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沪指破2900大关之时，花旗、汇丰和联合瑞士等国际大银行的分析师警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大陆股市敬而远之。而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在中国重演。
近日，大纪元记者就此事采访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先生时，他表示这种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认为，现在中国股市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热钱无处可去、到处投机造成的，并非中国上市企业的业绩有明显改善。这种股市飙涨的局面是相当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程晓农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以下根据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大陆股市暴涨 情况相当危险
记者：1月22日，中国股市沪指增长3.6%，达到2,933.19点；深指增长4.2%，达到700.20点；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股值则激增七成。很多经济学家担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在中国重演，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晓农：我想，这个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
记者：你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吗？
程晓农：好的。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过后，很多国家对这种经济泡沫造成的短暂经济繁荣以及相应出现的股市、房地产市场、投机和赌博等行业畸形繁荣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但是中国在1997年由于政府严格的金融管制没有出现像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出现的那种经济危机，所以很多中国人对此并没有认识。
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同样类型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前期的经济泡沫曾在台湾出现过。那时台湾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台湾比中国大陆小得多，当其外汇储备达到上千亿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政府为了保持汇率不变，让中央银行按照官订汇率买进所有外汇，这造成了货币投放过量，而经济本身却无法吸纳大量的资金，因此这些热钱到处乱滚。台湾当时有一句话叫“钱淹脚目”，这是一句闽南话，意思是突然之间钱多的把脚都淹没了。台湾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股市暴涨、房价猛升、投机盛行和赌六合彩等赌博行为；另外，金融业的坏帐越来越多。后来台湾紧接着出现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征兆。但是由于台湾政府当时处理的比较及时，台湾经济没有受到严重地冲击。
记者：那您能讲一下当时日本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吗？
程晓农：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就非常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就开始面临由于货币投放过量、汇率被看得太死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的泡沫。在日本出现金融危机之前，全世界对日本经济一片叫好。然而，突然之间日本经济垮了下来。但由于它是自由经济，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通过缓慢而痛苦的自我调整，避免了严重经济动荡。日本经济经过了10年的痛苦调整后才开始出现初步的复苏。一些东南亚国家像泰国等，当年遇到这种经济危机时，其经济所受到的冲击要严重得多。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国家非常大，如果出现泡沫经济和潜在的金融危机征兆，其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规模会相当大。譬如说，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当年台湾的10倍大；同样，其货币投放量也超过台湾的10倍。而中国能够充分吸纳这些投资的产业并不多，所以这些资金最后就作为热钱转移到股市和房市上去了。前一段时期这些资金在房市上横冲直闯，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泡沫急剧膨胀。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房地产热的势头。房地产市场一收缩，这些资金又冲进了股市，所以带来了现在股市的暴涨。我相信，目前中国股市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热钱无处可去而到处投机的结果，它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其股价的暴涨只不过是那些投机客在拚命地推动股市。这种情况是相当的危险的。
目前大陆热钱的来源
记者：热钱的来源都有哪些方面？
程晓农：热钱的来源大概有4个方面。一是出口企业。中国政府外汇当局收购了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以后往市场上投放相应的货币。第二种是境外的华人或企业把钱转到中国去从事投机活动，由于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前一阵子过热、现在股市又热起来了，所以很多投机资本涌进中国，都想在这泡沫当中混水摸鱼捞一把。第三种就是外国的投资，现在很多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不全是产业投资，不全是到中国去建立企业或者从事服务业，很多也是投机资本。比如说，很多外资去中国买了房子，等房价上涨后想捞一把，现在房地产涨不动了，这些热资就撤出来再转战股市。第四种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资金，我相信目前中国的股市投机资本中肯定有一部分是银行的资金。现在中国的银行经营相当困难，找不到多少好的可贷款的产业，而银行吸纳的储蓄越来越多；对银行而言，寻找利润成了银行管理人员头痛的事情。所以，一旦看到股市热起来了，很可能银行有一部分资金被经营人员挪出来投到股市上去，尽管这是违法的，但我相信中国的很多银行部门会完全不顾这个风险而冲上去。我也相信，几个月或半年、一年后，这方面的信息就会陆续有所披露，即一些金融机构是如何把资金投到股市上去想捞一把，万一股市崩盘，银行可能要有一大批人会受到牵连。
影响股市崩盘的主要因素
记者：股市的崩盘主要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程晓农：很大程度上受投机心理的影响。 目前的股市投机者没有人是真正看到中国上市公司的出色表现而愿意花几倍的价钱去买它的股票，所以买股票的都是为了看涨抛出。这有点像“击鼓传花”，每个人都想把手中那个其实不好的“花”传到下一个人的手中去，从中捞一把，这就是投机过程；谁落到最后，某些信心不足的人哪一天突然拒绝接盘，这个“击鼓传花”的过程失败，股市就会崩盘。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击鼓传花”的过程一般能持续多久？
