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0日讯】4．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中的各种“奇迹”。
由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是建立在活体活体摘除器官的基础上，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就有着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各种“奇迹”。
1）供体器官很容易找到，说明有大量的器官提供者一直处在待机状态
中国大陆多数情况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在一周内可以找到供体，一般只要三天，甚至很多急诊病人当天就找到了器官供体。而国外器官移植的病人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
比如去年在东方时空和各国内媒体广泛报导了沈阳“当家女孩”的故事，想必许多大陆读者都看过这些报导，它被评为“中国十大真情故事之一”，其中就有其父亲王喜文换肾的报导——沈阳晚报讯（记者贾咏通讯员张子祥）——沈阳“当家女孩”续：找到肾源爸爸今日换肾
“2005年3月18日一大早，当检测报告单拿到该院院长孟威巨集和副院长郭巨集欣面前时，检测结果让人感觉沉重：由于王喜文曾经在几年以前做过肾脏取结石手术，术中曾经输血1000毫升等原因，他血液当中的抗体非常高，这样非常容易与移植肾脏发生排斥反应……”
也就是说，王喜文的移植肾供体，对于配型要求很高，不容易找到，“让人感觉沉重”，可是结果怎么样？报导中说：
“就在当天，医院经过苦苦找寻终于为王喜文找到合适的肾源。王喜文为O型血，而此种血型的供者本来就非常少，加上HLA配型必须要有三个位点以上合适才行，这个合适的肾源简直可以称为千载难逢……3月19日，王喜文将与另外两名尿毒症患者一起，在这家医院里接受换肾手术。”
这样一个很难寻找的肾源，在沈阳当天就找到了，还说什么“千载难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器官移植病人在沈阳当天就找到了合适的肾源，肝源，甚至心脏供体的例子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些“千载难逢”的事再三在沈阳发生呢？答案很简单：其实不过就是在沈阳苏家屯集中营关押的几千法轮功学员中找到了活体供者，活体摘除了他们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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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肝移植注册分析报告也表明：中国大陆的肝移植择期手术占71%，而急诊手术占到了29%（详见“中国肝移植注册2005年度分析报告”（PowerPoint）第22页）。所谓急诊手术，就是病人突然急性发病需要肝移植来救命，相当部分病人要在入院一两天内找到供肝实行移植，按照这个比例，2000-2005年中国大陆提供急诊供肝的数量达到2700例，这就证明中国大陆有大量随时等待摘除的器官供体存在，他们就像一群随时待宰的羔羊一样。
2）器官移植手术批量性的进行
批量性的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也是只有中国大陆才有的“奇观”。对此现象，外国专家们大呼不理解，韩国移植学会理事长李承奎说：“活体的器官移植（指亲属捐献器官）的手术我们可以有计划地选择时间去做，但脑死者的器官移植就不同。脑死者一般是在偶然的事故中产生，所以很难进行有计划的手术。中国医院总是可以在预先定下时间去做手术，还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中国的医院的的确确在批量性的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比如上文中王喜文做手术的四六三医院，它每次同时要作三个肾移植手术，不过在中国这只能算小巫，我们信手可以找到许多例子：
2004年2月10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时进行了4台肝移植手术，主刀医生：陈规划院长。
2004年6月下旬，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天内做了九例换肾手术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讯www.eastliver.com)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
2005年4月6日，北京，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在沈中阳指挥下同时完成5例肝移植。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
苏家屯集中营曝光后的天津第一中心经常同时开展十几台移植手术，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
既然中国的器官移植绝大多数使用“尸体器官”，那么供体就是来自于死亡者（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脑死亡，实际只有脑死亡者器官可移植）捐献的器官，那些“器官捐献者们”不可能按照中国医院的移植手术计划同时死亡吧，难道他们集体为了“捐献器官”自杀？；退一万步，即使同时死亡也不会同地死亡吧，其器官也应该是不同地点采集的，那么这些器官运到移植中心的时间也会不同，器官移植手术应该是供体随到随做的，这种手术怎么可能是批量性的呢？
中国的批量性器官移植手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它们的器官供体也是批量性同时提供的，这也证明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使用的器官，是根据受体需要和医院手术计划，批量屠杀集中营中的“犯人”来提供的活体器官。
看到那些大陆医院炫耀着的批量器官移植的“业绩”，不禁让人想到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官的“杀人比赛”，而这场比赛在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3）大量外国病人到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
由于中国大陆器官供体充足，每年有数以千计外国病人到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根据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上的“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据不完全统计，仅近3年，就有3000多名韩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华移植器官的人数每年也在1000人以上。除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乌地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
