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5日讯】去年三月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二零零五年是中国改革的攻坚年。一年过去了，除了在四万多个亿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政府收入中拿出了二百多个亿免出了农业税以外，中国似乎无法拿出一些像样的“改革攻坚”的成果。相反，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公开批评却不断增多起来。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对改革的反思似乎代替了改革的攻坚。
其实，这种对改革的反思是从民间社会的不满自发开始的，九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数以千万计的股民在股市上被掠夺得血本无归、随着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下岗后生计艰难、随着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随着中国的改革不断产生着通过侵吞国家资产而发迹的亿万富翁、更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对城市居民的住宅和乡村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的疯狂掠夺，民间社会对所谓改革的不满日益集聚着。
去年，两位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对中国的改革和自认为在改革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们的评论，将民间长期集聚的不满一下子释放出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郎咸平通过发表他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果的方式，指责中国的国企改革实际上是官方纵容下的国有企业经理们对人民资产的赤裸裸的抢夺，他指名道姓地将国内有名的若干明星“改革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段一一道来。
时隔不久，社会学家丁学良隔山开炮，指责中国的官方经济学家们定位含糊，一方面以学者的身份假充中立，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却与盗窃国家资产者暗相勾结，并从中分得一个不薄的份额。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学者更是嘲笑中国真正够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两个地处边远的香港教授，搞得个神州大陆一片哗然。一时间，举国上下，出现了民间鼎力支援、在朝的官、学两界却万马齐喑的十分尴尬的局面。
中国官方对此基本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是由于对民间舆论的畏惧，不得不停止了一些本来很快就要出台的改革方案。除了一两位经济学家们出来说了一些要善待改革者和企业家等不痛不痒的话之外，所谓的主流学者们也没有做出令中国民间信服的回应。但是，在出现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被舆论界戏称的主流学者们“集体失语”之后，他们最近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性的文章，试图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在主流学者们的评论文章中，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最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此人曾在一九九一年发表过代表邓小平对党内保守派大佬进行反击的四篇评论文章，引起过全国的轰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明确提到当前一股“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皇甫平虽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文章却绝对代表了中国官、学两界的精英们对这场反思改革的观点。
他们试图将讨论的主题转向对改革的支援与否上。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掌握讨论的话语权，赢得民间的支援，从而赢得这场辩论。但是，与十多年前皇甫平的文章得到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援的局面完全相反，最近这篇皇甫平的文章在网上得到的却是一片指责声。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中国的民众不满皇甫平和其他主流精英们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支援中国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传统保守派。不错，中国的传统保守派们也正在企图利用对改革的反思来借尸还魂。例如，不少媒体和所谓的名人们又发起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和公众知识份子的批判。也有人提出，中国高校的领导权被海龟派学者和自由化分子们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试图在中国振兴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的传统保守派们实在太臭了，臭到无论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都没有人再把他们当回事儿。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的所谓“反思改革”正可谓扑朔迷离，有点儿阵营大乱的味道。至少有三种力量在进行较量，一是普通民众和一些真正的公众知识份子提出要反思改革；二是中国主流精英们指责这种对改革的反思是试图否定改革，主流精英们曾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得到多民众的支援，但是现在显然被中国的民众所唾弃；三是传统的保守派出来搅局。
当前反思改革的复杂正反映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的复杂。在我看来，过去二十八年，中国前后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革”。一个是给中国普通民众切实带来了福利的改革；一个是腐败的官方和主流精英们聚财暴富的“改革”。前一个改革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后一个“改革”主要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主流精英们早已经由前期的改革派变成了现在的“新保守派”，这正是他们被中国民众唾弃的原因。我将在下期的评论中具体讨论两种不同的“改革”。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