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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博:教育不应是一党私产

——从“世纪清华”丛书说起

周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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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5日讯】【新世纪特稿2006年8月24日】从友人借得一套“世纪清华”丛书(以下称丛书),洋洋三册,逾1300页,内容囊括1911年庚款建校到现在的人和事,时间跨越90余年,空间涵盖中国和欧美,蔚为壮观。由于父母曾任教清华和北大,我自小在清华和相邻的北大居住并上清华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后来在1963至1968期间就读清华,又于1978到1983年期间在清华作研究生和助教,因而从普通学生和雇员的角度,对清华有些观察和了解。丛书详细列举了90多年来清华大事和成就,令毕业生和教工同人发思古之幽情。然而掩卷沉思,我感到丛书有意回避了一些不能忘记的事实,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结论,愿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俾能拾遗补阙。

(1)教育独立局面在1949年逆转

现代民主社会中,教育如军队一样是国家公器,不是执政党私产。教育首要目的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做独立思考的公民,其次才是传授专业知识技能。清华1928年成立大学,到1937年成为世界知名大学,主要原因是大学能独立于政府及执政党,由教授治校。中共自成立之初,即把自己势力范围内所有教育事业据为一党私产,由党委领导,完全为一党夺权和掌权服务。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雕像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语录牌成为各学校之必备装潢,形象地代表了中共的一贯方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做执政党的驯服工具。毛死已三十年,毛的这一方针仍被奉为圭臬,主宰教育事业,也影响了丛书的编辑。

1949年前后的清华之基本不同就在于是否独立于政府和执政党,或曰是教授治校还是“党委领导”。

1949年以前的中国执政者,对大学的独立有相当的容忍,给了校长和师生很大的自主空间。北洋政府和军阀阎锡山派到清华的校长,或被学生拦在校门外,或进了门不久又被赶走。清华毕业生罗隆基就以“十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1931年3月,清华学生拥戴胡适或赵元任为校长,反对国民政府干预而发动学潮,派代表为校长人选事赴南京与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当面争论。五十八年后的6月,中共政府以坦克机枪镇压了北京学生市民的“暴乱”,旋即派“中共市委大学部”的清华本科毕业生林某任某等接管北大,清查“暴徒”。此时北大师生对“清华管北大”的抵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市委钦差的来头远非半个世纪前轻车简从上任的校长们可比,背后有“平暴”野战军的刺刀保驾,师生谁敢说个不字。任某主管北大数年,自信已经跻身于北大建校初期的校长先贤之列,向全校训话时竟把自己和蔡元培相提并论,令老教师们咋舌。

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界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西南联大师生中亲共势力强大,以致中共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19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亲共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丛书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如果龙云,李宗仁拿出邓小平六四“平暴”的手段,荡平“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当非难事。我父亲的同事高望之先生,1947年起在清华以学生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隶属彭佩云领导。他见证了内战后期那一段历史:

公立大学如清华北大,不收学费。多数学生用公费补助吃饭,任何学生申请补助均得批准。校内中共地下党人员,即“职业学生”,占着学生名额,拿着政府的公费,从事反政府活动。他们人数不过一二百,但利用学生会等外围组织把反国民党政府的活动搞得声势浩大,亲国民党学生活动反而要躲躲藏藏。清华中共地下党首脑查汝强,以纨裤少爷面目出现,明里玩乐逃课,放浪不羁,在食堂抢同学碗里的肉吃,暗中操纵学生会的朱镕基等中共外围分子发动学潮。内战拖垮国民经济,北平市民啼饥号寒。财政支绌的国民政府仍然拨款保证了公立大学学生不至冻饿。清华北大学生在食堂饱餐之后,又带上食堂的干粮,上街游行反饥饿,反政府,理所当然地引起北平市民反感。