其实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都有专门介绍病人去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中介商。外国病人到大陆一是因为大陆器官供体多，二是大陆器官供体质量好，来自于“年轻健康的活体”。
2003年9月，１５个月的阿曼儿童姆卡塔是一位胆汁淤积症患儿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求治，９月２０日，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为他施行了首次减体积的部分肝移植，５天后检查发现供肝出现肝功能异常。９月２６日姆卡塔接受了第二次肝移植，术后肝脏动脉和门静脉发生扭转致使肝脏供血不足坏死，９月２９日进行了第三次肝移植。
一个月内给同一个外国儿童找到三个配型好的肝源，做了三次肝移植手术，这种奇迹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活体器官供体大国能实现。我们本来好像应该为这个外国小孩得救而庆幸，可是一想到这个外国儿童的生命是用三条鲜活的中国青年的生命强行换来的，脸上就只有泪水……
三．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中的“道德伦理”
中国的一些医生和研究人员也写过一些器官移植中的“道德伦理”的文章，他们主要集中在脑死亡问题的争论上。我这里的“道德伦理”四个字打上了引号，因为总体上讲，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犯罪，我们要分析的是那些参与活体摘除器官和器官移植的医护人员犯罪的原因和心理。
1． 医护人员对于盗用死刑犯的器官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公开承认
尽管中共当局对于盗用死刑犯的器官和大规模屠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的行为完全否认。可是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业内人员，对这些事实几乎尽人皆知。中共当局对于盗用死刑犯的器官，已经是历史悠久的行为了，在共产党内地为稍高的干部甚至可以说出一些他知道的，移植过死刑犯器官的干部的名字。
据财经杂志2005年12月第147期文章“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透露，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11月7日-9日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WHO）分部召开的会议上，首度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而对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事实，在大纪元记者的近期电话采访中，大陆多家医院的人员承认了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
1） 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宋主任的电话访问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被对方打断]
宋主任：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2） 对上海中山医院的电话访问
问：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不会是死人吧？
医：那当然是好的啦！怎么可能把坏的给你们呢？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3） 对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电话访问
问：请问是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吧？
答：是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人的肾源怎么样？
医：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广州军区总医院，就是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间也会调剂的。
问：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吗？
答：是
问：你们这边有没有可能有几个法轮功这样的肾源？
答：法轮功该用就用呗，管他法不法轮功！是不是！
……
2． 为什么医护人员会承认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许多人听到大纪元记者的这些电话采访录音，往往都会很震惊，认为这些人怎么敢承认这种事情，这不是承认犯罪吗？其实还不是，从某些方面讲承认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恰恰是一种推托和减少自己罪责的行为，一些医护人员在中共邪党的洗脑下，一方面他们不认为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有多大的罪过，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对于数量如此大的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作出一定的解释。
1）不得不对供体来源作出一定的解释
我们在前两章中证实了1999以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急剧增加，到了2004年数量达到了八，九千例，而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统计只占总数的1%，器官移植以尸体器官为主，可是中国对于脑死亡又没有立法，那么中国根本无法说清这些尸体器官的来源。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他自己就是一个器官移植专家，当副部长后偶尔还会“操刀上阵”，他心里是知道这些器官来源的，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同行专家质问，他没有办法只好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他的这种承认是不得已的，就像中共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一样；可是中共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同时又继续欺骗人民，说抗日的主要战场是八路军的敌后战场，黄洁夫的这种承认也是在继续欺骗世界卫生组织，因为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实际来自于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
