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前言
(一) 处于低谷的中国民主运动与本世纪初法轮功的兴起
(二) 民主运动面临的两大问题――局限于知识阶层和缺乏终极关怀
(三) 法轮功所代表的阶层，法轮功的道德意义和宇宙观――终极人性关怀
(四) 法轮功和民主运动的相容性――法轮功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并非介入政治，而是提供政治本身所不具备的道德指标
(五) 九评和退党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政治出路，真善忍则成为中国人民的现实道德准则
前言
四月二十三日，在纽约举行的声援百万退党游行暨自由民主大集会，声势之浩大，令全世界震撼。其中也不乏民运组织的参与和支援。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代表各自的政党和组织公开声援退党勇士。这次声援活动暨民主集会的圆满成功，似乎也给人们某种启示，民运人士与法轮功学员在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残暴，结束共产政府的寡头暴政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近年来，海外的许多民运组织都曾经与《大纪元》和新唐人多次合作。虽然这些活动有些是以大纪元和新唐人为主，比如此次的退党活动以及九评的系列研讨；有些则以民运组织为主，比如《北京之春》主办的“反分裂法暨两岸关系研讨会”等等。并且，这些活动的目的、宗旨以及彼此的政治诉求都不尽相同，然而，最后均能顺利完满达成初衷。法轮功学员和民主人士在合作中展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与强项，同时又能够怀有一份真诚的友好和谐与宝贵的天然默契，是合作得以顺利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些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由此显现出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广泛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在民主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在强硬派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极权统治更为加强的情势下，尤其值得人们珍视。然而，对这种合作的困惑与不理解，也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民运人士中间。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与民主运动的理念究竟是相符还是相悖；与他们的合作，从长远角度来看，究竟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呢？这些问题困扰着许多以投身民主运动为终身事业；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至上理想的民运人士们。然而，现实世界低潮背景下的民主运动，早已无从选择；在当今这个政散民流，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李洪志先生提出的“真，善，忍”之行为准则，已成为一种道德指向，承担起拯救国人灵魂的历史使命。而泛民主运动与法轮功道德宗旨的结合，也将成为现实民主化运动的光明出路。
1.处于低谷的中国民主运动与本世纪初法轮功的兴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的坦克和军队碾碎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梦。自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之后，十五年中，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停滞不前。在共产党政府的铁腕统治之下，除九十年代中期曾经兴起过的民间维权运动，以及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尽管仍有不少献身民主运动的仁人志士在矢志不渝地奋斗着，但是由于中共专制机器的严控，其斗争的效果微乎其微。海外的民运虽然也不可避免的处于低潮阶段，然而，“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加之大批著名民运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故而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当今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是以海外民运组织为中心和领导的。
这些海外民运的力量，分别集中于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这些民运团体的明显特点是力量分散，宗旨大同小异，政治纲领不够成熟完善等等。当然，经费之短缺也成为海外民运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支援和同情民主运动人士的慷慨捐赠；民间团体、宗教组织的资助；民主国家的无私援助构成了海外民运经费的主要来源。而这些来源首先是短缺不足的，其次是不稳定不定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不断影响着海外民主运动的发展。
今年四月，连战访问中国大陆，紧接着是宋楚瑜踏上了西北的黄土地。台海局势终将如何变化，我们无法预知。然而，连战和宋楚瑜的大陆访问，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我们曾经对经受过台湾民主运动洗礼的连战先生与宋楚瑜先生怀抱过幻想，希望两位的大陆之旅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也不仅仅是为了泛蓝阵营在台湾的选票和其他现实政治利益。