程晓农：这很难讲，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过程。说白了就是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首先是骗人的人都希望能让别人上当，只要被骗的人愿意被继续骗下去，这个投机过程就不会中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股市这个不正常的暴涨，它要崩盘是早晚一天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经历了这样的暴涨，还会有专家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境外的媒体做一些冷静的剖析，我想这是其中因由之一。
记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可能近期内人民币升值，所以海外有一些投资机构的资金进入了中国想乘机捞一把，这是造成股市疯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晓农：中国政府由于长期对汇率实行管制，所以它实际上促成了这种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投机行为。刚才我提到的热钱当中就包括一部分到中国去投机的资本，投机者把钱投到股市上去，希望等人民币升值后在股市和人民币两方面同时捞一把，这样的人为数不会少。但是不能把中国现在股市这种非正常的暴涨完全归咎到外国投资者的头上，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量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中国投机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过错全部赖到外国人的头上。而事实上，目前中国的股市主要是本国的机构投资者在“对敲”哄抬。
目前大陆股市市场的游资 很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
记者：那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的这种游资，外国的投资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主要还是国内的问题？
程晓农：外国投资者一般来讲对中国的股市并不了解。很难选择他认为可以投资的股票；他们投资房地产的情况比较多。如果外商投资中国的股市，他需要通过中国的代理，由中国的代理人给他操作。事实上，导致目前股市暴涨的主要还是国内投机者。我刚才提到，最可能的投机大户就是中国的各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当然政府是肯定不愿意承认这点的，因为银行这么做本身是违法的，违反了金融法规。因为银行把老百姓的储蓄拿到股市上去投机，一旦崩盘，那老百姓的储蓄就血本无归了。
记者：如果说一般出现股市崩盘，即使老百姓在某家银行仍有存款，但是他们去他们所在的银行提款就有可能拿不到钱，是吗？
程晓农：如果是私营银行情况就是这样，台湾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现在的银行敢这么做，原因是它们是国有的。国有银行一个有恃无恐的特点就是，股市一旦崩盘了，可以由国家财政给它兜起来，这些银行管理人员都是国家的公务员。
记者：您的意思是它不承担这种责任风险，是吗？
程晓农：很少承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银行坏账那么多的原因。如果是一个私营的银行，其坏账若达到中国银行系统目前的状态，恐怕早完蛋了。现在大陆管银行的人拿着国家的信誉在那里折腾，赚了钱是私人的，吃了亏是政府的，是公众的。
造成中国银行坏账主要原因是制度问题
记者：那您可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吗？
程晓农：中国的银行制度造就了这种结果。中国只允许国有银行占领垄断地位，政府建立的银行体系就是这样的。中国不是强调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之一就是公有制，按照它的意识形态这么做似乎并没有错，银行就只能是公有的。既然是公有的，银行职员造成的大量坏账也就自然由政府背着。
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您觉得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否公平？
程晓农：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让老百姓幸福的制度。
西方国家如何调整经济问题及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记者：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否也会出现这样事情？
程晓农：民主国家选民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然后再由政治家根据选民的意愿来决定他们经济政治制度，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的这个制度并不是老百姓选择的，而是拿枪塞给老百姓的。
记者：在西方社会，如果说出现了经济泡沫，那么它是怎么样调整和恢复呢？
程晓农：那就会有一大批企业破产、一大批银行倒闭，员工失业，很多人降薪，要经过相当一段痛苦的时间。它的好处是，西方国家是自由经济，企业若运营不良，政府不需要承担政治性后果。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因为经济表现不好而认为这是政府恶劣或者制度恶劣所致。比如说日本，当年遇到经济危机后，老百姓只是抱怨日本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官商关系造成的一系列后果，但并没有认为日本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有大错。而中国就不一样。
记者：那不同在哪里，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程晓农：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没有真正的信任，政府也知道老百姓并不信任它；所以，一旦出现危机的话，恐怕首先是政府的信誉和政府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政府不肯轻易承认危机和困境，而掩盖真相的后果是危害更严重，受害的最终是老百姓。
中国政府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烧着
记者：那您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中国政府想通过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来做一些改变，似乎它也非常明白它们目前的这种处境，是吗？
程晓农：当然，中国政府是处在一种矛盾状态，它想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的景象去安定人心，并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同时又怕被这种假繁荣所伤害或受到打击。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烧着。
记者：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或者有什么措施使损失达到最小？
程晓农：从中央政府来讲，它是负最后责任的或者说无法回避最终后果，所以它非常希望小心翼翼地避免金融风暴。而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操作者就不同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借营造房地产业和股市泡沫为地方财政增收、为金融机构弥补坏帐、为官员们个人捞一把，如果有损失则甩给中央政府去处理。若中央政府的动作过猛，不仅会遇到地方和金融机构的抵制，而且会产生对经济全局的冲击，这种冲击也是中央政府不愿面对的。所以，中央政府大概只能慢慢而迟钝地“踩刹车”，就像过去一年来中央政府处理房地产业泡沫一样。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的反应通常是滞后而低效的。就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而言，能最后收拾住局面就很不错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谁都不是以“将损失缩到最小”为决策原则而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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