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5日讯】在北京的美国企业家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特的处境。美国商会（AmCham）的一位前驻北京主任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担心着“理智中心的腐蚀”。
这应该是中国最好的时刻。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企业的游说团在华盛顿达成了所有重大的目标，包括：结束每年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辩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降低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监督，以及对中国公关攻势的政治干扰降至最小程度。从北京接办奥运到布希政府所说－中美关系“从没这么好过”国际上对中国的接受度，如今已成为常规了。在中国方面，对于“法治”（rule of law）的争议，特别是品牌保护和智慧财产权，尽管只是偶尔应付地执行但仍然被容忍。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成长数据似乎终于与事实（如石油的消耗量）相关了。而尽管中国银行连续不断的破产，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仍然居高不下。
美国企业在中国丧失影响力
但是，就如中海油竞标优尼科（Unocal）公司失败的交易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所担心的，例如中共是否遵守WTO规定、贸易出超、仿冒和腐败等，都不是真正中美关系紧张的来源。这就像在中美相互依存经济与投资中国的大海下，有一条断层一般，美方一直认为中国的贸易战略不仅是民族主义式的，且满怀恶意。尽管美国商会前主席提出爱国心宣示的声明，但大家逐渐地认知到，美国企业已丧失其影响力—特别是符合美国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影响力—而选择与中共勾勒的新中国美景共谋。
在90年代初，当美国国会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反应淡化之时，中美达成了一个不明言的协议：美国企业可以在中国自由投资，包括对军民两用技术移转的史无先例的开放幅度。华尔街、国会山庄、学术界和几乎每一个声称中国专家的人都分享着共同的期望，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每一步，落入中国人的口袋的每一分钱，都至少是走向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和中国民主化的半步。跟着来的希望是，不论军力的强弱，一个民主的中国都不会是一个军事威胁。因而，从一个政治和战略的观点，投资中国的战略具有双重目的。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问道：这战略有效吗？如果中国目前的潮流倾向于高亢的民族主义、实施军国主义和国家控制而不支持上述理论，又该如何呢？美商会前主席告诫美国要“停止鼓吹速成的民主”，但如果美国的投资反而加强和壮大了中共和它的扩张主义野心呢？
美国企业与中共的目标在许多方面串通好了──每天透过花言巧语在国会山庄为中共的目标进行游说、贿赂中国政府官员、透过军事技术转移 （最备受争议的是在中国兴建研究发展中心） 进行。但是，没有比美国企业参与兴建全世界最大的“老大哥”—中共的网际网路审查及监控系统，更严重的背叛美国原先的贸易策略了。
美商网际网路业在中国领风骚
在90年代中，美商网际网路业在中国的魅力，其他领域的美国企业很少能比得上。每一项先进技术和每一个市场限制的松绑，不只被认为是美国资讯技术公司的机会，也被认为是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潜力。
然而，中国领导者却有着不同的盘算：
不要落后，焦点集中在科学和技术，促进现代化，富有起来。
控制通信方式、封锁外界。如朱镕基在1996年所说的“宁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人”。取而代之的是，在网际网路充斥着中国的声音，中国民族主义和“让中国在2005年具有优势主导地位”的言论。
利用网际网路作为政治工具。创造政府网站干练、开放和负责任的表面形象。从来没在书上见过的规定会突然在网路上出现。
监控中国的网际网路，视其为一个焦点群体，要在事件达到沸点之前预先得知公众的关切点，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与效率将之消弭于无形。
军事通信和战术现代化，包括挑起网际网路资讯战的能力。
但即使美国企业意识到了这些企图，我们仍然低估了中国领导者实践这些目标的能力：
美国电脑工程师相信，网际网路的架构太高明、太平等了；讯息总是会有管道流通的。
美国企业相信其技术和财务方面的动能一定会赶过中国的规范架构。
人权运动者倡言网际网路为一个报告和组织的工具。国外异议分子看到了一个沟通平台。中国异议分子看到了一个得以与全球沟通的连结管道。
至于网路监控，我们都假设国家安全单位可以取得几乎所有他们想要的日常通信，但是他们有办法整理出来吗？我们以为不可能。
正确答案是：只是还不行，不是不可能。
中国防火墙的建造始于1996年冠博通讯（Global One）公司建立第一个公开上网的通道。中国当局突然开始对关键字搜寻和“深入封包检查”功能感兴趣。中共想阻拦西方的新闻、宗教和政治网站，但用户的数量每六个月就加倍，而且中国网际网路的设计与一般标准是大不相同的。
思科出售防火墙盒子
思科公司想争取中国公用电脑互联网（CHINANET）的合同，根据参与这专案的中国工程师表示，思科最后同意生产一个特别设计配置的防火墙盒子，此装置可让中共当局全面性地封锁禁止人民浏漤的网站。思科以很大的折扣价格出售防火墙盒子，因此获得了百分之八十的中国路由器市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成功故事。