我们曾经希望国民党和亲民党能够有朝一日以在野党的英姿出现在中国政坛，那麽他们的此次行程将因结束中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载入史册。然而，结果是如此令人失望。连战先生绝口不谈民主，宋楚瑜先生只道认祖归宗。胡锦涛政府一边极尽铺陈迎接贵客，一边却大肆搜捕民运人士。人们可以预见，原本就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海外民运也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国的民主运动究竟要如何振兴，往何处去，是当今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而在去年年底，《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其明确的宗旨、凌厉的攻势、广泛的宣传，揭露了极权政府的残虐暴政和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在此之后的几个月内，引发了人数庞大的退党运动。法轮功虽然属于非政治性民间团体，而九评共产党及退党活动的进行，和民主运动有着明显的共同焦点――反对共产党政府在中国的专制独裁。这一方面给前途黯淡的海外民主运动以及其他有着共同的反共政治诉求的团体带来了新希望和新视野，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两个疑惑：首先，法轮功团体是否在将来的一段时间有介入民主运动的计划；其次，法轮功一旦参与民主运动，他们的宗旨是否有悖于民主运动的政治诉求？
对此，在四月二十四日纽约举行的弘法交流会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清楚解释道，九评是救人的，并非是有什么政治企图，法轮功对中国政权没有什么野心，也不希罕。而事实上，法轮功是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存在的，其基本宗旨是以练功强身健体，同时以“真，善，忍”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求达到更高层次的修炼目标。我们也常常听到法轮功学员们强调他们是不介入政治的。通过与他们共同参与的多次活动中的观察，可以清楚的确定，法轮功组织本身从未提出过任何政治上的诉求与理想。他们的行为仅限于揭露共产党的本质。其原因在九评社论中已经很明显地表达出来：因为共产党靠谎言和暴力起家；靠专制和极权维持统治；破坏传统文明与民族文化；打击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监禁和放逐良心犯与政治犯。
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任何热爱祖国、良知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去讨伐他们。深受江泽民集团和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正是出于道义和良知，勇敢地站在了推翻专制、揭露邪教的最前线。其勇气可嘉！他们以九评社论的方式，将共产党罄竹难书之罪孽昭示于众，唤醒了广大人民的良知和勇气。于是才会有轰轰烈烈的退党大潮产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轮功推出九评社论，声援退党运动，其宗旨只为救人，并非是要介入民运。然而，实际的效果是，恰恰由于他们执著的努力、出色的活动，推动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揭露专制政党，推翻极权统治的目标和当今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现实目标不谋而合。
退党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结束共产党专制的有效方法。然而，共产党的残忍和狡诈、所掌握军事和专政机器的强大，都使我们明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制度，还政于民的道路会是漫长而曲折的；其斗争也会是激烈和残酷的。在这段共同的道路上，我们可以预料，法轮功学员和民主人士在为各自的理想奋斗之时，会再次携手，多次携手。并且，笔者进一步认为，在民运的低潮期间，如果我们以泛民主运动的概念，争取和容纳法轮功学员于我们的事业，那将会极大地壮大我们的队伍，将是民主运动之绝大幸事。
2.民主运动面临的两大问题――局限于知识阶层和缺乏终极关怀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名言：“民主制度是最不糟糕的一种制度。”这话的内涵不言而喻――民主制度远非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而事实上，现今的非经验世界里，完美的政治体制是不存在的，这是由政治本身的起源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人类既是个体的，同时又属于社会；而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产生了政治体制。然而，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逻辑矛盾，是永久性的，就仿佛有手心就必须有手背一样。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个体和集体的意志冲突，因此也就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永远非完善性。因为任何政治体制无法消灭这个逻辑悖论。个体需要行动的自由与个性的释放；社会则必须有规范的行为准则与道德约束。
民主制度的好处在于：相较于君主专制、神权政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等等而言，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制衡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而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恰恰在于：它是现世的一种平衡制度，它的立足点在现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民主理念来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人文思想，这些人文思想的着眼点是于每一时刻追求个体表达的最大化，人本精神使其重视的是对现实社会和有限生命的关怀。这种思想下诞生的宪政体制或者立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局限于人本和人的社会性。由此而造成的道德意义上的衰败欠缺，在西方，由强大的基督教精神给与了支撑与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弥补民主过程本身的缺憾。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全世界的激进知识份子云集西班牙。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文理想幻灭的沮丧迷惘，带着知识份子天然的内省和自我批判，他们苦苦寻求着人类思想上的出路。他们在西班牙分化成了两个阵营――共产主义国际纵队和德意法西斯支援的武装叛乱力量。前者的理念导致了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在上个世纪的兴盛一时，后者则不可避免地走上民粹主义的道路。而令人深思的是，这二者竟殊途同归，最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血腥杀戮和残酷暴政。由此可见，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文思想的求索，如果仅仅着眼于现世，缺乏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结果不难想像，会与其初衷南辕北辙。
