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讯】共产邪党的愚民政策，以“民众愚昧”的邪论为基础，以强制性地愚弄民众的手段为主体，以达到民众愚钝从而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为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共产邪教的愚民政策不但没有收敛，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逐步升级，特别是到邪恶政权建立40周年的1989年6.4，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直到50周年的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逆天理反宇宙，人神共愤，即将遭到天诛地灭。本文揭示共产邪教的愚民政策，使人们多角度地看穿邪党的各种流氓本性，理清被邪党愚弄糊涂了的问题，早日从思想上与其绝裂。
共产邪党为什么要施用愚民政策呢？其依据是中国“民众愚昧”的邪论。
共产邪党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幌子，什么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等等等等。哪里让人民当家作主了？哪里是为人民办事了？就连全国人大、政协，都必须言听计从邪党专制独裁统治的，人们公认为：是“小媳妇”、是“花瓶”、是“橡皮图章”。什么“普选”？“等额选举”、“差额选举”，都内定好了还选个啥？！大多数人都没参加过基层选举，参选人数不够咋办呢？有的是一个人代替几个人选举，最基层的选举自发地也以“代表”形式走过场，多么有讽刺意味的“代表制”。再向上则是名正言顺的一层一层地“代表”，这些“代表”都认为所有的选举也只是走走形式，当然越往上去的“代表”越有头衔，基本上都是党政官员，不敢违背上边的意图选。否则便会丢了乌纱帽，甚至于写提案都得看上边的脸色。哪里还有敢直言上奏、为民请命者？！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不敢搞人民的直接选举呢？为什么不敢让人民畅所欲言的发表意见呢？为什么不敢搞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呢？为什么全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弱小国家都能做到，而洋洋中华大国却做不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不是自欺欺人的空话吗？有位小学教师在网上质问：“有学生说电柱杆上写有‘真善忍好！’为了对教育下一代负责，我想找法轮功的书看看，可很困难。最后借来一本《转法轮》，那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反对政府的，都是要求人们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儿。我们的国家怎么了？腐败没人管，按‘真善忍’做好人却不行?假如《转法轮》是教人走邪路的，那为什么不将其公布于众？为什么反倒匆忙销毁呢？那不是最好的证据吗？”邪党一贯认为中国民众愚昧。说什么“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都带着自己顽固的私利，若搞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则会出现千奇百怪的论调；若搞新闻开放，老百姓又没有辨别真假好坏的能力，不是把思想搞混乱了嘛！”江氏在接受CBS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中国人素质差”。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怎么到了今天，在邪党的统治下也都快60周年了，人类的历史已经跨入了21世纪，怎么反倒“中国人素质差”了呢？！真不知待到何年何月才能提高上来？！
香港回归后，人民要直接选举，邪党就是不批准，说什么“香港现在还不据备直接选举的条件。”在其邪党的羽翼下，港民的素质也差了？！试问：假如台湾回归了，台胞再也不能直接选举了，也得搞层层“代表制”吗？！既然回归了为什么还要搞“一国两制”呢？为什么不能象德国一样的统一？就是因为港澳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讨厌邪党的专制独裁制度。既然实行了“一国两制”，为什么不让港人治港呢？说到底还是想搞邪党专制的“一国一制”。现在港、澳、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越来越多，台湾由几百人已发展到50多万人，这是邪党的又一大心病。于是，在香港“23条立法”的时候，策划加进了主要针对法轮功的条文，规定“香港不需要调查随时可以取缔在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等，结果遭到了大多数港人的反对，2003年“7.1” 50万人上街大游行，2004年又是53万人大游行。“7.1”本应是香港回归的欢庆日子，可是港人不能容忍把“一国两制”改成“一国一制”的做法啊！这是国际社会和台湾同胞也不能答应的。
一旦谈及这类问题时，什么“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华民族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言壮语，都不翼而飞了，这便是“党文化”的诡辩术——什么问题上说什么话。邪党在口头上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邪党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在邪党的骨子里则认为：“主人”是愚昧的，而“公仆”则是高贵的。这来回乱颠倒的哲学，就是共产邪教的“辩证法”。实质上，不是“中国人素质差”,是邪党的本质太邪了，做的坏事太坏了，怕百姓知道的真象事实太多了，会引起更强烈的公愤，时时刻刻都耽心丢了政权，才愚弄民众。