然而网际网路是一个动态的环境，搜寻引擎也必须受到控制。雅虎（Yahoo!）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入口网站，在受到国家资讯局极度的纠缠之下，同意对雅虎聊天室进行监视、检查批评中共的言论、并让网友无法查寻如“台湾独立”和“中国民主”等敏感字眼。
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5月，中国当局公布了新法律：
在网咖（网路咖啡屋）和所有网路都装置内部监视软体，用以监视所有未经批准的政治或新闻活动。
下令网路服务供应商保留所有中国用户的资料（电话号码、他们上线的时间和网路浏览纪录）至少60 天。
针对代理服务器（一种闪避防火墙的方法）进行搜索和拦截封锁。
公安部下令建造“金盾计划”，一个全国性数位网络，用来加强中央警察部门控制并增加取得每个中国公民上网纪录的效率。
为什么中国当局等到2000年才实施镇压？官僚政治的惯性、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战争状态”，与仅仅为了在网际网路热潮中挣钱等这几个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在网际网路还是自由的“百花齐放”时期，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美国的加密、防火墙、监视、甚而病毒的技术也大量引进。
思科和其它公司如：摩托罗拉（Motorola）和西门子（Siemens），在北京的中国2000年商展，透露了正在发展下个阶段网际网路安全措施的讯息，网路监视突然成为一个热门市场。摩托罗拉卖给北京警察单位无法破解的加密技术，北电（Nortel）设法以高价将封杀监视技术卖给中国当局，使得公安局开始仰赖如Netfront、RSA Security、Watchguard等小公司的技术。为了达成监视功能，公安局利用如radiate和clicktiluwin之类的软体。诺基亚（Nokia）和摩托罗拉争相提供先进的定点追踪。当中国军方部门呼吁对美国使用先发制人的病毒来创造“电子珍珠港事件”时，美国公司如Network Associates、赛门铁克（Symantec）和趋势科技（Trend Micro），却以捐赠300个活电脑病毒给公安局，来确保他们得以进入中国市场。
对选定、特定的项目的审查制度成了常规。雅虎签署了网际网路保护“社会稳定”的承诺书。对利用Google搜寻禁止语汇的上网者，会被选择性地阻断，施以越来越长时间的网路断线惩罚。网上新闻站如“南华早报”因为张贴了揭露迫害法轮功的文章而被封锁了。如以色列的“incognito”之类的人工智慧程式，被用来跟踪个人用户。在中共媒体中强调，使用网际网路监视为政府公开的政策，中共借此督促一般大众自律配合政策。
思科揭示了“警网”
在2002年12月的上海“金盾”商展中，北电网路声称开发了一个100%网路封包捕获系统，特别设计用来“捕捉法轮功”。昇阳（Sun Microsystems）和它的中国合伙人，金手指（Golden Finger），创造了一个全国指印和面部识别系统“Facecatch”。这些程式将会埋置在身份证卡片中做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在“金盾计划”中“思科网路解决方案”的产品介绍得了最高分，它包括“为警察监视设计的电话解决方案”和“增进社会稳定的录影监视解决方案”。思科并揭示了“警网”（Policenet），它可以安全的联结到省安全资料库，使之能进行交叉检查和追查行动。中国警察或公安局特工使用思科的设备，就可以在街上拦阻一个公民，并从远处连接上嫌犯的工作单位，检视包括嫌犯的政治行为和家庭历史、指印、相片和其它能想像的资讯的报告。特工也能查出这嫌犯是否在前三个月内参与过任何网站讨论、取得他们浏览的纪录，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在商展以后，思科建立了一个全国公安资料库，有即时更新和机动能力。直至2003年6月，除了四川以外，它在中国所有的省分已完成部署。
最近，中国部落格人士（bloggers）透露，微软（Microsoft）禁止在他们的主题中使用如“民主”等的用语。Google也承认，他们的新闻网站现在是依中共的规格制作的，审查是一般正常程序。思科制造用来过滤中国网站的特别防火墙盒子也许是“原罪”，是替中共建立“老大哥”网际网路监控系统的一个重大基石，但是现在已不只有思科了，并且这些公司商业行为的合法性没有被质疑。然而，建构警网（Policenet）的各种产品又是另一回事，这明显的违反1990年和1991年的外交关系授权法案（the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停止核发许可证不让任何一种罪行控制或侦查仪器或设备出口到中国。”
2002年当布希总统访问上海时，为担心可能的恐怖分子攻击，一些对嗅闻炸弹技术的出口限制暂时被解除了。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游说以该豁免为先例来推翻整个政策。然而，若要总统实际上取消该法律，在政治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将会是很困难的。根据最近思科的公报，美国商务部对出口项目法规采取非常狭窄的解释，使用了网际网路时代前对警察设备的定义。
美国国会关切思科作为
但商务部必须向国会报告。众议员丹・波尔顿（Dan Burton）最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关于思科活动的信给商务部长，要求给一个充分的解释。众议员汤姆・谭克瑞多（Tom Tancredo）则是要求司法部对思科举行公听会 。这些人都是保守的共和党员，所谓的“中国鹰”，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是一定会得到民主党众议员们的支持的，如加州的众议员汤姆・蓝托司（Tom Lantos），他对中国的人权十分关注，同样对“理智中心的腐蚀”的顾虑导至终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交易。
