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 很感兴能和大家见面。听说在英国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有很多人虽然远离了祖国，虽然久居国外多年，但是仍然关心着神州大陆所发生的一切。这一点就使我觉得我应该来和大家谈一谈，因为我也是非常关心中国的。
这次是应“希望之声”的邀请来和大家见面的。我最近的13年一直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我深知道现在在国际上搞短波广播的，大体上都是一些机构性的电台，也就是说，由政府出钱办的电台。这些电台有它们的局限性。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们的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清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目前对华进行短波广播的外国电台一共有二十几家。只有一家电台–在我退休之后发现的–就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它没有任何政府的背景。这样一个电台，实际上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我觉得有任何背景的电台、新闻机构它们都不能客观、公正地向听众报导一件事情。我也是因为对“希望之声” 报有希望而接受了邀请，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谈“九评”问题。
为什么要谈“九评”呢?我做了40年的记者,我始终觉得有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对国民党说三道四,对民进党品头论足,对香港的民主党和其他的一些89年以后流亡中国之外的党派论长道短,我们为什么不能评论一下中国共产党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人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来应该由国民党来做，因为国民党有和共产党周旋100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情也应该由民进党来做，因为民进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在中共的“文攻武吓”之下过来的；这件事情也应该由流亡海外的民主党或者是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来做；但是大家都没做。这件事情谁做了呢？《大纪元》旗下的一个（写作）班子。我认为他们做得非常好！我作了一个记者，我的观察是：他们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一直有人在不停地总结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经验。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可观地总结一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呢？这是一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情，关系到每一个人生活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生活经历不够，但是象我们这些过来的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人，我们觉得这个经验要是不总结的话，中国将来到底要往哪里走的问题还是不清楚。
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反右倾”、“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了总结，提出要“拨乱反正”。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明确地说（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反右斗争是严重的扩大化了。58年轻易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57年错误地开展了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另外有很长的一段是谈文化大革命的，提出的观点是从49年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是错的。“决议”最后这样说，“我们有决心和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我当时很感动，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我看到党内外这么多人死掉了，整个国家被搞得乌七八糟，乌烟瘴气。我当时以为它们良心发现了，中国有救了。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将近30年的历史，证明它们是说话不算数的。
在将近3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呢？正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70年代末，以邓小平和胡耀邦各为代表的双方围绕着中国如何向前走的问题有着尖锐的分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包括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政治民主化”。最后的结局是工人民兵硬是用大棒子把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打跑了。当时死了多少人是没有任何统计的。这是我作为记者从内部了解到的。当时胡耀邦对这些做法完全是反对的。他的看法是：需要建立党内的民主，有了党内的民主就会有几十年的稳定。这和89年以后邓小平的看法完全相反。
80年代末期在“6.4”镇压学生时，邓小平的观点是，“杀它20万，争取20年的稳定。” “6.4”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以坦克和冲锋枪结束的，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反正死者里面有我的朋友。有些实在是非常无辜地被打死的，譬如，有个朋友是在下夜班的路上路过天安门一带被打死的。
到了90年代末，就是著名的“镇压法轮功”。由于中共在海外的宣传，法轮功的事情使人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我听了以后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一开始时对法轮功在中国所有的媒体上是广泛宣传的，他们用很重的喉音说着“法轮大法”，还有很多大家在一起炼功的画面。我个人对法轮功的理解是这样：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哲学运动，不是邪教！什么哲学运动？是提倡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运动。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但我作为一个记者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提倡的是“真、善、忍”，和官方提倡的斗争哲学是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在一夜之间，他们为了争取一下自己活动的地方，就被打为邪教。而且任何了解社会生活的人都知道，任何邪教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的！我在中国农村见过邪教，我在法国也见过邪教。所谓邪教都是一个小圈子，秘密地活动。而法轮功的人不是这样的。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他们完全是公开活动的。在我认为，大法是达到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这种境界的一个修炼方法。但是，这样的一场运动硬是被加上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镇压，到现在仍然在受迫害，许多人无辜地死在监狱里面，许多人无辜地受到迫害。就是那些没有被折磨致死的人，他们也是受到迫害的人，他们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所受到的伤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啊？！
所以，最近这30年来所发生的这样一些大事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所写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推翻了！表明了它既没有能力也么有决心来纠正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来谈“九评”问题就很有必要。