共产邪党强制性地愚弄民众的手段主要有五种：
首先，说说对内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地管制。
邪党要求新闻媒体必须是党的喉舌，清一色官办。这样一来由于其党专制独裁的“一言堂”，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一言堂”。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是中宣部，领班者是新华社，重大事件必须都转新华社发的独家新闻。所以大陆内的电视台、广播电台虽多，却是千台一调；报纸、杂志众多，却是千篇一律。为抬高独一家的新闻效应，每天都要搞全国的“新闻联播”。为了强化新闻媒体的管制，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别领导小组和领班。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文革领导小组”，领班则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镇压法轮功中由610办公室直统的特别编撰小组，负责编造谎言、导演假事件。比如“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事件，就是特别编撰小组秘密搞出来的，其它新闻媒体不得介入一点，很怕暴露了马脚。
在对新闻媒体的强制性管制中，不断强化邪党的新闻戒律。什么“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必须为政治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歌唱主旋律”等等。对于反腐败，不能监督、揭露，只许定性后才能报道。据知情者透露，十年以前党内一个最高层资深的元老曾说：“共产党若是彻底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所以反腐败只是走走形式，而新闻媒体只能是跟在屁股后边，吹吹喇叭抬抬轿子。对于虚假的人权、民主、自由，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敏感问题，不许涉足报道。财政金融危机形势不好，也要说形势一片大好；下边做点什么好事，都归功于“三个代表”；开展“五个一活动”，强制性地以“党八股”为民众洗脑，什么“乡长坏，书记好，多亏党领导”。岂不知，实际上都是书记最坏，下边也跟着坏了有敢越雷池半步者，就会被摘去乌纱、开除公职。远的事例太多了，就说最近几年，《工人日报》、《南方周末》的某些人就曾遭此厄运。。有时高层专制者还直接干预新闻媒体，萨斯病开头就隐瞒不让报道，致使传染蔓延，危及全国影响到世界。但新闻戒律也可以不算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北京发表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后，北京的宣传部门曾批评过，并向各新闻媒体重申了“三不原则”：即对气功和人体科学“不报道，不宣传，不批评”。罗干便让何祚庥到天津去发表文章，并指使其杂志社不要认错。这样，来讲清真象的大法学员就越聚越多。天津公安局以扰乱了“秩序”而请示北京，罗干密令强行驱散。于是，天津便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大法学员，并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局还向大法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大法学员不得不到北京国家信访办(位于中南海西侧的府佑街)上访，这便是罗干导演的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违反“三不原则”的何祚庥和那个杂志社，非但没受处罚还得到了褒奖，因为迎合了上头的镇压法轮功的“政治需要”。
第二，对外的新闻信息严密地封锁——“精神封锁”。
国外的新闻是开放的、自由的，可以对执政者进舆论监督，美国总统克林顿、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问题照样可以报道。关于美国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新闻消息，邪党如获至宝，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岂不知这个新闻消息，就是美国自己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正说明人家敢于搞舆论监督。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共产邪党口里的高调是：“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最光明正大。”然而，对国外的新闻消息，怕得要命而掩盖视听：广播电台施放干扰，互联网实行网络封锁，外国的电视台根本就不准接收、不许观看，私人的信件也搞检查，私人的电话也设监听。在人类社会已走进开放了时代，再干如此腌臜之事，得耗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外国早就由于对人权的尊重而放开了所有的信息，可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却怕人民，不敢搞新闻开放。过去的年代收听海外广播，会被扣上“偷听敌台的罪名”而坐牢，如人民，不敢搞新闻开放。过去的年代收听海外广播，会被扣上“偷听敌台的罪名”而坐牢，如今镇压法轮功也仍然如此。2002年8月20日,合肥市郊区法院,开厅审判中国科技大学李传峰博士后等七位优秀学者，他们只因为收看了法轮大法的网站又是大法学员，就被抓被关被审判。邪党真是邪恶之极，竟这样对待高学历的国家栋梁之才、善良的好人。以前是外国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现在是中国对自己的人民搞“精神封锁”。北朝鲜共产邪党更厉害，八十年代初一个同事出国去探亲，带了两个半导体收音机，竟被扣留拆除了短波，怕收国外广播电台。
