资讯极其闭塞、官方有意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流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伤亡事故，轻而易举地在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高热蒸汽下消融得无影无踪。
四个月的煤矿井下劳动，加上远离城市、远离家庭，几乎忘记了伤痛、灭绝了思考，在这集中营式的政治高压釜中，这批知识分子已经被蒸煮、改造成像那脱水的软木塞，塞到什么样的瓶口，填进什么样的缝隙，都会毫无反弹地乖乖顺从，服服帖帖就位，以至于在年终时，工宣队宣布从煤矿班师回校时，人们都干瘪得没有一丝兴奋之情了。
根据毛的“五七指示”：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筑铁路和下矿井可以说是“学军”和“学工”了。新年和新年刚过，又要派发老九们去农场“学农”了。我匆匆重新安排了两个孩子，轻装上阵去‘学农’。
敞篷大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把我们分别送到一个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仍然是军事化形式组织，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连。我们连的所在地叫范岗大队，主要种植大粮作物，另外有部分蔬菜和奶牛。这次，我们的宿营之地是真正的牛棚，据说原来是饲养奶牛的地方，特地为我们腾出来的。干打垒土墙，门窗只是留出来的空洞，没有门框和窗框，更没有门板和窗玻璃。屋顶是篾珊上铺盖一层茅草，地面是坑洼不平、带有浓烈牛粪气味的褐色土地。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供大家做地铺。按照班排顺序点名，一一自扛行李进屋，打开铺盖卷，一个紧挨一个铺开各自的铺位。就好像囚犯被押解到驻地，按号在指定的位置安置囚铺。只是工军宣队没有给每个人编一个囚号而已。八十来人，分里外两排，排满三十来米长的大牛棚。女士们就住在和牛棚相连的牲口饲料库。
起初一个多月的工作就是修水渠。每人一把铁掀，在渠底挖土，一铲一铲扔到堤埂上，开出一条两米宽、两米深的主干渠。开始大家觉得比筑铁路、挖煤矿要轻松许多，干活时也可以有点说笑。可是时间一长，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于动作单调，姿势和用力都是不断重复，很快手心生出大血泡，臂膀和腰背的疼痛越来越加剧。一天下来，大部分人手上的血泡都已磨破，疼痛钻心。没有人宣说，至多和邻近的人小声交换一下，互相看看手掌。因为牵涉到接受‘再教育’的态度，看你是否决心 “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人人都是默默的忍受，咬牙顶过钻心的疼痛。
开头几天，由于白天过于劳累，尽管地下阴冷潮湿，牛棚里的鼾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还能一夜熟睡。几天之后，手中的血泡开始转变为老茧，臂膀疼痛稍有缓解，然而睡觉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个人首先发现了虱子，很快，人人都说有虱子。虽经一天精疲力尽的沉重劳动，晚间却辗转反侧，不得入睡，或是夜间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眠。人们开始在钻入被窝之前脱下自己的内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抓虱子，或者劳动打歇时偎在堤埂上，在太阳下翻开身上的衣服抓虱子。此景很有些像动物园里的猴群，只是抓到的虱子没有送到嘴里去，而是用两个指甲盖把它碾死。不过，一不小心，抓到的虱子还未碾死又让它逃之夭夭了。有同事打诨说：“虱子比人的本事大的多，攥在手中心也会跑得无影无踪”。此话有谕今之嫌，说虱子比人的本事大，是哀叹当今的人，谁也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好在这次对虱子的议论非常踊跃，大家就虱子论虱子，尚未引起什么政治灾难。
有人说，虱子就是跳蚤，跳蚤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它可以跳到自身尺寸的五百至六百倍，应该登上吉利斯世界纪录。如果人也能跳得如此比例，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上帝国大厦的尖顶，跳过英吉利海峡。
也有人说，虱子是世界上最能挨饿的动物。如果你的衣服带着虱子收藏到箱子里，一年以后拿出来穿，它照样还要吸你的血。这也可以上吉利斯纪录。
还有人说，虱子是世界上最难消灭的动物。它寄生在动物和人身上，深藏在动物的毛皮里，人的头发、阴毛和内衣里，不能喷撒敌敌畏，更不能开水烫、烈火烧，只能一个一个捉。诸位回家只有脑袋剃光头，衣服高压锅煮，才可断其繁衍。
这些老九对虱子评头品足，见仁见智，可是谁也不提这虱子是来自牛棚，更不敢提出请求换一个地方住。那么，虱子之灾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初春季节，常有连天阴雨，到处都是烂泥路，行走十分困难，挖土更是事倍功半。这时就让大家在驻地牛棚搓草绳。人们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从谷场上的大草堆运来大量新稻草，经过农民的讲解和示范，每个人就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搓起草绳。和挖土只要出力不一样，搓草绳还要一点技术。很快，手脚灵巧、动作麻利的人就显出优势。有的人一个小时能搓出几十米，质量优异。也有的人一小时搓出几米，松松垮垮。每天劳动收工时，连长总要总结一下一天的战斗成果。挖水渠只统计全连挖了多少方土，并没有算计每个人的土方。搓草绳的成果是根据每个人上报的数字来统计。每人用两只手臂来丈量自己搓出的草绳有多少榻，每一榻大约1.8米。结果，最多的朱XX有二百多榻，最少的黄XX只有三十几榻。凑巧得很，朱和黄两人都出在我们排，而且前者是出身黑五类，经常运动被整；后者出身红五类，是个革命大左派。
晚饭后，以排为单位在地铺上政治学习，座谈劳动中的思想改造收获，这次搓草绳的统计，就成了老九们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次大升华。
有人发言，引用毛的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指出，干革命不是凭技能，而是凭的一颗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干革命“宁要无产阶级一根草，不要资产阶级一根苗”。
