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
“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德’霍克海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热”。当时，我也读过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给我的反传统以理论的激励，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贝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中国现实的理论参照之一。
现在，我身陷囹圄，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像》，马丁·杰着），除了汲取该学派的批判方法之外，还体验到某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故而，阅读时平添了一层情感上的激动。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合理化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韦伯社会学的文化意识结构合理化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理性合理化对“单面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就是“理性”，但此种理性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的、追求同一性的辩护性理性，而是关注多元化和个体性的批判性理性。在这点上，他们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吸收是谨慎的，他们只吸收了存在主义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对理性的极端化排斥。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是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批判视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种相互竞争性的对话，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对话基础之上的交叉共识。
同时，这理性是立足于个体生存——个人对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或幸福的选择，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一直对韦伯提出的学术中立化立场持怀疑态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其次是个体生存品质的标志，再次是一种价值化的选择。到美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吸收了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思辩方法。这是一批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其智慧的忧郁代替了尼采的智慧的欢乐。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西方现代国家大都实行宪政民主，但个人自由仍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现代化催生出的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相互支持，毒化着人类精神，扼杀着个人自由。所以，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就要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甚至是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而在我看来，尽管该学派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继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历史决定论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想主义，不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品格和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他们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于绝望之中保持信心。
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故而，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
在我看来，主要由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他们的批判最为关切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旨在确立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奥茨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本雅明才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一种清教徒式的叛逆，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
在哲学上，他们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种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像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具体苦难却熟视无睹。那些关注形而上学问题的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于对终极真理的冥想之中，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而伟大的宗教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像真理而牺牲。
如果说，在古代西方，关心人类的苦难、罪恶和救赎的主要是宗教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人文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对人类肉体的集体性灭绝，更是二者的舆论垄断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换言之，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哲学——那种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像的、一元化的决定论。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上，即那些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像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于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显然，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
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和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绝对化。任何严肃的人文探求，都必须正是人的弱点、人的苦难和尘世黑暗。好的人文理论，无论多么抽像，也大都是有现实关怀，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指导并催化社会变革。
在阿多尔诺看来，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对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极权国家肆意践踏人权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具有悲悯情怀。抽像的乌托邦式承诺，也许会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于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一面批判性地反思纳粹主义的根源，一面反对任何意义上对个体自由、个体主体性的压抑和异化，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工具理性的，也无论是囚禁肉体还是毒化精神，统统都是对个体性生存的无动于衷。他们特别批判现代社会的技术化、工具化和消费化，称之为建立在技术－工具－消费－享乐的一体化上的总体社会，这种总体社会通过把人物化为同质的工具而达到操纵的目的。(续)
──原载《民主中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