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6日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遭到匪徒的洗劫。在闻讯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整栋大楼的情形下，走投无路的匪徒绑架了多名银行职员为人质，要挟警察答应他们的条件。双方在长时间僵持的情况下，被胁持的银行职员发生了举世皆惊的斯德哥尔摩症侯：他们与绑匪同心协力对付警察，掩护绑匪逃遁，当绑匪被法庭以抢劫罪和绑架罪名起诉时，本应为此出示证据的银行职员却拒绝作证，千方百计为绑匪开脱。
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引起全球心理学家、刑侦学家和法学家的高度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形呢？答案在人的思维系统本身。
人质在绑匪完全切断与外部联系、厄运突如其来的情况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恐惧对普通正常人的思维系统的冲击，将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紊乱。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没有特别坚韧的毅力和特别的训练的人，其思维系统不可能是非常严密而独立的。最初的期待如果被一再的打破，被胁持者认为被援救的可能性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的完全绝望所导致的思维崩溃就被绑架者所利用，这时绑架者只要对被胁持的人示以较好的对待，给予其食物，利用人脆弱的思维状态“讲明”他们的行为不是针对这些被胁持者，他们与被胁持者其实都是一样为社会所遗弃的，从而获得被胁持者在极端情况下也必然畸性的同情与认可，这样他们会将自己求生的希望转移到服从并协助绑架者，甚至愿意与他们共生死同患难。
出现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作为绑架人质案将给外部的救援者带来极大的难度，这此事例在现代以来出现的范围虽然已不止于欧洲，可是像中国民众这样一个十多亿人的群体，被中共绑架和长期劫持所形成的基本已成习惯的斯德哥尔摩症侯群，国际社会还是注意不够，从1949年到1971年邪恶中共重返联大，国际社会的败笔表现在让其绑架合法化，让其对一国民众的精神、政治、经济与肉体的胁持正当化。尔后，流氓绑匪把自己装扮成所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利用胁持中国人民的财富对许多落后国家施以小惠，所谓的“无偿援助”使得这些国家急功近利的领导人不辨是非，对中共赞誉有加。一旦时光迁延，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中共的一切原本是绑票来的，而把它作为中国真正的主人看待的时候，西方社会的默许给予邪恶中共的岂止是一剂兴奋针？它更加坚信了其完全无道德、无人性、一味任恶图暴的“枪杆子”理论，对中国人民精神上麻痹与愚化，经济上控制与截断，肉体上摧残直至消灭，文化舆论上封锁与宰制，将被劫持的中国人民固闭在一个铁桶一般的控制下，待到精神控制完全奏效，它有有限制的撤开铁桶，代替为有选择有控制的开发几道门的钢化玻璃桶。其实整体中国人民依然与二十年前没有多少差别。
在这个症侯群已经固化这么多年的情形下，外部自由社会任何对这里面民众似乎自己不争气的批评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自由国家真的要帮助中国民众脱离这个邪党的控制，对其经济的全面制裁强制其打开人权缺口，设法使被胁持者恢复元气，有一定的实力型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在目前为止，中国已是所谓的全球制造工场，许多的西方国家资本家都在中国投资办厂，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有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了，那么这些厂如果只是想利用这些可怜的被邪恶中共胁持的中国民众为其赚钱，它们的眼界就太狭小了，如果能够对所辖的员工进行系统的重振正常思维系统的工作，更多的表现对中国普遍民众苦难的关注，甚至直接培养颠覆邪灵的力量，那么，未来必然屹立起来的这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的患难相助真诚友好，一定会有加倍的报偿。
顺致对高智晟律师的声援与诚挚的敬佩!
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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