有的人发言狠批资产阶级法权，指出，技术有高低，能力有强弱，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讲价钱。记工分要干，不记工分也要干。有报酬要干，没有报酬也要干。红军长征时，不但没有报酬，还有掉脑袋的危险。持技术、讲报酬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还有人引用毛的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随时都可能复辟资本主义。
还有人发言说，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打破这一法权，朱XX的报酬就会比黄XX的报酬大上近十倍，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真正荒唐的是，这样的‘政治学习’大长了‘无产阶级一颗草’、一天生产三十榻草绳的黄XX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一根苗’、一天生产二百榻的朱XX的‘气焰’。
开始到了春耕、春种季节。耕田使用水牛和犁耙，这是当地农民干的活；我们的劳动内容主要是早稻插秧。初春乍暖还寒。插秧时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浸泡在齐膝盖的冰水和稀泥里。不问年轻妇女是否在例假期，也不问年岁长者是否有腰病或是脊椎损伤，让你下田插秧没二话。
插秧既要体力又要技巧。手脚麻利的人和笨拙的人差别很大。但前者接受搓草绳的经验教训，不作人先，不落人后，以求保平安。可是插秧的质量一眼就可看出高低。有的人插出的秧苗株距相等，行行标齐，分株大小适当，插土深浅适宜。而有的人插的秧苗东倒西歪，参差不齐，株距大小不一，株束粗细不等。生产队质量监督员看到这种情况时，就会来帮助你纠正或重新调配你的工作。午饭之后，朱XX因为秧苗插的很标准，因而被调到样板田去；而黄XX插的秧苗实在差劲，监督员只好调他去加入挑秧把。挑秧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从育秧的苗圃到插秧的大田有一二百米，挑起一百多斤水淋淋的担子，走在一尺宽的田埂上，搞不好就会滑跌到水田里。果然不出所料，黄挑了第一趟就已摔得满身满头的泥水。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次看看那些善于顺杆爬的老九们如何用资产阶级法权去为黄开拓了。
插秧工作最吃力的是腰背，一天下来，人人弓着腰，个个抚摸着背。而挑秧把最难受的地方是肩膀，一天挑下来，肩膀很可能要脱皮。人人都有疼处，个个要吃苦头。皮肉吃苦，咬咬牙可以挺过去；脱皮起茧，过些日子可以恢复。可是精神的扭曲乃至死亡，是难以治愈的。每当政治学习时，那些老九食客们总能找到一套说词，或无聊吹捧，或顺杆发挥，或谄媚献忠，或浅薄学舌，完全丧失个人人格和耻辱意识。这也正是老毛要实现的目标，利用高压锅式的集中营生活，消灭所有知识分子的群体思维和个人人格。在如此社会环境下，你是万万也逃脱不了的。不同的是，有的人是自觉地顺着杆子爬，自甘于人格的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心灵深处一块圣洁的天地。吃怎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罪、经再大的狂风暴雨、过再黑暗的鬼门，都不会玷污和放弃自己心里头那块圣洁的天地。
春耕春种结束之后，七二年四月我们被调遣回学校，据说是为了准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大家都认为，大学教育已经终止六年了（这是古今中外的奇迹！），该恢复我们教育工作的本行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只是继续在沉重的体力苦役和高压政治斗争的同时增加一点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所谓教学工作，只不过是给工农兵学员补习一点文化课，用不了十分之一的时间，百分之九十时间还是用在服劳役和‘政治学习’上。
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我们服劳役时间最长、最没有意义的是，在毛的“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下，五年之久在校园内的挖地洞。挖地洞只剩下教职员，因为老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新的工农兵学员无需劳动改造。 男女混合、老青搭配，八人组成一个班，每天四个小时下井挖洞。八人中留两人在地上，一般是女士或老弱，操作缆车和准备水泥砖块，其余六人一个一个地用缆车吊到二十几米深的井下。两人挖掘，两人运土，两人砌砖。尽管是科技大学，挖地洞用的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因为机械化会影响革命化，最原始才最革命。
当时科大挖的地道只有1.6米宽，2米高，平时不可能派上任何用场。用比豆腐渣好不了多少的红专和低劣水泥砌成的内壁，经常有坍塌事故，砸伤压坏人的事时有发生。可是在那事事讲“革命”、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只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伤愈再上火线；砸死了，死得其所。
尽管五年来在校园地下挖出如蜘蛛网似的不知多少地道，不但平时毫无用处，还要给地面建筑造成极大的隐患。若真的打仗，除非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地道战，这些坑道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深挖洞，广折腾，其真实的目的就是通过无休无止 的苦役，辱尊严，毁人格，灭人性。名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实则“整人、整民、为邪灵”。
十年文化大革命，老九们是一半时间是在群众斗群众的血腥政治残杀中煎熬，一半时间是在沉重的肉体苦役中挣扎。尽管没有枪械武器，没有脚镣铁链，也没有狱警岗哨，可是人人都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个个都诚惶诚恐不可终日。斗来斗去，基本上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很多知识分子被扭曲了人性，窒息了智慧，泯灭了尊严。有多少青春被白白耗尽，有多少才华被无缘无故毁灭，有多少睿智被野蛮地埋葬，更有多少无辜生命被活生生涂炭。这是大面积野蛮血腥残杀的年代，是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年代，是疯狂剿灭人性的年代，是全面荼毒中华民族的年代。谁是灾难的根源？谁是罪恶的祸首？历史不是早已明明白白昭示人间了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