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长顺台北二十六日电）中国学者杜继东今天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举办的“纪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指出，中国学者认为在整个现代史上，二二八事件的地位有限，难以成为学术界的重点课题；直到一九九○年以后，二二八事件对当代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这种局面才逐渐改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杜继东指出，中国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研究与评价分为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七九年至今三个阶段。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性质，中国学者观点多以“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自治运动，不是台湾人民的独立运动”为主。
杜继东表示，中国学者均认为，二二八事件让老一辈台籍精英受到摧残，台湾人民与国民党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严重矛盾，至今在台湾政治仍有一定影响。
杜继东承认，中国学术界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不及台湾，除了政治因素影响与资料的局限外，中国学者认为在整个现代史上，二二八事件的地位有限，难以成为学术界的重点课题；直到一九九○年以后，二二八事件对当代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这种局面才逐渐改观。
静宜大学人文教育中心副教授苏瑶崇指出，英文与日文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中，许多记述与中文资料相左。他表示，例如中文资料常夸大残留日军或日人参与二二八事件，但日本人自一九四五年后已陆续遣返，官方的说法只是卸责与转移事件原因与焦点而作的一种借口。
苏瑶崇也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UNRRA)的档案中，细述当时外国人所看到残暴的镇压与政府的恐吓勒索状况，并强调中文资料多从官方甚至宣传立场角度，选择有利统治者的记述，对不利部分则尽量予以抹煞掩饰，未来可学界以就中英日文史料上的差异，发掘更多的历史真相。
另外，国立彰化高中图书馆主任吕兴忠在二○○二年主持“彰化县二二八口述历史调查研究计划”时，意外获得当时的警察原始档案，档案中纪录涉案者共三百四十五人，远远超过“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补偿基金会”所提供的受难人数四十一人。
吕兴忠表示，这份档案中的人数尚不包括已经蒙难者，如果二二八事件中最轻微的彰化县，还有如此惊人的名单，台湾其他地区未出土曝光的受害人数将更为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