到了2006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每年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例，就算“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根据器官配型成功的比例，每年中国要执行几十万上百万的死刑，才能满足器官移植的要求；可是外界估计2005年中国的死刑人数只有6000多例，只是器官移植数量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死刑方式由枪毙向毒针转化，“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这句谎言根本就盖不住事实了。所以很多中国医护人员私底下只好承认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么，现在中共恶势力要求各大陆器官移植中心拼命招揽顾客，加快毁尸灭迹的速度，许多医院只好用承认活体器官来吸引海外病人，当被问起器官来源时，有时不得不承认有“法轮功的器官”。
2）不得不对“活体屠杀”的行为作出辩解
记得五十年代中共有部电影叫《大浪淘沙》，里面讲了一个共产党在乡下杀了人跑到北伐军中，有一天和国民党人辩论，国民党人讥讽他说：共产党里也有杀人犯？这个共产党昂然答道：我杀的是地主老财，怎么样？那意思是杀得不是别人，是共产党的敌人，那么这种杀人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中绝大多数供体手术就是活体摘除供体的器官，其实就是一种血淋淋的杀人行为。1999年以来，死在供体手术的手术刀下的人估计将近有两万人，参与其中的医护人员如果说一点犯罪感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共在手术前一般要造成供体脑死亡的假像，比如用暴力将人打昏或打得半死，又比如按《临床肝移植手册》中介绍的“酒精、巴比妥类药物和其他神经抑制剂中毒的病人和一些由于肝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也可以表现出类似脑死亡的临床症状”，中共会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神经抑制剂制造供体脑死亡的假像。但是，供体手术要开膛破肚，人体会产生巨大的疼痛，其中有些供体者就会醒来。大庆龙凤看守所的一个牢头讲述他知道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说：“有的人被摘取器官，不是一枪打死，而是先打倒，然后抬到事先准备好的车上，趁人还活着开膛破肚，剖取器官。有的人疼的挺不住哀求说：快一点的，先让我死，求求你们！”。可是活体摘除供体的器官是个极其残忍的事情，为了尽量缩短热缺血时间，不管供体者怎么哀求，主刀的人就是不能让供体者先死，只能在成百上千刀的完成开膛破肚分离供体以后，在最后一刀切除活体器官所连接的主要血管时，才能让供体者死亡，这完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类似凌迟处死的杀人行为。法轮功学员，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电脑工程师王斌，就是这样被摘除内脏，死在大庆人民医院。
那些在中国大陆参与器官移植的医护人员，实际上直接或者间接的都参与了这种杀人行为，他们在心理上需要找到一种理由来为自己辩解，那么一个最能安慰自己的理由就是：他们杀的是“不好”的人，是“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中共几年的邪恶洗脑中，他们已经被灌满了法轮功学员是坏人是“邪教份子”的意识，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帮助党和国家清理法轮功的行动”，所以他们承认移植的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杀“好人”而已。
3． 中共邪党是怎样培养出这些“白衣刽子手”的
一个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医生本来是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的崇高职业；可是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的一些大陆医生却常常干着活体摘除器官的丑恶行为，成为共产党的“白衣刽子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如果读过<九评共产党>就好理解了。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邪灵，在它的教育培养下，再高尚的职业也会沦为其迫害人民的帮凶，所以在中国大陆，只要一个人与中共邪恶共舞，警察就可以变成土匪，教授就可以变成教兽，医生就可以变成白狼。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当初都是抱着救死扶伤的理想来学习医术，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现实却是要把医生变成为党服务的工具。那些分配在医院里的年轻的外科医生，很多就要接受这种“党的考验”：组织上派你到刑场上去执行任务，去把枪毙了的死刑犯器官取回来，移植给需要的病人。共产党会说死刑犯器官利用是“废物利用”，反正死刑犯要处死。可是被取器官的死刑犯实际并不时死于子弹枪伤，那一枪是故意不致命的，死刑犯实际是很痛苦的死在医生的手术刀下，医生才是真正执行死刑的刽子手。这第一次的杀人，对于这些医生来讲，就像是黑社会杀人见血的入会仪式，共产党就是要你手上沾上血腥，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为党服务的工具。同样，现在那些向往成为器官移植专家的年轻医生，首先入门要做的就是手术就是供体手术，你必须同时在技术上醇熟和道德上沦丧，成为一个合格的“白衣刽子手”，你才有机会成为一名器官移植专家；这就像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你要成为“永远正确”的“伟光正”，你就得首先从杀人越货干起。
一旦成为“白衣刽子手”，你就只好在党的“看护”下身不由己的继续为党服务了：你能杀死刑犯，用手术刀清理罪犯；你就能杀法轮功“为党和国家清理邪教分子”；就像苏家屯集中营那个每天在恶梦中煎熬的医生，多次要洗手不干，党组织就不断的告诫他“你杀一个也是杀，杀一百个也是杀”，没有人性和道德伦理可讲了。
4． 中国大陆“活体摘除器官”在“道德伦理”沦丧上的几个层次
