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2日讯】这是一则《世说新语》品藻门里的故事︰晋朝王羲之的三个儿子——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一起拜访当时的名臣谢安。徽之、操之两人多说世俗琐事，献之则仅寒暄而已。三人离开以后，座中宾客询问谢安︰“这三位子弟谁最贤才？”，谢安言道︰“小者（献之）最好！”宾客又问︰“你如何能够知道呢？”谢安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论可知。”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去年坐火车回中坜看爸爸，从彰化到中坜约莫两个小时的车程，一上车身边坐的是一位陌生的少女。火车开动，少女顺势捉起手机开始报平安，她似乎十分陶醉，一下掩面低语，一下放声大笑，一会儿又羞赧沈吟，若有所思，对窗外的美丽景色和难以理解的我视而不见。好容易过了许久，终于“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着她说︰“小姐！你怎么不打电话啦？”
她仍不说话，只朝着窗外斜睨了一眼。这时，我才惊觉火车过山洞，竟是一片乌黑，片刻宁静的来源竟是拜“不良通讯”所赐。果然，待车内外又现光明，少女又尽情的享受“无人”（其实车厢内满满是人）的快感，叽叽咕咕说个没完。
语言的目的原在表意与沟通，辞寡者大吉，辞多者多躁，这样的推论，是否仅是一种过时的独断呢？放眼今天的台湾社会，在“没事电话讲，有事讲电话”之类的广告推波之下，辞寡者往往等于沟通不良的人，辞多者则成为人际关系中表情达意的高手。
古之吉人，今之愚人﹔古之躁人，今之高人。两者相较，用辞者谁能不多？台湾第一，手机普及率全世界第一，又有何怪呢？那麽，《周易．系辞传》里的这一句话，是否仍有参考价值？有的，因为人类不仅创造语言，更应用语言思考，语言所沟通的对象不限于外在的他人，也包括内在的自我，内在思索越纯净专一的人用辞也就越简易，相反的，内心世界越杂乱的人用辞越繁复。
现代人相处时何妨作一个“躁人”，但内心自处宜是一个“吉人”才好。毕竟，内心的“吉人”才能成为真正成功的“躁人”。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