警网的合法性争议问题在政治上凸显了出来，也彰显它的报导价值。对思科而言，最大的伤害及压力也许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非正式联盟的第三势力。
这些第三势力参与者包括:
媒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专栏作家，最近写了一些文章强烈批评思科，甚至将思科协助架设中国警网，与IBM在二次大战时，曾为大量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效命相互比较。有好几份主要杂志都在写相似的故事。
网际网路：网站和部落格，譬如Slate和Rconversation网站（原CNN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Rebecca Mackinnon经营的），便是走在调查及行动的前线。
智库和大学：哈佛大学授权进行一项关于中国网际网路控制的研究，矛头特别指向思科。
中国行动改革人士：一般的异议团体如哈里・吴（Harry Wu）的中国情报中心、无疆界记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和全球大纪元时报等正在华盛顿针对此问题进行游说。
社会责任基金投资公司：波士顿共同基金管理公司（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和多米尼社会责任基金投资公司（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最近在股东会上提出了关心人权反对思科作法的决议。即使这决议案没成功，思科股票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受到冲击。
思科展开辩护行动
思科设法压制这风暴，但适得其反。防火墙的技术困难，让思科可以看似有理地否认在监控中国网际网路行为中扮演任何角色，那似乎也意味着对警网的批评可以被阻档或忽略。为了回应《频谱杂志》（Spectrum Magazine）的一个报导，一位不具名的思科代表声称，没有“丝毫证据”可支持对思科的这种指控。但是思科自己在2002年的商展简介已被翻译出来，随后并被发给了好几位专栏作家和记者。面对这无可辩驳的证据，思科的亚洲公共事务主任特里・阿尔伯斯坦（Terry Alberstein），退到了下一个防线，他寄给Rebecca Mackinnon所主持的部落格一封长信，阐明思科的行为不是非法的。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封辩护信中，一位资深副总裁丹・许维门（Dan Scheinman），甚至试图暗示思科一开始对这件事就是开诚布公的：“中国警方所获得的产品… 曾做了完全公开的广告。”
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会想处在思科当前的处境中，必须重写事件的经过并声明他们没有违法。而且一般美国公司不会选择在部落格网站上和给报社编辑写信做正式的声明。但是对思科而言，最好还是在一个非正式的部落格网上承认警网的存在──因此为自己的行为先打预防针—以免日后要在正式国会听证会中承认。
这事态会有多严重？从近期看，思科大概将平安度过风暴。但是有两个条件必须成立。首先，中国不能再有天安门规模的重大暴动事件──否则美国公众对中国民众遭遇的反应，不只对解放军还有对警网的反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思科结束在中国的营运。第二，不能再有中美关系的危机—从贝尔格勒（Belgrade）中领馆轰炸案、美国海军侦察机EP-3事件和先前反日暴动等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挑动反美情绪的举动是极端变化莫测的。思科原先在中国的投资也许是相比之下较为成功的，然而少有公司会想把中国这样不安定的地方作为未来的营运根据地。
警网事件对台湾的启示
这些网际网路事件对台湾企业及投资中国有何寓义呢？ 虽然它不能直接解答如何应对中国当前的“水果攻势”，但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台湾企业已经在类似思科目前的处境下经营，他们打赌在近期内中国不会有侵略或封锁台湾的行动，而且中共将不会崩溃。对美国公司来说，那是不安定的土地，对台湾而言，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是更加脆弱无力的。例如，即使台湾成功的防御了中国的军事侵略，也会导致对台商大规模的反控，将台商视为中共的同路人。无论中共对台湾投资者施加多少压力，要台商紧跟着共产党极力游说的政策目标，无论中国市场看来多好赚钱，台商必须审慎的将眼光放远，并注意发展本国的市场。这是从思科案得到的第一个教训。
第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意味着两党以上的互相竞争和削弱对方，并与对方的敌人交易。它也意味着第三势力的存在：独立媒体、部落格、智库和大学、行动主义分子、甚至有一些能从道德规范及爱国角度处理投资的公司。在美国，第三势力意味在
公园中有人群激烈地说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言论，能在国家利益和人权立场一致的问题上一起工作。台湾的情形也许更像是一个建立“理智中心”的情况。但不管怎样，跨党派合作、跨企业和跨政治（譬如社会责任投资公司） 的结合是必要的。
第三势力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促进好的商机，同时防止中共干涉台湾政治，影响中国向理想的方向发展，以及维持台湾的国防，保持台湾是个值得美国捍卫的亚洲繁荣民主国家的形象，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重商主义社会。
很清楚地，美国和台湾企业都遭遇一些关于投资中国的政治问题。理论上，我们也许甚至都经历过同样的修正过程，希望本文可以更加推进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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