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中共一贯标榜自己是人民的代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时至今日，相信这个谎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由于中共多年的欺骗宣传，即使在这部分人当中，仍有一些人误以为，今天的中共虽然已经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但当年的中共，比如1949年之前的中共，还是代表人民的。其实，历史上的中共与今天的中共一样，也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代表。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明。本文只想从几个历史侧面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初浅认识，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早期中共靠抢劫人民的钱财养活自己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一个字：“抢”。简单说就是先抢有钱人的财富，再抢穷人的财富，直至把所有人的财富全部抢光。
从城市败退逃入乡村后，既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拨款，又进不了城，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中共随机应变，打起了乡村财富的主意。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也就是抢富户的财富。有历史学家把井冈山时期中共的这种经费模式称只为“井冈山方式”。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有资料介绍，中共当年抢劫这部分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由于这部分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分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不过乡村中的浮财也是不可能无限制的挖下去的，浮财既是存量，当然就是有限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富人的，也抢穷人的。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瑞金时期中共的这种经费模式被称之为 “瑞金方式”。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的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分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中共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什么人民的代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事实上，为了自己的生存，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置农民的生死于不顾。由此不难看出，其实在中共的内心深处，真正看重的从来都只是他们的政党利益，人民的死活根本就不曾真正放在过心上。所以1934年夏天，他们才会如此心狠手辣，把百姓活命的粮食抢的精光。
为此，一位历史学者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
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2.中共吹嘘自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人心向背”纯属站不住脚的谎言
在1946年至1949年之间国共两党的那场决战中，中共最终赢了国民党。对此，中共自己的一个解释是这个结果体现了“民心向背”。按照这种说法，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因为民意当时是向着中共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我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各阶层的社会意向做一番具体分析。
构成当时中国社会结构顶层的，是国共两党的核心人员，这个层次上的这两部分人，政治倾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人数不多，但也是“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是城市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当时各类正规的社会机构如大学、报刊、研究机关等等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过着不错的日子，所以他们的想法一般都比较温和。但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于知识分子的本分，喜欢参政。他们参政的方式是发表文章，演讲，说自己的政治观点，然后向国共两党兜售，搞政治投机。这部分知识分子就相对不那么安分，这批人主要是通过办刊物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但他们办的刊物，不是真正意义的媒体，而是一种同仁论坛，是宣传自己的声音的，不是那种反映社会事物内部信息，从而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西方式的舆论传媒，所以这种刊物上讲的东西反映不了民意。这批人离底层社会较远，他们反映的只是自己的“民意”。这个层次的人，总体数量不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只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瞎嚷嚷。他们比较左倾，在政府那里没有什么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冲一冲政府，也好有机会投机一把。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着中共的。除开这部分左倾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适，还有傅斯年、罗家伦之类的五四时期成名后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右倾的，当然不会向着中共。没有人统计过这些左、右倾知识分子人数的对比，但两者的数量显然不会太悬殊。
这之后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职员队伍。这些人数当然要多一些，但当时占人口的比例还是很低很低的，有个1%不得了。这部分人对国民党政府肯定不满，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向着中共的，他们大多象沙子一样的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辛苦谋生，只求安稳，多数是安定派。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 至少肯定地讲，不能放在中共这边。
再下来，就是城市中下层百姓了。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意向，而且，他们到底有什么意向也不难推测，无非是过好一点的日子。他们当然对现状不满，但他们也未必知道什么是更好的状况。至少他们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张是什么，即便知道，也无法同自己的境况改善相联系起来，何况中共的政策主张里，具体地讲，就没有什么针对他们的主张。所以这些城市贫民阶层对中共没有什么倾向性。事实上，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期间，城市里并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里应外合，让中共攻城更容易一点。长春围了那么久，也根本没有贫民起义。这都很说明这部分人的态度。
那青年学生呢？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讲，青年学生都是倾向于激进的，当时的学生多数也确实比较左倾。但他们人数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响城市中下层居民的思想。其实，从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整个期间，也没有什么真正持久的学运。不多的几次学运，持续时间都很短，影响力也没多大，而且有证据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中共操纵的。