对共产党，必须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了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3月1日在“博讯”网站上，发表了我的老上级，原新华社副社长的一篇文章。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退休了，住在北京。他说，他的文章在国内不能发表，所以把文章寄给博讯网站请他们发表。他的文章叫“莫谈国事兼论三权分立”。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国民党垮台前的气氛差不多。”这个气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莫谈国事”。通过文艺作品大家都了解到，国民党垮台前到处都贴条子，“莫谈国事”。现在中国人见面也是“莫谈国事”，不敢谈政治。这正说明社会面临着一场大的风雨。他从“莫谈国事”这个现象提到了一个问题，他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三权分立。他是一名老党员。他说现在正在开人大，他当过人大代表，他知道人大是怎么回事，和宪法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宪法上说中国的人大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利机关。但是他说他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明白地知道在那里管事的、决定问题的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党组传达党中央的精神。所以宪法上说的最高权利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是错的。最高权利机关是哪里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是政府，是大家选出来的，而在中国不是！中国是政治局常委治国，这在天底下是独家的。他的文章最后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文章不能发表，但是他一定要发表，就送到国外去发表。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最后一句话，“我现在的想法是，‘我爱我党，我更爱真理。’”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公然挑战了胡锦滔。胡锦滔在不久前明确提出中国就是不能搞“三权分立”他在文章中提出不搞“三权分立”中国的腐败就解决不了，不搞整个社会就稳定不了。对于这些共产党员来说他们是要做个选择：你是选择党还是选择真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这位老上级已经做出了选择，在党和真理之间他选择了真理。
我讲这些党内人的变化，并不是说中国的变化靠他们，中国的前途靠我们大家。我们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被人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也许注意到了，当年胡耀邦逝世的时候党内比较高层的人物出来讲话的比较少，但是这次赵紫阳逝世和中央唱反调的、和胡锦滔唱反调的高级干部却很多，何止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呀？新华社还有另外一个退休了的副社长公开站出来反对对赵紫阳的处理，认为89民运一定要平反。他坚决认为肯定有一天会平反。
刚才我讲了30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共产党是说话不算数的、言而无信的组织。
我再说一下共产党的来源，其实就是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简单的说它只有两个内容：第一，万恶之源是私有制，所以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消灭私有制。第二，在建立共产主义之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是严格地按照这两条办事。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的问题是搞私有制还是搞公有制？经过了几十年的折腾终于明白了，搞经济不能搞计划经济，要搞市场。几十年那，多少条人命那！看上去好象现在是把《共产党宣言》的这一部分否定了，宪法上也写上可以有私有制了。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观察我还不是那么放心。为什么呢？首先一条，中共发展私有制的政策是和它的政治纲领完全是矛盾的。你现在让我发展私有制，那将来有一天你拿出你的政治纲领，你也可以再搞公有制啊，这不是没有先例的。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第一次执政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国有化。结果法国经济一塌糊涂，许多有钱人纷纷逃跑。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时，我在那里采访。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凡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日子都好过一点；凡是走了中国和苏联道路的国家日子都不好。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为私有制辩护，私有制也有它的问题，但是它比公有制要强，公有制是搞不得的。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它的政治纲领是绝对矛盾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它可以说话不算数的呀。“反右斗争”就是例子。我有很多老师同学就是当时向党“交心”，为党好，提意见。过了没几天，说是要从知识份子中搞出50%的右派。结果这些人，他们的一生都被毁了，本来可以为国家和民族做很多的贡献的。这是一个例子。既然有这个例子，我就不会放心。
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块，中共是绝对不让步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在继续着中国封建帝王千百年来不断在写着的好人受屈的历史。如果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把这段历史写下去的话，中国是没有好前途的，从党内来说有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将来还会有其他的胡耀邦、赵紫阳。有人说，胡耀邦、赵紫阳也好不到哪去，我不愿意这样看。赵紫阳被软禁后有个气功师给他治疗。的气功师宗凤鸣写了一本回忆录。他记录了赵紫阳不同意镇压6.4学生的一个基本思想。他跟这个气功师说，如果我们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无法实现法制和民主。对于这些人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事，能象赵紫阳这样，思想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他坚持他的立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赞成的。而且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从党内站出来，象前新华社的副社长那样，我们应该欢迎他们站出来而不是把他们打回去。这样的人愈来愈多，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专政机构内部的人都已经受不了你的专政了，我觉得这个制度就快结束了，它也应该结束了。
从我目前得到的消息看，中国的状况不太愉快。据说，这次“保先”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整肃从89年以来在党内那些提出反对立场的高官，比如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胡耀邦的秘书林牧、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人民日报的前总编辑胡绩伟，等等。中共认为这些人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反对势力，如果任这种势力继续下去的话，它的专政会不保的。但是我可以向大家这样说吧，凡是倒行逆施越厉害的地方越会出现义无反顾的斗争。毛制造了他的反对派，邓制造了他的反对派，江泽民制造了他的反对派，胡锦滔制造了他的反对派，他们把一大批无辜的人赶得无家可归，无处藏身。这些反对派正在越来越多的积累起来，他们正在集合他们的力量。他们有一天会形成一种打击力量。这种打击力量就是对反民主制度的彻底决战。我认为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因为中共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如果今天人们看不清楚，明天会有人看得清楚。从最近30年的历史也可以看得清楚，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这步棋了。
由于科技的进步，由于《大纪元》、“希望之声”这样一些独立的、敢说真话的媒体存在，由于大家生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一代一代的人明白了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组织，一个暴力拜物教终究有一天会被历史埋葬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谈谈我个人的想法。我做了40多年的记者，我和谁也是无冤无仇。但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我要客观地观察一切，我要毫不客气地剖析一切。
最后，我感谢“希望之声”对我的邀请，使我能有机会和在伦敦的这些好人见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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