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周永捷台北三十一日电）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在台湾实施戒严，也对台湾人民进行“给棍子”和“给胡萝卜”的双重“思想控制”，对报纸出版实施将近四十年的报禁政策，不论是报纸张数、发行资格、印刷规定，都是今日的年轻读者难以想像的层层限制。
回顾台湾报业历史，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隔年(1950年)在台湾实施“战时节约用纸办法”，限制报纸发行张数为一张半，1951年实施“限证政策”，算是报禁的滥觞，1957年发行张数增为两大张，1966年扩大为两张半，1969年成为三大张，一直到1988年报禁解除前，各家报纸发行张数都限定为三大张。
政治大学广告系教授郑自隆接受专访表示，在戒严年代，报纸是统治者重要的统治工具，也是一种文化霸权 (hegemony)，执政当局采取“给棍子”和“给胡萝卜”的策略控制报纸、箝制舆论。
郑自隆说，所谓的“给棍子”策略包括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时，逮捕《民报》社长林茂生及总编辑、总主笔等人；《公论报》社长李万居在1960年前后参加领导新党运动之际，国民党藉由购买增资股权以及司法手段，逼迫李万居交出经营权等情事。
至于“给胡萝卜”，郑自隆说，报禁解除前，执政当局以实质或象征的益处收编当时的大报，像是联合报系及中国时报创办人都曾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翁秀琪接受访问表示，报禁当时，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和联合报老板王惕吾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每周三到中央党部开会，社论和舆论方向上，大多会配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中央日报则是党报，中央通讯社也是国民党的媒体，所以有学者称当时的媒体为“伺从媒体”。
翁秀琪说，报禁解除后，特别是两千年政党轮替后，中央日报不复存在，但中央社国家化了，反倒是中国时报因为购买三中，在舆论方向上，替代了当年的中央日报，成为“准”党报；至于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在台发行，对于整体媒体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戒严时期的报禁政策，主要有“三限”，除了限张外，还包括限证、限印；其中，限证是指限制报纸登记发行，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主任郭良文表示，报禁时代实施限证，全台只有三十一张报证。限印则是规定印刷报纸只能在同一个地方，不得跨地印刷。
资深媒体人、公共电视总经理胡元辉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戒严时期的报纸张数少，内容自然比现在少得多，报导内容也多与党国、政治有关。
他说，尽管当时报导内容多与政治相关，少见民生、财经新闻，但在戒严时期的政治氛围下，报导内容仍不能触动当局者的政治敏感神经，像是鼓吹台湾独立、街头运动、主张制定新宪法，都属“碰不得”的议题。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言论涉及“煽动叛乱、颠覆国家、违背国家统一”，一不小心，报社就会遭到停刊的命运，更有新闻工作者因报导而入狱。
胡元辉回忆，尽管报禁直到1988年一月正式解除，但报禁解除只代表法制松绑，事实上在报禁解除前几年，许多主张街头运动、对抗威权体制的民间舆论已经“管不动了”，有时报上出现比较“敏感”的言论，警备总部虽有象征性的“取缔”，也包括派人到报社“关切”或“软性威吓”，但这些动作也只是“做样子”的警告性质。
国民党政府于1987年七月宣布解严，1988年一月一日报禁开放正式生效，接受新报纸登记及增张；根据统计，1998年全台共有八百八十三家报社，其中四百三十五家是每天出刊的日报，其他是每两天至每周出刊的报纸。
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发展进入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但是随着电视媒体的开放、网路兴起，台湾报业逐渐走下坡。从2005年十一月中时晚报停刊，陆续有中央、台日、民生等七家报纸停刊，现在台湾发行量达一定规模以上的主要报纸只有四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