人类世界的非经验性、社会与个体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人们。如果无法妥善解决，其矛盾冲突的爆发最终会酿成灾难，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而人文理想的真正归宿及人类的唯一出路，在于从人类整体与人类历史的高度寻求彻底破除世俗迷雾的航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思想都无法解决人类的道德问题，因而将他们的短暂集权建立在消灭人类固有道德的基础上。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诬天者必亡，他们的灭亡昭示了逆天道而行的下场。知识份子的寻求自我解放与他们的理性自我批判，最终应该归结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上。
固然，现世的关怀在人类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可以承担一定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就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去投奔。四九年之后，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也曾经出现过雷锋这样的道德模范。然而，由于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也许强大一时，但终究是会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崩溃。改革开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所谓的“革命精神”随着西方经济模式的引进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而变得千疮百孔。实用主义的“猫论”和“摸论”及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是摧毁中国人道德意志的罪魁祸首，但同时也说明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所具有的现实短暂性。当这种理想下的道德模式崩溃，无法承担起社会职责时，道德沦丧，人本的矛盾冲突将最终导致暴力和血腥。
中国的民主运动，自“五四”运动兴起至今，已经八十六年了。民主运动的完成，需要的是强大的社会阶层的支援。在五四运动和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中，青年学生代表了推进民主的主流力量。但是，这两次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还是民主理念的宣传仅局限于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八九之后，民主运动一直陷于低谷不能崛起，其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常说，民运处于一个瓶颈，主要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其实不尽然。
民主运动始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民主理论研究和宪政体制的实践都已积攒了丰富的经验。民主运动完全不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民主和自由早已成为普世认同的理念。然而，民主思想传到中国之后，却仅仅成为知识界认同的精英文化。这首先是由于其舶来品之身份，使中下层劳动人民缺乏亲近感。加上历来的独裁者都喜欢宣扬“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就更让相当一部分国民对其敬而远之。其次，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经历了殖民和半殖民地的压迫、烽火连绵的内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首先获得反抗殖民压迫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的胜利，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而当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又面临国共之间的内战。因此，自五四起传播到中国的民主思想始终停留在知识界的理论探求和青年学子的乌托邦理想之中，难以有机会实践于平民革命。而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民主的种子更是被扼杀和掩埋于红朝皇帝践踏下的土地里，半个世纪无法破土而出。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四五运动中，知识精英们都曾经提出过民主化的要求，但是一经群众运动，不是变质为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就是被当权者欺骗利用，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人民缺乏自觉的对民主的要求。
甚至在８９学运中，人民的觉悟也限于打倒贪官惩治腐败某某官员下台这样的口号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精英阶层的诉求。是以，民主在中国并非缺乏系统的理论，而是只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认同，缺乏广泛的号召力及强大的凝聚力。
在近百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知识份子永远是先知先觉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八九学运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然而鉴于民主理念本身是代表全体公民之利益的，所以民主运动是需要也完全应该由社会各阶层来推动。
综上所述，民主运动当今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需要有终极关怀的精神指引，二是必须调动起全民的力量。只有在这两大问题上得到突破性的解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革命才能再度来临。