近两年，邪党老表白：“中国现在是人权最好的时期”，其实，不但信仰、民主、言论、游行等人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就连人民的“知情权”也被剥夺了。难道真是认为民众愚昧？还是怕丑闻败露？！请看看海外新闻媒体对客观事实的报道：
（1）、2000、2001年国际特赦组织两度授予江氏“人权恶棍”的称号；
（2）为了减少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判，特别是为抵毁日内瓦国际人权会议上每年对中国人权问题谴责的提案，多拉一些小国的选票，不惜挥霍人民的血汗，以无偿援助、低息贷款、优惠贸易等为贷价，大搞经济收买。如2004年3月30日，为了拉拢多米尼克，对这个只有7万人口的小国，“援助”1亿1750万美元，平均每人1600多美元。现今整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长年都在为掩盖人权丑闻而奔忙，一个“优越制度”的中华大国，怎么老乞求一些小国家“对人权问题的支持”呢？！
（3）、为了拉拢一些周边国家，不惜出卖领土。如把“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中国领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面积，全都给了俄国人。大陆新闻媒体不敢报道半个字，可俄国外长却得了便宜还卖乖，向世界喧嚷了出来。千禧年在纽约召开的首脑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华人，面对江首恶游行示威，大彩车上用大字通栏书写着：“千古罪人，还我山河！”震撼了全世界；
（4）、2004年6月5日，江元凶到安徽青阳县的九华山旃坛林寺烧香拜佛。县里官员把红地毯从山门铺到庙门，住持方丈给点着的三注香。这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小丑，就是再兼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也没有安全感了,不但在家里偷偷抄“地藏经”，又公开走出来，向管地狱的地藏王菩萨上香祷告，求菩萨保佑不下地狱；
（5）对法轮功的迫害，讲“内紧外松”，实际是把真象蒙盖着，不敢告诉民众，甚至对高层领导干部耍的也是“蒙骗手腕”。
真实的情况是：动用了国民经济四分之一的财力维持镇压法轮功(仅从北京财政局得到的消息:据2002年统计，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款额竟高达400亿以上)；几十万善良的人被非法绑架关押，用尽了古今百种之多的血腥酷刑，现已迫害致死（仅据民间收集又发到海外互联网上的、有真名实姓有住址可查的）1982人；法轮大法广泛流传于全球60多个国家，已受到的褒奖1300多项，《转法轮》一书，已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江氏及其帮凶已在世界20来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被告上法庭；“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成立并把江氏元凶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天天有修炼大法的人和平请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正邪善恶不久将会大白于天下！
上述仅仅几例事实，敢让中国人民大众知道吗？！邪党还花重金收买了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还收买广播通讯公司，以阻止对中国大陆播放的海外电视台。正如民谣所说：“明知干坏事，深怕百姓知，宁肯花大钱，封锁真信息。”中国人民有权利知道真象，有权利了解外面的世界，这种“精神封锁”必须打破！
第三，对民众的言论严厉地压制。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结社、游行、出版等自由，实际都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中国公民从来就没真正有过这些自由。当年谁若对其党和党魁说点什么，就是反动言论，写点什么就是反革命标语，必定罪判刑。如今谁若说“法轮大法好”，也算违法而遭绑架、被劳教甚至判刑。
各级党政机关都设立了信访办，有的还设立了什么“市长接待来访日”，这些幌子、招牌都是装点门面，实质是堵塞民众言路。有多少被克扣工资、不发工资、被强制动迁、被强占民地、“下岗”失业的人，屡屡上访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逼无奈集体横卧于城市大道上，堵塞交通以示抗议。“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邪党坏事干多了，时刻都怕覆舟，老劲喊：“安定团结”。怕上访特别是怕集体上访，要求层层包干负责，层层设卡堵截、抓人，各省市驻京办现在成了阻截办了。哪个地方上访的人多，当头的要受到处罚。因此暴力压制集体上访、集会游行的事不时发生。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标志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写进各国宪法，并且签定在国际人权公约中。而唯独在人民的共和国，上访就是闹事。中华文明古国历代明君，都讲君轻民贵，都允许拦轿喊冤。而现今的国家信访办却成了抓捕人的场所，特别是为法轮功上访的，统统的绑架！有冤不许申，有错不能纠，真话不让说！因此法轮功学员只能到人民群众中去讲，到天安门去讲，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去讲。
