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报导)中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侵害员工基本权益的现象，高达八成的中小型企业拒绝与员工签订合同。一些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合同居然出现了“生老病死与公司无关，发生事故，企业不负任何责任”等违法条款。如何维护中国私营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美国纽约“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和北京的维权人士赵昕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人大有一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侵害员工基本权益的事件。有80%的私营企业拒绝和员工签订合同，签合同的往往让员工直接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字。赵昕，为什么劳工法早就制定了，居然私营企业这么大胆的做这些违反劳工法的事情，是员工没有办法去诉讼呢？还是地方政府也没有帮助员工去诉讼呢？
赵昕：我在中国大陆“六四”以后的十几年来，我大概在私营企业、合资企业里面也干了十四、五年，应该说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像这种餐饮、建筑、纺织业是非常普遍的。
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主要第一就是中国的供求严重失衡。就是说有大量的人毕业，大量的人需要就业，但是工作的机会和岗位非常少；所以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些行业，尤其是餐饮、建筑或者纺织行业，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或者技能，所以往往供大于求。很多人都失业或者隐性失业，都想找到工作，那么老板不肯按照劳工法签订合同，这员工也就认了，这是第一方面的现象供大于求。
第二方面是虽然有劳工法制定，但是由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歧，他们长时间的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往往不承担他应该承担的共同社会义务，和这些劳工权益的保护，往往也是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第三发生大量劳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不管去上诉、去投诉或是仲裁来维护自己权益，但很难维护。我们都知道建筑企业的民工讨债根本就讨不回来债，没办法，到最后温家宝出面来为民工讨债，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记者：刘青，你觉得这与工人他没有一个组织，因为很多私营企业它没有工会；即使有工会可能是官方的工会，它跟管理阶层是唱一个调子。你觉得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那些私营企业的工人，怎么样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刘青：一个当然是中国要严格法治，既然有劳工法，那么违反劳工法这些情况，受理部门要严肃的、要认真的，有一件抓一件；但是中国的法律是有法不依，私营企业也是看准这一点，敢于公然违反劳工法。在国际社会来说，如果规定比如说一个最低工资，很少有私营企业敢于不遵守这个最低工资，因为不遵守最低工资，一旦发现之后是有很严厉的惩罚赔偿的。
还有一点，工人要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就要有独立的工会，这个工会是专门为劳工的权益进行争取的。比如说像前几天纽约发生捷运工人罢工，整个纽约市都瘫痪了，一天损失五、六亿美元。这个罢工是谁领导的呢？就是捷运工人的工会领导的，虽然法律规定不允许他们罢工，但是他们仍然罢工，为什么呢？就是要争取这些工人的权益。
记者：对，我打断一下。赵昕，刚才刘青讲在美国最近纽约的地铁交通方面的工人罢工，通过这个跟管理阶层争取权益。那么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实现私营企业能进行建立独立工会来维权呢？
赵昕：在中共政权它要求每个企业，不管私营企业还是中外合资企业都必须要建立工会或党委，它的共产党的党委支部，但是往往建立这些工会和党委都是属于官方的。官方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了要招商引资，它往往比较维护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家的利益，同时这些人都是由政府委派的或政府指定的，非常容易受到投资企业家和私营企业家的收买，他们根本不可能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去做出努力和抗争。
所以在中国只要你没有政治权利的话，比如说集会结社的权利的话，你也无法保护自己的私人权利。
记者：刘青，刚才赵昕有提到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对劳工法睁只眼闭只眼，明明知道私营企业违反劳工法，它也不去管他。甚至工人来上诉，往往也受到他们的忽视或根本不理睬。刘青，这个问题怎么又回到政治体制这方面的问题上来了，是不是？
刘青：是的。实际上在中国来说，一切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那么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广大的社会民众就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有些事情可以通过逐渐的，小范围的一些方面来改变。
比如说像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他也提出报告认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工人受到非常残酷的剥削，实际还不仅是残酷的剥削而且还有劳动中的安全，还有劳动中的条件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比如说超时劳动非常严重；劳动缺乏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像尘埃或对身体健康有病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记者：你提到就是一些劳动安全法得不到执行，这是不是也跟煤矿中国事故频繁有关。赵昕，你觉得“人大”也试图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媒体这方面能不能多监督一些或揭露一些违反劳工法的情况，是不是能够有帮助或其他办法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赵昕：媒体的监督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缺少的议论监督。但是往往中国的问题是它希望媒体不是自由的。中国最近这几年，不管南京也好还是全国其他地方也好，通过了地方性的一些法规：就是不能异地监督或监督必须经过以其受监督人的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北京的报纸，我不能报导你东北的或是华南的各种各样的违背劳工法或是安全法，或是剥削老百姓的利益各种各样侵犯劳工权利的事情，不能去报导，这是第一。
第二即便本地的你要去报导，也必须要通过受你监督的人的同意，比方说你要报导煤矿或私营企业没有执行劳工法和剥削工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你必须要被曝光人签字同意你才能曝光。所以在这种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这个媒体的曝光也好，议论的监督也好，也是形同虚设，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同时回到刘青先生刚才讲到的一个问题，我想起赵紫阳先生讲的一句话说，中国现在搞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事实上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当时马克思他们所说的那种，每个毛孔沾满了鲜血的那种肮脏的东西《最坏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就是资本家和官员联合起来官商勾结，来残酷地剥削敲诈老百姓；老百姓的权益由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他们的经济权利也得不到维护和保障。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