再剩下一块就是农村居民了。他们又可以分成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块。国统区农民，没有什么好讲的，谈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绝对没有对抗政府，一些零散发生的乡村冲突，任何时代都有，与“民心向背”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解放区”的农民，核心问题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倾向，而是中共用强力与种种欺骗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动员并控制了他们的意向，这才是中共所谓“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个数量足够大的“取样”，然后你就可以一下子用这个“样本”代替全部。这个“样本”被控制住了，样本的数据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调整，这样，从事后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拿 “解放区”的那个“民意”来代替全国的民意，而且不经意的就跳过了必要的逻辑环节，一下子，把结论放在这里了。这也就是说，所谓“解放区”农民的“民意”，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中共动员、控制的 “民意”而已，它根本就不能代替全国意义上的“民意”。
换个角度看，当时中国农村识字率很低，你通过什么方式让这些人认识国共之争的含义，从而还给出倾向性的选择呢？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设想一个平静的山村，突然来了个外人，说警察在追我，我是共产党，来救穷人的，立马三刻，农民就把他藏起来了，有这样的事吗？这个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为同情怜悯之心，而收藏这个共产党员，但绝对不可能在你气喘吁吁地讲你是来救我们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来，那怎么可能呢？这是常识可以判断的嘛。可是中共却正是用这样虚构的事例来解说佐证所谓 “民心向背”的。
可见，中共一向吹嘘自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 “人心向背”，这纯属站不住脚的谎言。
3.中共把成千上万战士的生命仅仅当作夺得江山的工具
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期间，中共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按照中共自己的解释，还是因为它的作战战略与策略要高出对手一筹。但有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中共军事胜利的真实秘密其实不过是无所顾忌的牺牲战士的生命。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牺牲在战场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对待牺牲的态度上，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国军不敢牺牲，共军则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
当年，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共军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够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所谓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说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
在孟良崮战役中，中共俘获一万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体在一条山沟里被俘，是整建制，队伍很整齐，军械完整，就是没有子弹了，他们静静的投降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张灵甫在没有了子弹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部队全部投入最后的战斗，他只能要求自己牺牲。而中共则不同，他一定会要求最后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的，不论你有枪没有枪。淮海战役时，围歼杜聿明的时候，共军要部队跑步前进，吃饭也是跑动中吃，后来跑不动了，干脆让战士把枪都丢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枪都丢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干什么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拼了。刘、邓过黄泛区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大部分装备。这个张灵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编制，换给粟裕，肯定是没有枪也要向前冲，用手，用石块，用身体，也要向前冲。但是张灵甫做不到。济南战役时，到关键时，杀红了眼，白天也攻城，死伤惨重，照样攻。王耀武抗日时，曾经打得日军没有办法，结果守济南却输了，关键也在这里。宋时轮、许世友这些人，不断的把部队投入，压上去，尸体填满了河沟向前冲，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对付火焰喷射器，也是拿部队压上去。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一天就拿下黄兵团，结果碰上火焰喷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电报讲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队一定压上去，直到黄兵团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部队就冲上去了，那个死人很惨。有些回忆文章都提到这一点。但只是错误的认为是战士勇于牺牲，没有认识到那是将领们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
这个军事胜利的秘密，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国共两边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也注意到了。还是那个宋时轮，当时率领九兵团入朝作战，冬装都来不及换，十二个师单衣单裤单鞋就进到朝鲜东海岸设伏，冻死冻伤好几万人，让美国人吓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谓“人海战术”。至于说战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没有这回事，国共两边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终归是少数，多数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战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将领在此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不论林彪、粟裕、彭德怀还是邓小平，当年在这个关头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在这种敢于无所顾忌的牺牲战士生命的心态下，中共的战略腾挪空间自然也就随之放大了。本来，战略上国军的优势占80%，共军占20%，这种心态下国军的优势自然就减少了，大体上变成了55%对中共45%。在战役进行时，共军的牺牲，又把这个对比给倒过来了，共军占优。这就是战场的决战态势。于是，最终敢于大胆无顾忌的投入年轻战士生命的那一方，也就是中共胜出了。
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这场决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却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战士的尸骨上的，而这些战士每个人不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么。为了夺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江山，如愿的坐上龙庭，中共竟至于无所顾忌毫不吝惜的牺牲他们的生命，这样的政党能说是人民的代表吗？！这样的所做所为能说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吗？
说穿了，在中共眼里，战士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注：本文大量引用了近年来大陆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革命史探谜：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中的有关内容，但笔者对个别地方略为做了编辑与加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