3.法轮功学员所处的阶层，法轮功的宇宙观和真善忍的道德意义
法轮功兴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转法轮》的书。该书以简洁的方式、质朴的语言，不仅讲述了气功的本质、修炼的方法，而且提出了高层次的修炼途径——即在道德范畴里的修身养性。李洪志先生的理论，是将宇宙看作多层次的。其间最具道德意义的是：这种划分以善恶的意识为标准，将真善忍的道德境界作为宇宙的最高层次，是超越实证科学和庸俗唯物哲学观的世界观与认识论。
《转法轮》从功法入手，实际的着眼点是将个人的内在小宇宙延伸至外，从而揭示出外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奥秘。以个人生命的修养打开人体的潜能，参透天体运行和乾坤变换，使学员们自然领悟人性与生命的终极真理。李洪志先生以极其高尚的济世胸怀，教育学员们用健康的个体修炼方式，由内而外，由微观至宏观，去感悟超越现实的永恒自然理念，从而摆脱现实世界中污染人性的、庸俗的、不合理的物质欲望。这对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的当今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法轮》一书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在有深厚佛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各个文化阶层的人们都能接受，中下层劳动人民更易产生共鸣。由此，法轮功学员中，既不乏高级知识份子，又有工人农民和其他非知识界人士。由于法轮功法是超越现实意义的，因此学员之间自然没有现世的庸俗的由金钱、地位和文化等构成高下标准的等级关系。这对于团结和调动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法轮功学员的社会强势。
4.法轮功和民主运动的相容性――法轮功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并非介入政治，而是提供政治本身不具有的道德指标
从上面的讨论中，不难得出结论，在民运陷入低潮的今天，法轮功学员本身的道德素养和所属的广泛的社会阶层，都使其具备成为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潜力。然而，由于法轮功属于有着强大信仰的民间团体，自身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思想约束和行为戒律。这些是否有悖于民主自由的宗旨呢？这个问题，自九评开始至今，困扰了许多民运人士。唯有打消这种顾虑，民运和法轮功才能精诚合作，共同开辟中国民主的未来。
而在笔者看来，真善忍之道德观与民主理念、宪政体制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乔治•奥威尔认为，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这话值得深思。当前民运缺乏组织纪律的松散状态，似乎不仅仅应该促使民运人士的道德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全社会、全民族的。法轮功及其真善忍的思想意识，只停留在修身养性的道德层面上，而并不介入具体社会政治体制的构成。当然，道德约束对社会体制有着监督作用。当某种社会体制对社会风气，对人民的思想有着极坏的影响时，道德的监督作用便显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以九评社论来揭露共产党的邪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暴政。而在其本身，却并不介入政权组织。
所以，法轮功和民主运动是毫不矛盾的。实际上，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这些崇高的富有人道精神的理念是促使社会良性运转的，是维持高水准道德的保证，与法轮大法的宗旨殊途同归。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和民运人士能够合作得如此默契。大家的内心是相通的。当然，法轮功和民运的合作决不意味着政教合一。中国的未来是民主化的，这一点我们满怀信心。但是具体的社会体制如何，将会由人民决定。笔者写这篇文章，只是认定，当前的局势下，法轮功与民运的合作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对彼此的事业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助益。
5.九评和退党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政治出路，真善忍则成为中国人民的现实道德修正
自《九评共产党》的社论发表以来，人们对共产党及其专制的残暴邪恶嘴脸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之后的退党活动，是自发的，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散共产党，从而使其统治自行瓦解。共产党根本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的灭亡指日可待。更严峻的问题已经面临，那就是，九评和退党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宪政体制，多党轮流执政都将成为中国崭新的政治前景。而对于修复与重新确立被共产党破坏殆尽的道德体系，真善忍的思想意识负有不可替代的崇高使命。
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固有理念，但由于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疯狂破坏，造成了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发展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弥补是需要时间的。而改革开放后的功利社会没有给传统文化提供复苏的机会。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近年来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样是由于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使其影响有限。
上个世纪末法轮功的兴起，是历史所给予的伟大契机，同样也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真善忍将成为中国人民的现实道德准则，并将和民主化运动一起，为中华民族开创前所未有之光明未来。
May 8 2005 于纽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