前两年，江首恶的俩个公子江绵恒、江绵康，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要在黄金地段地发财，多少市民因而一夜间失去了祖产被轰到郊区去。这些人不得不加入上访户的行列。为此江氏的姨外甥、上海市公安局长干脆直接派员到北京抓人，有些上访者生命甚至受到了威胁。据报道，2005年3月8日，在北京高法附近，一辆来自河南法院的截访警车，用暴力抓捕一个河南女访民。百余名上访者一齐涌上，不让警车开走。4月13日有5,0006,000人到国家信访办上访，虽然截访的有4000多人，仍阻截不了访民，终于把北京“两办”的大铁门挤倒了。
对公民著书立说一直实行出版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多半是以黑箱作业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邪党的宣传、新闻出版部门可以发出内部文件，禁止某一本书或某一方面的新闻出版，并且不需要给出明确公开的理由。海外出的书《六四真相》、《太子党》等禁止入内；国内出的《转法轮》、《中国农民调查》等被查禁。1991年出版发行的预言小说《黄祸》，只因为其中有的章节所描写的内容，和2001年江氏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相类似，所以就被查封了。
最近，又查禁了著名作家闫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认为其作品影射了在“为人民服务”牌子背后干坏事的人，邪党竟如此敏感、害怕又愚蠢，这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原本不被人们注意的小说，在邪党愚民政策中产生的逆反心理作用下，反倒提高了知名度，却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
邪党自称有三件法宝：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其实，世间最口是心非的莫过于邪党；其党最怕的是批评暴光，更谈不上自我批评，一贯的“伟光正”；至于统一战线，则是其党的流氓诡计之一，拉完磨杀驴子的事太多了。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今年2月28日发表了致全国人大、政协的公开信“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信中说：“本人并非法轮功学员，但坚信这些学员应该享有基本人权。生命权，乃最根本人权之一，常言道‘人命关天’，不经宣判，致死千条人命，理应严肃追究。
如有人说‘致死法轮功学员’是造谣，那就应该根据姓名、地址逐个查对，如果真能用确凿事实证明没有‘致死’的事情，那岂不也能说明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有关司法部门，如果不追究这样重大的‘造谣事件’是否是失职？掌握中共媒体的中宣部，如果对此不报道、不辟谣，是否也是失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件大事也不应该长期不闻不问、装聋作哑。”
这样的上书，无论古今中外都应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有利于社稷的忠良之举。而此类上书，他在不同时期，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写过多次，总数达五十余万字。然而，在这个自诩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里，他竟在“反右倾”、“社教”、“文革”、“清队”、“清查516”等运动中连续受到批判。并于66年6月被关进监狱六个月；74年12月被逮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78年6月被判七年徒刑进入“济南劳改支队”。此次上书，引起海内外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很多人打来支持鼓励他的电话，都不怕电话被监听，告诉了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络方式，包括手机号码。有一位律师说，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就找他。
先后因揭露萨斯疫情和为“6.4”上书而两次触怒中共当局的蒋彦永医生，在被当局软禁8个月之后，于2005年3月22日重获行动自由。但还是不许接受媒体采访；不许说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话；未经组织允许，不能参加任何地方社团和民间的活动，不许出国探亲等等。
第四、对全国百姓以谎言歪理蒙骗、洗脑。
邪党除了封闭的“一言堂”舆论宣传外，还要强制性地在各个领域、地域“占领思想阵地”。各基层党的支部都必须设宣传委员，当年的生产队还得有政治队长，小的单位都要设政工干部。高喊的口号是：“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就会被资产阶级占领！”什么宣传栏、墙报、板报、标语；什么雷打不动的定期学习、开会；什么宣传月、“三讲”、“保先”活动等等不一而足。
邪党惯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建政前后硬说成：解放前、解放后；新社会、旧社会；建国前、建国后。好象是只有邪党建政后，才有了国家。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邪党的统治才不过五十几年，也只能是这历史长河的1%。可是这些词语，都已经编辑进词典、电脑的汉字输入法里边去了，都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习惯语言而不以为然。邪党一贯混淆党和国家、党和中华民族的界限，在国外谁反对中国不讲人权镇压法轮功，就说法轮功“和反华势力勾结”。利用人们强烈的民族情结，制造迫害有理的谬论。
