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郭美瑜台北二十七日电）政治大学教授黄美娥今天在一场学术研讨会表示，台湾在战后初期的古典诗坛曾因报业自由化而短暂蓬勃，二二八事件后转趋低调，台湾本省籍诗人转向右翼靠拢，本省诗人与外省诗人交流，这也是一九五Ｏ年代台湾古典诗坛达到高峰的关键。
台北市文化局与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委由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黄美娥发表论文，探讨“战后初期的台湾古典诗坛”。
她表示，战后初期台湾有一段报业自由化时期，许多古典诗人发表作品，当时报纸诗作的创作主力是外省人士，本省诗人因隔阂而心存观望，但二二八事件后，相关创作活动不再以公开方式呈现，只能采低调而私下的方式运作。
黄美娥认为，一九五Ｏ年代，本省诗人也体会，台湾古典诗最理想的方式，是与外省文化的交流与合流，这也是五Ｏ年代台湾古典诗坛达高峰的关键所在。
黄美娥并以战后来台担任上海申报驻台特派员曾今可为例，他推动本省诗人与外省诗人交流，其实背负鼓吹团结一致、国家中兴的使命，也窥见本省诗人向右翼靠拢的意涵。
她指出，由于诗人语言运用，掺杂复杂的文化与政治想像，引入国家、官方文化霸权，众声喧哗的结果，要达成战后初期的台湾古典诗坛结构化的一致性，或书写思维统整，其实相当难收编与规范。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黄英哲，与名古屋大学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生许时嘉则共同探讨二二八前夕不同族群的书写记录，发现不管是日人、外省人、本省人，书写内容多呈现多重性。
许时嘉等人以日籍战败国日本人池田敏雄的作品，看本省人与日本人与外省人相处的情感具有复杂多面性。文学家钟理和的日记描绘的外省人形象，潜藏深刻且多面，族群藩篱出现错位、不规则龟裂的可能性。
至于本省籍杨基振的日记，许时嘉等认为，内容对日本呈现错综的矛盾情结，对陈仪政府充满不满，但对蒋介石则表现出尊敬。
许时嘉等人指出，不管是钟理和或杨基振，他们在日记中表现出浮动性与不连续性，不是出于被煽动，而是当下的理智判断与情感归依，可见战后到国府败退来台，知识份子面对大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纷扰，呈现的多元思考面向与自主性，也代表台湾人某种身份认同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