所以,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得以存在,靠的是校方对学生的保护,和国民政府当局的宽容。内战时期的清华工科学生艾知生,参加中共地下党,1949年以后成为清华团委书记。按丛书介绍,因死记马列教条考得满分,晋级为校党委副书记,后来调升为广播电视部部长。1989年六四屠杀之前,广电部职员要求播出二老帅五上将关于军队不开枪的呼吁,艾拒不批准,在良知和官位之间选择了后者。1949年以前,艾从鼓动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起家,1949年以后,艾自己成了中共当局,反过来以管制镇压学生为业,1980年代学生开始挣脱思想禁锢和挑战校党委时,他最不愿听的就是学生称党委为“校当局”。以艾的亲身经历,国共两党对待学生,哪个残忍,哪个宽容,他应该心中有数。90年代初艾罹患癌症,自知不起,向清华历史系教师朱玉和口述了自传。艾的夫人齐卉荃教授却在艾身后阻止公开自传,令人猜想艾可能有些反思不见容于中共当局。我期待着艾的自传公开的一天。

国民党治下大学校长坚持教育独立理念的不只清华梅贻琦一人。吴有训以辞职阻止国民党军警进中央大学捕人,胡适每有北京大学学生被捕就奔走北平各军政机关营救,傅斯年为保护台湾大学学生甚至面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领彭孟辑“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1949年以后大陆情况大变,中共建立起对大学师生的思想管制网络,由党团组织,政治辅导员及非党团“积极分子”组成,触角深入每间宿舍,每个班级,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任何独立思考的言行,都难逃监控。触犯律条的学生会被批判,处分,开除以至劳改和监禁。大学都由中共党委书记主事,个别学者出身的校长只是陪衬,他们囿于“花瓶”身份,再也不敢像1949年以前的校长那样保护独立思考的学生。如果校长本人也是党棍,当然更是当局的打手。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当局多次对无辜学生下手时,例如肃反,反右,六四和法轮功,大学校长们表现乏善可陈。

丛书也以相当篇幅表扬了1949年以前清华教授对政府的独立性。例如在国民党政府军警来校捕人时冯友兰,费孝通等保护中共学生,张奚若,吴晗等放言论政,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等等。其实,清华教授痛诋政府而国民党仍予优容的例子,还有丛书未提到的闻一多。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此时中共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尊蒋介石为全国领袖,连毛泽东也对蒋呼万岁。蒋介石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驻防昆明,邀闻一多等教授座谈时事。闻因战局失利和民生困苦责怪政府领导无方,在座谈会上当面对邱说要造蒋介石的反,而邱对闻仍以礼相待。闻一多显然是按教育独立于政府的理念向蒋介石叫板。但是,闻一多当时不知道的是1942年延安的知识分子王实味因为批评中共首脑而被监禁和砍头,闻自己的侄子闻立训投奔延安也在1943年毛泽东和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被“审查”致死。闻一多更不会预见到二十几年后知识分子被执政的中共彻底踩在脚下,文革当中清华教授绝不敢对毛派来的8341部队(毛的御林军)军代表说要造毛泽东的反。

丛书忘记提到,这同一批清华教授,在1949年以后集体“失语”,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箪食壶浆迎来的“救星”共产党,比自己惯于严厉批评为专制的国民党更专制的多。教授们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连番大棒之下为保住工资教职和身家而自顾不暇,遑论援助因独立思考而落难的学生。中国的大环境和清华的小环境都没给教授留下一点保持独立性的空间。与清华近邻的科学院,不在教育部(委)管辖之内,可能小环境稍微宽松,所以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敢在全院大会上说“我们牺牲了三个同志”。科学院理论物理所郭汉英研究员,前院长郭沫若之子,是研究生导师。他的学生在院内出示从天安门拣回的弹壳以驳斥当局关于军队没开枪的谎言。公安保卫部门要追究学生,郭拍案而起,对学生说“让他们来找我,就说子弹壳在郭老师这里!”父亲郭沫若是毛的首席御用文人,但是1964毕业于清华的儿子郭汉英却出“驯服工具”之污泥而不染,保持了独立人格。“虎父无犬子”的谚语在这里改成了“犬父有虎子”,郭汉英让多数清华教授相形见绌。