邪党极尽造谣说谎之能事。“反右阳谋”、“亩产万斤”、“叛徒、内奸、工贼”、“非典”等伪新闻，都映刻在邪党善于编造假话的“伟光正”史册上了。199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讲话，称：人们有权相信或不相信某种功法，并表示要镇压法轮功的传说是谣言。可是没过几天，即1999年7月20日，便开始了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前所未有的大迫害。
对法轮功的整个镇压，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撒了迷天大谎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自以为编造得真实，其实漏洞百出。（警察能在天安门背着灭火器巡逻？装汽油的塑料瓶子能烧不破？气管割断还能唱歌？……）2001年8月4日，经过慎密调查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LED）在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由北美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影片《伪火》，系统地剖析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为假案，在2003年11月8日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中获荣誉奖。
2001年1月30日新华社的匿名通讯稿，说刘思影“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里练习法轮功。”也就是说，小思影的妈妈刘春玲至少是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镇压前开始练功的。可是美国著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力蒲．潘先生，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2月4日发表头版头条报道说：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新华社不甘心造假的丑闻败露，于2月8日又发出通讯稿宣称：刘春玲是1999年7月镇压以后才开始在家里练习法轮功的。前后自相矛盾，新华社真成了制造谎言的工厂，在一个谎言被揭穿了的时候，很快又编出另一个新的谎言来。
编造谎言、虚夸谎报，成了邪党的家常便饭。在此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称，去年各省市统计的GDP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多了3.9个百分点，令国家统计局非常“苦恼”。有个民谣说：“报纸、电视虚，统计报表虚，小姐感情虚，领导干部的肾虚。”
“只许州官绕山放火，不许百姓夜晚点灯”六年来，利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制造谎言栽赃陷害。邪党剥夺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得到真实信息的权利。百姓为了辟谣、讲清被迫害的真象，利用电视进行插播，本来是在伸张正义，维护人们获得信息和自由的权利。邪党却倒打一耙，说什么“违反国际法”，干扰、破坏广播通讯卫星。绝口不敢提插播的实际内容，比如：天安门自焚是编造的骗局等等。暗地里邪恶集团下令对插播法轮功真象的大法学员“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许邪党利用电视造谣，不许百姓利用电视辟谣。
第五，对不受邪党愚弄的严酷专政。
在恶党的统治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无数的人冤死。历次都是要极力迫害、屠杀那些有才能又敢讲真话的、素质高的人，以达到“中国人素质差”的目的。比如：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胡风、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名知识分子、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彭德怀、“文化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张志新、6.4被坦克轧死的学生，现在还在镇压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敢讲真话才受到迫害的。今天人们把过去的“批斗会”、“破四旧”等愚蠢行为，当成笑话来谈，却不见这种愚蠢行为当今还在延续着，“红色恐怖”一直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心头。难道现在还任其邪党干坏事，都要等到将来再当笑话谈论吗？
