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季宽台北特稿）中共将于十月份在北京举行十六届六中全会，探讨和部署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有报导说，中共中央已了解到，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当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正是建构和谐社会首要的严峻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
贫富差距首先存在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一九八五年是一比二点五七，但是到了二零零四年，扩大成为一比三点二三。
中国著名的国情研究学者、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指出，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农民与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约达五倍。
其次，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于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之间。由于一些国有经济具有垄断优势，其职工的收入比其他单位职工的工资高得多，这些垄断性单位如电力、自来水、天然气、电信业、航空、铁路等。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引述一项年报指出，利润排名在前四十位的国有企业，占了中央企业六千多亿利润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十二家企业的利润又囊括了中央企业总利润的七成八，因而有“十二豪门”之讥。“十二豪门”集中在煤、电、油、运等行业，员工工资是中国平均工资水准的三至四倍。
再次，不同的行业也造成贫富差距。新华社的一则报导披露，中国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二零零零年是二点六二倍，但是到了二零零四年，扩大为四点二五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包括电脑服务、软体、金融、科技服务业等，较低的是农业牧渔业等。
此外，贫富差距也存在于不同的地域。例如二零零四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五个省市，是人均收入最低的五个省区市的两倍有余。
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替中国的贫富差距进行分类，指出贫富差距的来源包括自然差别、政策性差别、非正常差别。
其中政策性差别例如对农民和土地实行保护性政策，人为地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结果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保护性”伤害。
非正常差别“最典型的就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中的劳动者，不同程度地将这种垄断性收入，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径分配给这些部门的个人所有，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别。”
文章透露，目前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是分配差别问题，有的学者甚至使用两极分化这个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传统概念来形容今天的分配差别。”
的确，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两极分化”来形容。因为尽管身价达人民币数十亿元的富豪在中国已不少见，国际各种富豪排行榜也不乏中国面孔，但是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在今年三月指出，目前中国农村仍有两千三百六十五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年收入仅有人民币六百八十三元至九百四十四元的低收入群体，也还有四千零六十七万人，反映中国的贫富差距并非个别现象。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今年稍早在“学习时报”公布一项统计数字指出，“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零点四六，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国际间，基尼系数以零点四为“警戒线”，楼继伟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
中国有专家认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羁绊”，容易引起部分民众心理不平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今年五月，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显示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至于中共将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又是否能有效达成目的，还待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