清华出身的哲学教授贺麟,在1949年以前曾精辟地阐述学人要有人格,学人和学术应独立于政府的理念。1947年他任北大训导长,与校长胡适等共同主持北大。他对包括中共职业学生在内的助学金申请人来者不拒,一概批准。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将北大学生“异党分子”名单下发贺麟,令北大予以开除,贺顶住不办,并当面向国民党主管学生和青年工作的党棍陈雪屏说“大学有民主自由传统,岂可为政治开除学生?”他身体力行“教育独立”理念,获得学生拥戴。学生赠锦旗称他是“我们的保姆”。1949年北平中共学生地下党首脑王汉斌派手下学生汪子篙劝阻贺随国民党南逃,叮嘱汪为安全计不要对贺公开自己中共身份。汪却坚信贺不会“给(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贺果然放弃了四次国民党“抢运学者”的飞机票,原因据说是“妻女不同意”南下。1950年代他的住处与我家不远,我常常见到这位恂恂儒者。后来他批判了自己早年的学术和思想,甚至在1982年加入了中共,不知是否有妻女压力的原因。贺麟教授的女儿贺美英在1949年以后的体制中如鱼得水。她1956年入清华电机系,1958年加入中共,合理的推测是她在1957年反右有功。1960年代贺美英在清华官至校团委副书记。她督导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受军训时穿裙子挎手枪的威武,显示书香贺家改换了门风。30年后她更晋升为清华校党委书记,但对于独立思考的清华学生不再是她父亲那样的“保姆”,而更像禁锢思想的“狱卒”。在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和打击法轮功教师学生时,未听说她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倒可能曾“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或经手“为政治开除学生”。她来美国访问被问及清华学生杨某因法轮功而遭迫害事,答以“杨某不是清华人”。1940年代国民党统治末期,全国各界腐败严重,唯教育和卫生领域除外。多数国立大学负责人以抵制权势人物为子女录取关说为起码的操守,例如傅斯年就在办公室门外贴告示谢绝此类访问。1990年代清华却招收了一届90年校史上空前绝后的“走读班”,教职工好奇这是要照顾谁家考分不够的子女,发现一位李姓走读生之母是贺美英书记。大学不再是净土,后人不知自重,贺麟教授如泉下有知,可曾一叹?贺家父女两代在清华前后同学,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分别主持过北大和清华这样的知名大学,但父女在教育独立理念上却渐行渐远,在为官操守上南辕北辙,形象地代表了中共上台前后中国教育的变迁。

大学的招生录取标准,在1949年前后也大有不同。有1949年以前清华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在丛书中为文,深情回忆自己在生活,课业上受益于学校,终于学有所成的经历。研究他们的家庭,发现不少属于小康和穷困阶层,例如贫农出身的季羡林,家道中落的吴晗等人。1949年以前的大学,录取新生时重在分数,发放助学金来者不拒,不考虑政治因素,做到了“有教无类”,并非如中共宣传所说1949年之前大学只向富家子弟开门。而中共一上台,政治却立刻成了录取大学生的重要考虑。1964年我亲聆中共大员彭真到清华训话。提到有“出身不好”的考生询问为什么自己考够分数不获录取的时候,彭厉声说“我们的大学就是没有你的位置!”,因为位置要留给中共大员子弟。贺龙(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贺鹏飞,凭国务院一张条子就进了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还有其他大员子弟转学入清华,通通无需高考成绩。这是文革中废除高考,凭“政治标准”保送的先河。中共的“政治标准”将大量资优学子拒于大学门外。

由于梅校长的教育理念,1949年以前的清华为中国社会造就了有健全人格,能独立思考的公民,内战后期,北平国民党当局开列名单准备到清华逮捕中共地下党,在情治机关任职的清华毕业生对此不认同,利用职权事先把名单传给梅校长,梅校长召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事,决定通知有关学生躲避。1949年以后清华毕业生也供职中共情治机构和党政中枢,例如有清华“学生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贾春旺长国安部,吴邦国长上海市和国务院,胡锦涛长贵州西藏直至中央,但未见他们敢在全国性迫害狂潮中站出来保护无辜。

做“驯服工具”的政治灌输不但扼杀独立思考,而且把学生变成思想感情和隐私无一不交给党的精神奴隶。1960年代,清华有位男生暗恋一位不同系的女生,犹豫再三才写了情书。女生转手就上交了“组织”。男生立即在本系受批判,长时间抬不起头来。这时的学生被调教得不但不能独立思考,连人格都不健全了。