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定得再多，也全是“聋子的耳朵”，只能当摆设。尽人皆知“党大于法”、“权大于法”。近来著名律师高智晟发表公开信，陈述法轮功学员的公民权被剥夺殆尽了，可是根本没有用，610办公室传达口头的秘密文件，要求各地的公检法不得接受法轮功学员的控告、申诉和起诉。这个610办的口头文件，就可高于所有法律，在邪党统治下竟出此邪事，可人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老百姓却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说了“6.4不平反，就不回国。”别有用心的人狡辩说：“他是华裔法国籍作家。”以此来为蒙骗中国老百姓的行径开脱，真是昧着良心说瞎话，人们都知道高行健是6.4以后才被逼出国的。况且邪党对建政以前出国的华裔美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宣传得家喻户晓了，怎么对千禧年获诺贝尔奖的反倒鸦雀无声啦？！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中国的民主百折不挠而奔走异国他乡。
老百姓对邪党已积怨甚深，既使在警察的荷枪实弹下也敢于抗争。因为强征农民土地、官欺民等，四川、陕西等省，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警察发生对抗。近日据报道，浙江省东阳市，有因工厂污染环境，数万农民聚集起来，毁坏警车上百辆，死亡数拾人。
愚弄民众的目的，是使之愚钝从而维持其专制独裁的统治。
通过“假恶斗”的方式，制造“红色恐怖”；用封闭的“一言堂”宣传，迷惑民众。使民众愚钝达到这样的目标：“革命者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做党的永不生銹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听党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无条件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的面前必须彻底舍弃自我，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和思维，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只是盲目地听从，党说谁好谁就好，党说谁坏谁就坏；党做的总是对的，镇压谁都是有理的。根本不去、也不会质疑邪党，人的基本是非善恶标准被颠倒了，人的良知都扭曲了。
很多人都变成了“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个风向标”。有个党的干部，紧跟上司溜须拍马，上司下乡时，他为了迎合上司爱吃猪肝的习惯，让基层干部现买猪杀，取新鲜的肝来溜肝尖；文革时他怕当保皇派，带头批判上司——“当权派”。说：“他做官当老爷，下乡时刁难人，让我找农村干部现买猪杀。”为了表明自己是左派，还动手打了“当权派”两个耳光子；后来“当权派”解放了，“三结合”到革委会，他又上台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上了‘四人帮’的当！”
在邪党的愚民政策中，党的文化成年累月天天讲，确实迷住了很多人的心窍，变异了人的观念，愚弄糊涂了人的思想，到如今好象才明白过来。中国大陆的各种运动，每一次整的都是一部分群体，人们都庆幸站到了大多数一边，生怕受到株连。然而，共产邪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整人的事不断地搞，此次没挨整下次可能就摊上。所以年岁大点的人，有2/3以上的都吃过邪党的苦头。
有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青年时期在城里哥哥家读书，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而他的同学、亲友，跟随父兄逃到了台湾、美国。结果，老爹土改时被斗地主斗死了，哥哥在“一化三改”“消灭资产阶级”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他自己历次运动挨批斗都没漏下，什么“地主的狗崽子”、“黑五类的孝子贤孙” 、“海外关系” 、“敌特嫌疑”等等，从“镇反”、“肃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最后批斗折磨得下肢瘫痪了。现在，去台湾、美国的同学、亲友回来了，被省、市官员敬为坐上宾，乞求为发展家乡经济而投资。他感慨地说：“革了一辈子的命，就革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兄和自己的命！
共产邪党再不敢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话了，这个口号已颠倒为其反意，成了讽刺挖苦邪党的语言了。现在又变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假大空”口号，反正老百姓已经熟视无睹了。这样的口号喊得越响的时候，越是邪党做贼心虚的时候。那么，邪党施行愚民的政策，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到底是谁服务呢？就是为当政的党的特权阶层服务！
民怨已经沸腾，靠“保先”是不行的，老百姓说得好：“都腐败透顶了，再放到冰箱里还能保鲜吗？！”中外很多先知的预言，都预言到了天即将灭共产邪党，人类将面临一场大的灾难，谁也不愿做邪党的陪葬品。海外报刊《大纪元时报》推出社论《九评共产邪党》以来，人们认清了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通过各种渠道口耳相传，轰动了整个大陆，引发了来势凶猛的退党潮，“红色恐怖”再邪恶也阻挡不住。截止至2005年5月1日，在海外媒体发表退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119万，世界各地都为之庆贺，在北京的上访民众也打出了“欢庆百万退党还我人权”的大字块横幅，共产邪党灭亡的时候就要到了！
200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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