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5月20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协会在多伦多大学的Behan 中心举办了首场英文九评共产党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共产主义是否即将在中国结束”。加拿大国会议员前保守党领袖，斯铎克威尔-德 (Stockwell Day)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大纪元分次翻译刊载演讲内容。
加国会议员演讲(1): 九评共产党震撼人心
加国会议员演讲(2): 中国人对民主的诉求
中国人民及其对民主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退党潮并非是空穴来风。
数十年来我们已听闻许多知识份子谈论中国人民自古即没有民主自由，某些人曾大胆的说中国人骨子里的遗传天性就是反对民主，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已被这个反民主、一党专政的独裁主义统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否说明了民主制度的无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是台湾的近代发展历史。
但我想要将我们的思绪引导到较为详细的回答──从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实践过程找到的答案。
这段历史象征着实践民主自由的勇气，一百年前，中国人明显地受到久远年代遗留下来的世袭帝王制度的桎梧，无论是知识份子或文盲乡村士兵都拥戴这个王者英雄的世袭制度。在廿世纪初，中国海内外知识份子极力坚持长期生活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中国人应有所选择，且其自由的意志不容被约束。接着出现光明的希望－伟人孙逸仙先生－以民主之名击败专制统治。
1911年专制统治的崩溃是如此的意外且戏剧性，以致历史学家仍在研究引发这场戏剧性变化的前因后果，这已成为一再重演的“走二步退一步”(two steps forward, one backward)的故事。虽然有着那么多的为什么，但当我们思考一个世纪的时间对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是太长，而且中国在进入廿世纪时，尚未真正脱离封建制度，因此这个故事真正引人入胜之处是其成功的成分有多大。
孙逸仙（1866-1925）是中国革命之父，一生以谨慎界定来自西方社会的自治科学理论，数次带领中国人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统治。这位受高等教育的医生到全球四处游走，受到全球各地教堂基督徒包括贩夫走卒以及各领导人的尊崇。他在1905年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结合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部分理论。当孙先生发动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皇朝（西方社会称当时的小皇帝为享利溥仪），他的理想立刻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人民期盼立刻推翻数世纪以来专制统治政府所留下来的东西。但马上就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大多数拥有权力且曾受益于旧体制的人物，都以残暴的力量显示他们的权力，而且在数年之内，许多人都表示比以前还糟糕。
孙先生短暂但激励人心的治理体制赢得世人的尊崇，并值得世人再次研析。今天的中国人，不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海外的中国人都敬仰为中国带来民主希望的孙逸仙先生，他的学说的精华不应被遗忘，而他在国民党的后继者却过早地受到诱惑，放弃民主原则及可贵的透明治理，使这些民主教义蒙羞。最糟糕的是，中国共产党玷污孙先生提倡民主教义的声誉，将之置于马克思－列宁理论之下。
当孙先生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国家时，面临了巨大障碍。某些人可能会认为是“自然”的障碍，最明显的是中国广大的领土、庞大的人口、以及复杂的人种以及区域的差异性。此外，数世纪以来留下的对当时（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个人意志的压抑、封建制度的遗毒、文盲、军阀的残暴法律以及法治的缺乏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我们今日所见，对民主体制的承诺已真正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清楚地察觉到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连结及其在全球的普及性。
数年后，独裁专制又以新的名义死灰复燃，各省出现军阀政体以及许多政党，他们全部假借民主主义但无法对全国人民承诺民主远景，孙逸仙先生在失望之余，重新修正他对中国的期望，他放弃民主的立即实现，以促进“指导民主（guided democracy）”，即一党体制，最高政府由该党统治但不受民主监督。孙先生是接受当时苏联新世界顾问以及西方国家人民民主先锋人士的指引，孙先生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现在已与苏联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合流，此实为一大错误。
这样的结盟注定在1920年中期宣告失败，孙先生的继承人蒋介石很快的发现共产党的理念与孙先生的遗教不相容，所以他改为建立一个由他自己指导的“指导民主”，并且承诺最终的目标是他不会再掌权而且会实现真正的民主体制，然而他终其一生从未实现他的诺言，即使他的儿子及继承人也未实现。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数次修正蒋介石的宪法后，一个真正的民主在台湾实现了。
诚如各位所知道的，在1920年代末期，国民党与毛泽东的共产党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并且一直到日本攻击中国时双方仍在持续内战，只是稍微停歇了一些（中日战争在1945年终止）。
当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政权后，其首要事务有二项，包括禁止言论自由（缺乏言论自由，民主即不存在）以及禁止教会。当毛主席展开破坏在中国的基督教时，他以洋风恶习、美式腐化等口号掩盖他的极权主义企图。这个路线符合他内部宣传的目的，并且激发在西方国家精英份子的共鸣，这些人轻视当时出现的宗教，并且乐于相信基督教只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数十年后，当中共感到中共体制遭到排斥，并因此开始减缓对教会的迫害政策，同时允许授予自由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的存在时，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才得以一窥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很明显地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从未遭到毁灭，对言论自由的渴望也依然存在，而且对宗教自由的期望更是殷切。
由于中共对所有信息的监控以及对西方媒体的监视，在西方世界的世人无法看到在毛主义时期更多的不规则以及反常的民主抗议案例。在1989年6月爆发的天安门示威运动，通讯科技的进步使得即使是铁拳政权也不可能对外完全封锁消息，对天安门广场上抗议者的现场采访，向全球证实了压抑不了的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并且鼓舞中国大陆每一块领土上的老百姓为民主奉献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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