清华大学的校格,和师生员工的人格,在1949年都发生了不幸的转折。

(2)“反右”进一步铲除教育独立精神

1957年是清华校史中惨烈的一章。经过1949年以来“镇反”“肃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敲打,清华人知道了中共治下“祸从口出”之严重。但是许多教工秉持1949年以前梅校长的教育思想,继续向中共争取教育独立。当时的在校学生,是在国民党中小学教育下开始建立人生观的,仍然保持独立人格,拒绝当中共的“驯服工具”。亲历反右的学长告我,邓小平为毛组织反右,到清华礼堂做反右报告。学生听众离开礼堂,表示抗议中共以“整风”诱人发言再以言入罪的“阳谋”。主席台上的校长蒋南翔坐不住了,打出邓早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招牌,站起来喊“你们不要看不起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是留学生!”但学生们继续鱼贯退场,集体用肢体语言向中共说了“不”。反右以后中共对青年学生的思想钳制大幅度升级,清华当权者把反右作为党化教育的利器。“你想要教育独立于共产党吗?那些被开除劳改关押的右派就是你的榜样!”。党委宣传部的刀笔吏们制作了反右展览,赞颂毛泽东“引蛇出洞”伟大,讴歌蒋南翔“党委领导”的英明,而对秉持教育独立理念批评中共的师生员工大肆诋毁丑化。这个颠倒黑白的展览是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主课,搞乱了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的是非善恶观念。清华毕业生作为“驯服工具”的奴性逐年加强,梅贻琦校长的教育独立理念被斩尽杀绝。1957年清华礼堂的一幕几成绝响,下一次清华学生集体向中共说“不”,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的“六四”了。

“反右”结果是全校教工学生570余人被“戴帽”,批斗,开除,劳教和关押,体育教师曹宝源率篮球队外出比赛亦被缺席定为右派。清华校园中的荷花池和荒岛现在风光旖旎,那时因被害师生自杀而血迹斑斑;清华东区铁路过处现在有各式楼堂馆所争奇斗艳,那时却是右派因绝望而卧轨的热点。与全国55万右派一样,清华落难教工学生一经“戴帽”,求学,就业和择偶立即发生问题,许多人一生就此断送,而且株连亲属。不论右派在1957年自杀,或者在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中致死,他们的灾难肇源于清华所在单位党棍给他们带的右派帽子。半个世纪过去,大量右派已经含冤去世,幸存者也已风烛残年,他们至今没有听到清华党委代表加害者的一句道歉。历届中共清华党委书记中,我只知道罗征启对体育部教授曹宝源说过“曹先生,共产党对不起你”。

1957年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一年级,参加课余无线电小组,小组辅导员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他教我安装矿石收音机,既是领我课余玩耍的兄长,又是我日后学无线电的启蒙老师。矿石机刚出了声音,他就不再来了,附中校方宣布原因是他已定为右派。1963年,我自己成了清华无线电系的新生,几次想向校系当局打听他的下落,都因怕祸及自己而退缩。以后的几十年,我时时想到清华的右派学生。他们比我只大六,七岁,与我哥哥姐姐同龄。因为坚持独立思考和自己的人格,就划为右派,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我希望我能向这些右派大哥哥,右派大姐姐中的幸存者问候,对他们的人格表示敬意,对他们的苦难表示慰问。可是找到他们绝非易事。在官方垄断资讯的中国,政府当局控制所有有关资源:右派原单位档案,公安局,法院,劳改农场纪录等等,民间研究者取得资讯的渠道极为有限。我到美国以后,开始在出版物和互联网上注意清华反右历史事实和清华右派,尤其是学生右派的下落。

清华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是最早纪录全国反右罪恶的重要中文著作之一,介绍了清华反右的重要史实和若干右派师生的遭遇。例如:

徐璋本教授建议中共“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死于劳改营。

钱伟长教授主张“教授治校”,不同意校长蒋南翔“今日的知识分子吃共产党的饭”之说,被蒋亲定右派。

孟昭英教授批评中共和苏联,遂成右派。

校长助理(前党委书记)袁永熙反对在师生中抓右派,被蒋南翔定为右派,劳改多年。

学生孙宝琮在油印小报发文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十五年。

学生张德寰以旧衣和粮票资助经济困难同学,同学因言获罪,张也被牵连成右派,获三年徒刑。

学生党治国在清华全校大会批判钱伟长,黄万里两教授时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定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