中国大陆的“活体摘除器官”现象本身都是极不道德的，但是细微分起来，它有中几种不同情况，这些不同情况的“道德伦理”是有所区别的。
1） 活体摘除死刑犯的器官
这里的死刑犯是指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式，被判死刑。从法律上，这个人好像是“该死”的吧。摘除死刑犯器官行为是中国医生认为”负罪感相对最少“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权的，它是盗用死刑犯器官或者逼迫死刑犯非自愿的“捐献器官”。最主要的它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让被执行死刑者承受了极大痛苦，他不仅要遭受故意不致命的枪击，而且还要遭受活体摘除器官的凌迟极刑，而医生才是真正的刽子手，他用手术刀和活体解剖的方式“执行了死刑”。
2） 为了器官移植而执行的死刑
由于器官供体的很难寻找，在中共这种一党专政无视人权的国家，当有某个高级领导人或重要人物需要器官移植时，中共会在重罪犯人中通过配型寻找合适的器官供体，一旦找到后，中共领导下的公检法系统会罗织罪名，高效率的宣判其死刑，立即执行，并活体摘除其器官。这种情况下，这个罪犯其实是罪不致死的，他不是因为罪行而死，而是因为器官而死，这是一种体制上的杀人行为，是整个体制的犯罪。
3） 为了器官移植而在监狱和看守所里制造的意外死亡
监狱和看守所里的意外死亡是客观存在的，可是这种意外死亡很难刚好就造成犯人的脑死亡，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里因犯人意外死亡而成为器官移植的器官供体，这种现象是存在的，那么这些案例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器官移植而故意制造的。这种行为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可是中共从上到下都是坏种，那些高级领导能调动体制按第二种情况来做，中下级的中共官员就只好以这种方法进行“器官走私”了。
上面三种情况，都是活体摘除犯人的器官，也就是那些医生们认为“有罪的人的器官”，其中第三种在体制内不允许，要偷偷摸摸做。
4） 为了清理共产党的“敌人”而杀人摘除器官
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的罪行，由于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时完全不讲法律，它执行的是“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政策，中共的恶势力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法轮功学员，他们发现不但可以用第三种方法来满足器官的需要，还可以盗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卖钱，并且这种行为得到了上级的纵容和鼓励，最后发展到这种做法成了迫害法轮功的“先进经验”，导致了建立许多个屠杀和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这样一种“国家行为”。从2000年以来，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行动中估计活体摘除了3万多个人体器官，有2万多人因此而死亡，这些血淋淋的器官和无辜的生命是中国大陆这几年器官移植“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这第四种情况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但是由于中共对于广大民众的洗脑，那些医护人员不愿意承认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他们以自己参与杀害和伤害的是“不好”的人，来自我安慰。
5） 完全为了器官而任意杀害普通百姓
如果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中共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各种手段就会运用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那时被活体摘除器官的就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了，而是每一个普通百姓都可能成为无辜的器官供体。你没看见那些中共邪恶势力在镇压维权的工人失地的农民时，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威胁群众：你们再和共产党过不去，就把你们当成法轮功分子处理！维权律师郭飞雄在开始维权时小心翼翼的和法轮功保持距离，可是特务在殴打他时却对他说：上级说了，你就是法轮功！“法轮功”三个字已经成为中共想要任意镇压无辜百姓时用的一顶大帽子了。
四；如果被活摘的器官真的不是法轮功的，那又会怎么样？
以上个章节，我们已经从器官移植的医学常识，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和器官移植中的道德伦理三方面详细分析论证了：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着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对于盗用死刑犯的器官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公开承认；包括中国所谓“尸体器官”其实是“活体器官”的证据和说明，包括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将近4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器官来源的分析；包括中国确实存在有大量随时等待摘除的器官供体群的论证……
所有这一些已经足够判断和证实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行为的真实性。可是中共不仅不承认他们活体摘除过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连国际社会众所周知的盗用死刑犯器官的行为都不承认。
那么我们要反问中共：中国大陆这几年进行了将近4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那些供体器官是怎么来的？那些活体器官到底是谁的器官？
如果被活摘的器官真的不是法轮功的？那是什么人的呢？
显然那就只能是中国大陆无辜的普通老百姓了，只能说明这5，6年里有多达2万的无辜的普通中国公民被你们杀害，被你们活体摘取了近4万个人体器官；只能说明你们为了人体器官的暴利任意杀害普通百姓，完全没有任何人性。
如果是这样，中共必须向全世界交代清楚，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清楚他们自己滔天罪行。
纸终究包不住火，多行不义必自毙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