学生冯国将定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渡过几十年,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

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都身高体壮,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在1960年中共人为造成的饥荒期间,张,刘和其他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全部在夏季之前饿死。张,刘的右派同学杨小平,因矮小体弱得免苦役未死。1957年张,刘,杨三人与贺美英同为清华电机系学生,三人定为右派时贺起了什么作用,值得探讨。由于幸存犯人极度虚弱,掩埋难友只能浮土遮盖了事,尸体随即遭野兽啮食。清河三分场摧残人命之惨烈,在中国直追甘肃酒泉夹边沟和四川乐山沙坪等处的劳改场,在世界则“媲美”德国希特勒的奥斯维辛死亡工厂,苏联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古拉格”和柬埔寨波尔布特的杀戮场。

在互联网上,我又寻得以下一些线索:

土建系教师陶德坚回忆录记述了清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冰迫害土建系教师始末。由于给土建系中共首脑刘小石提意见,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位教师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原单位天津大学外,其余四人均被送去劳改。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为“整风”发言的周卜颐教授也定成右派。

矿业学院右派学生吴弘达和清华电机系右派学生陆浩清一同劳改,吴着“昨夜雨骤风狂”描写了陆因右派帽子而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清华同学)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三次自杀终于成功。

北大右派学生陈奉孝着“梦断未名湖”,回忆自己在兴凯湖农场劳改,难友中有清华右派学生智淼源,因对抗中共迫害而升级为反革命。
……等等。

反右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操刀的中共无法完全掩盖这场大迫害的荒谬和残忍,于是扔出一个55万右派的空洞数目和一句抽像的“扩大化”,就算作了交代。即使受害人真的不超过55万,今天中国也有55万个失学失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铁窗和劳改炼狱中被虐待折磨,甚至致死致残的案例要记录,刊布,并且追究责任人和补偿受害者,岂可只用一个数字一句话就了结。这场大迫害的责任人和受害者的面目其实很清晰具体:在全国的元凶大恶当然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清华的打手则是校级的蒋南翔,刘冰等和各系党棍们。而清华右派人数那五百七十几的统计数字,个个都是有血有肉,音容笑貌各异的教师,职工和学生。

中共对于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中共自己声称的“丰功伟绩”,它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中共已经无法掩盖的罪责和恶行,则倡导“遗忘”。开明如胡耀邦的中共首脑,竟然也提出要“宜粗不宜细”(对于被害人的控诉不要仔细记录)和“水落石不出”(对加害者不要揭露)。丛书照此办理,刻意掩饰反右对清华的这场浩劫。不但没收录一篇清华反右受害人的回忆,反而刊布清华反右责任人为自己开脱的文章。无线电系和土建系在全校各系右派人数最多。无线电系副主任常同教授,在美国取得哈佛物理学和麻省理工电子学两个学位后回国效力,因为“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被系中共书记李传信主持定成右派。十年后李传信在文革中被整肃,常同教授以德报怨,派女儿给李送鸡汤。李在丛书中著文回忆常教授,把自己定常为右派用一句话轻轻带过,却大讲自己与常家的友情。李还私下散布反右时打常最力的是自己手下另一个党员教师吴佑寿,因为吴视常为自己业务晋升的障碍,以此推卸李自己的责任。常同教授含冤忍辱,摘帽后仍然敷衍中共,以求一业务报国的机会。身为清华附中语文教师的常夫人则对中共不假辞色,告诫儿女不要相信李这种党棍,并在六四之后从常教授纪念文集中撤出李鹏访问常家的照片。

丛书打着表彰梅校长的幌子,逆梅校长的教育独立理念行“党化教育”之实。对清华反右事实的处理,缺乏治史起码的诚实。

(3)蒋之于清华犹如毛之于中国

蒋南翔是中共化教育公器为一党私产的要角。1951年他率张大中指挥燕京和清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给两校教师一个“下马威”。历史系聂崇琦,齐思和等教授曾批评中共,蒋将他们关押,逼迫写检讨后才释放。著名民主个人主义者张东荪教授为中国民主政治奔走多年,参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燕京校长陆志韦是中国心理学先驱,抗战期间曾被日军关押,抗战胜利后主持燕京复校。蒋对他们横加批判羞辱,甚至唆使陆志韦女儿上台“揭露”父亲是“美帝侵华走狗”。

1952年到1966年蒋主持清华,时间不到14年,管制教师学生思想却大有建树。1957年鸣放初起时,校长蒋南翔率亲信撤出工字厅办公室,蛰伏新林院住宅区,以低姿态“引蛇出洞”。毛号令一发,即对师生大行整肃。清华各系被定为右派的教授职工学生超过570人,连前党委书记袁永熙与蒋有不同意见,也落了网。袁的家属回忆,当时是蒋向袁妻宣布对袁处理的“组织决定”。袁先在京郊昌平劳改五年,再被发配河北南宫县时,又是蒋对袁训话“没送你到边疆,已经是很大的照顾了”。蒋无疑是手上有血的清华反右第一责任人。

蒋的教育思想的中心当属“工具论”:共产党要学生作“听话”“出活儿”的工具,作“驯服工具”,而且是“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如果学生做到了,那他个人的利益也就来了。清华历届毕业生中此类工具甚多,最成功的一例当属胡锦涛:中共得到毛的可靠接班人,胡得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可谓“双赢”。蒋南翔为毛皇帝调教王储,也功不可没。“输家”自然是中共权贵以外的国人。令我不解的是,许多我的同龄学友,毕业数十年后仍然对蒋的手法津津乐道,念念不忘蒋提供的其他院校所没有的好处:

女生食堂
病号食堂
学生政治辅导员津贴费
女生不准弯腰提重物
学生体育代表队食堂
等等。

以上各条均属实情,而且比蒋更左的中共党棍的确因此攻击过蒋。但是清华学生享受这些优惠的前提是完全放弃独立思考和健全人格,无条件地做中共和毛,蒋的驯服工具。若生二心,立即有严苛批判处理措施,学籍前途都不保,遑论这几条优惠。物质条件再好的大学没有了思想自由,与出产耕牛驭马的驯养场所何异?

蒋南翔主持的清华党委,不但自己实行“政治第一”的新生录取标准,而且越出清华校园干预其他院校新生录取。清华校友文丛披露以下案例。清华土建系陶葆楷教授被怀疑有政治问题,其子在1965年报考北京外语学院,始终未收到录取通知,父子相对落泪,只能认为是分数不够。几十年后,陶教授去世,其子被告知,外语学院当时的确发出了录取通知,但半路杀出个清华党委,发给陶教授儿子的录取通知被截留,在清华保存的陶教授档案里一放几十年。蒋南翔清华党委的专横可见一斑。

虽然蒋离开清华已三十多年,但是“南翔精神”阴魂不散,因为清华仍有不少位居要津的人把自己今日的权位归因于蒋当年的直接间接的垂青和提拔,蒋之于清华犹如毛之于中国。蒋定的学制年数不能改,蒋整过的人不能翻身,仍然是不成文的律法。例如,钱伟长教授在鸣放中推崇1949年以前梅校长的“教授治校”,直接威胁了蒋的“党委领导”,由蒋亲定右派。到了全国平反右派时,蒋已多年不长清华,却敢出狂言“清华谁都能平反,就是钱不能”,霸气不减当年。1986年清华召开纪念一二九大会,钱作为一二九积极参与者被邀上主席台,恰巧与蒋邻座。清华校刊记者抢拍有钱蒋的照片上报党委宣传部批准,部长刘树理严令“这样的的照片在清华决不能用”,足见蒋的余威。丛书为蒋隐恶扬善,略去蒋的种种劣迹,“党委领导”有无介入编务,耐人寻味。

(4)现在的清华当局和校史丛书编辑应该从善如流

现在的清华当局者和丛书编辑者,对于梅校长教育独立的理念,想必有或多或少的认识。可惜他们言论上高度评价梅校长对国民党保持独立性,对梅校长遗孀韩咏华待为贵宾,行动上却把清华作为一党私产紧抓不放。由于毛的党化教育在全国流毒仍烈,清华自己当然做不出取消党委,教授治校的大动作。但是应该考虑从小处着手,在此我愿提出以下几件供考虑实行。

1952年清华照搬苏联经验,在中共院系调整的旨意下取消1949年以前卓有成就的系科。校长王大中在1999年4月校友返校大会把恢复旧清华系科作为重要政绩来报告,而对院系调整只字不提。如果恢复旧清华系科是政绩,那末当初取消就是错误。要改正错误,先要公开承认错误。“悄悄改正”的做法不够正大光明,应如实交待那些系科失而复得的来龙去脉。
目前校史编写中为中共粉饰和护短的做法:对于清华人中的中共党员宣扬不遗余力,对中共以外其他党派的清华人的成就则十分吝惜篇幅。例如,1920年代从江西考入清华的“安福三才子”罗隆基,彭文应和王造时,在校时成绩优异,毕业后为把西方宪政民主理念引入中国呕心沥血,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杰出代表,而在1957年全被定为右派。丛书对他们避而不提。1923级毕业生孙立人是国民政府军队杰出将领。丛书表彰了他抗日的赫赫威名,却“忽略”了他内战时从中共名将林彪手中收复四平的战绩。这些中共以外清华人的“文治武功”也是校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清华的光荣。遗漏他们凸显了编者的党派偏见和权势依附,再版校史时应予收录。

清华90年校史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众多清华同学按自己选择的理念,参加自己认同的党派,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奋斗牺牲,不论他们的理念和党派的成败,母校清华都应该敬重他们的精神。有些党派在军事上暂时失败,其理念却在长远历史时期内显示了正确性和生命力。编纂校史时对死于北洋军阀,国民党,日寇和共产党之手的清华人应一视同仁,不应只纪念共产党一方的烈士。

美国南北内战虽然伤亡惨重,北方战胜后却对战败的南方同胞表现了容忍和和解。南军的旗帜标志和将士纪念碑至今遍布南方各州城乡。南方人民对战败虽有心结,却愿意留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家庭内。缺了这种宽广的襟怀,美国就难有长治久安和今天的富强。

清华校史纪录彰显的烈士,绝大多数是中共方面的清华人,可见编者心胸狭窄。1935年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熊大缜,投奔中共晋察冀军区作军需技术工作,功绩卓著,却被中共当作国民党派遣人员逮捕处死。此时国共合作抗日,即使熊真是国民党所派也是友党友军,晋察冀军区将熊捕杀,证明中共对联合抗日了无诚意。晋察冀军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诬陷熊大缜是他的物理导师叶企孙教授经手派遣的国民党间谍。物理学大师叶企孙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却被诬为中统特务,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因为要掩盖上一个错误,不惜再犯下一个错误,是中共自毛泽东起一贯行为模式。清华校史部门等因奉此,对熊低调处理,仅在烈士碑上语焉不详地说“1939年在冀中牺牲”,不明真相者会以为是被日寇杀害。校史部门让熊死得不明不白,愧对烈士,愧对历史。

4.如果当局者发动迫害,犯下罪恶,几十年后坐上相同位子的权力人物应该有良知和担当去改正前任的错误。

1940年代德国的纳粹总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时,德国青年勃兰特正进行抵抗纳粹活动。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波兰纪念碑前下跪,悼念被自己前任杀害的受难者。

1947年台湾二二八惨案在中国国民党首脑蒋介石任内发生,国民党现主席马英九那时尚未出世,上任后却代表前任承担责任,赔偿道歉。被害人家属出于积怨,啐他一脸口水,他能唾面自干,继续争取谅解。台湾政府当局也拨巨款抚恤遗族。

清华毕业生朱镕基1957年曾被定为右派。1998年朱就任中国政府总理,在中共第二把交椅上坐了5年,没有替几十万右派难友说一句话。记者追问朱对反右的看法,朱顾左右而言他。2004年另一个清华毕业生胡锦涛成了中共首脑,在反右问题上至今尚无作为。这两位知名校友交了道德考试的白卷。清华现当局者如果良知未泯,愿意为本校挽回些许颜面,不妨从重评反右开始,代表前任蒋南翔等责任者向570余被害教工学生道歉赔偿,并慰问抚恤遗族。现在清华财雄势大,从不断开办新学院,新系科,修建新楼堂馆所的巨额资金人力中抽九牛之一毛,即可办起此事。当年清华“反右”的打手们,许多人后来业务有成,在学科领头人被打成右派之后,打手取而代之,成了知名教授,学术大师,“享受国务院津贴”,受青年学子膜拜。这些1957年的加害者,现在通常只谈自己在1957年以后历次整肃中被害的经历,而不提害人的前科。清华现当局应该鼓励他们正视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向自己加害过的右派,或者右派遗族道歉。

570余件右派冤案的文字记录深锁清华档案室50年,应该一见天日。每件冤案是哪个告密者经手罗织罪名,是哪个打手参与批判斗争,是哪个党棍“代表组织”签字定案,受害人在毛泽东号召整风“引蛇出洞”期间提过什么意见建议,在反右高压下做过什么违心交待,最后又被送往哪个监狱或劳改营,档案应该都有记录。这区区几张纸,是每个受害人一生苦难的起点,是教育独立理念在清华,在中国遭到扼杀的见证。公布这些材料,能替受害人一吐冤屈,能促加害者忏悔认罪,更能教育未亲历反右的青年。

1949年以来清华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反右倾”和“文革”等政治整肃和迫害运动,自杀和迫害致死人数越来越高,以至新名词“非正常死亡”应运而生。现在清华欣逢“盛世”,校园内纪念像,纪念碑和其他饰物琳琅满目。我曾在1999年校庆时建议用校友捐款制作一个简朴石碑或铭牌,纪念1949年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所有教师职工学生,遭校系两级校友会驳回,特再次向校当局提出此议。

5.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不应该是官员的养成所”。1949年之前的清华北大等大学当局,的确不鼓励学生以从政为第一选择。1949年以后,大学的职能变成培养执政党的“驯服工具”,而衡量“驯服”的标志则是获得的党政官职。由于“官本位”文化从执政党蔓延到社会,毕业生的党政职位比学术成就更令母校骄傲,清华也不能免俗。丛书津津乐道与清华有关系的中共大员,并在第一册中花九页篇幅列出升官图,囊括上百名戴了省市部委级乌纱帽的校友。如果编者有意记录全部史实,在列出诸如姚依林,朱镕基,胡锦涛等之后,还应列出慕绥新,李嘉廷。清华有高官,外校也有,不应骄傲;清华有贪官,外校也有,不算丢人;两者都应以平常心对待。如果毕业生里出了个把执政党魁和政府总理,母校就忙不迭出书立碑,未免失之浅薄。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是欧美多种经济和政治学派的重镇,造就过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精英,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隆基,储安平等也曾在该校求学。许多国家的元首,总理和经济部长是该校毕业生。如果统计校友做官之高之多,世界名校无出其右。我曾去该校追寻罗,储等人的足迹。走遍狭小的校园,没看见任何有关知名校友的雕像或铭牌。1982年清华机械系研究生许成刚在此校任教,他说学校为任何校友都不搞那一套,因为此例一开,全部校园的地皮墙壁占满也不够。校园位于伦敦建筑拥挤的平民区,横向无法扩展,纵向亦无摩天楼。比起清华那些美轮美奂以富翁命名的新楼,显得朴素甚至寒酸,恰是清华梅校长名言的英国版:“大学是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校方重视对政府的独立性,也和梅校长有相同的风骨。2001年以来美英政府因反恐怖与穆斯林世界尖锐对立,该校的阿拉伯国家留学生却继续以集会和出版鼓吹泛伊斯兰教义,引起英国警察注意。而校方坚持只要阿拉伯留学生不宣传暴力,就拒绝政府治安部门介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做法值得清华参考。

本人是一布衣校友,希望清华重拾梅贻琦校长“教育独立”理念,摈弃毛泽东的“党化教育”。冒昧提出以上建议,未知清华现当局者和校史丛书编辑以为然否?

(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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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5 3: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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