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伟华:八九那年代(3)

——公民反抗与宪政民主追求

贺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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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9日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横跨整个八十年代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集体到个体、从人身依附到个人自治与自决的,我们于惨淡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当我们声嘶力竭的抗辩着”国家与社会不过是不同信仰、不同追求、不同个体的集合”时;当我们庄严的宣誓” 除了公民各自为之服务意见一致的目标之外,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国家目标;除了公民各自为之奋斗意见一致的理想之外,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国家理想!国家既是不是救恩及神的在世化身,也不是盲目崇拜为之服役的主人;它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时, 我们已经在心灵的深处抹去了所谓国家与集体的神圣光环,消解了团体本位对个体本位观的暴虐与强制。从此,在思想自由者的眼里,人不再是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集体附属品。公民自由与自决抗拒着国家、家族、血缘的集体性强制,化作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公民反抗与觉醒——八九民运的精神遗产

在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令全球震惊的是湖南三勇士余志坚等奋不顾身泼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英勇行为;在六四大屠杀来临之际,举世瞩目那历史性的一刻:中国八九民运的经典镜头,个人只身当坦克的英雄形象;在六四屠城发生之后,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第一时间向全世界英语听众及时报导了中共当局屠杀学生与市民的暴行。他们的英雄行为,正体现出现代公民不屈服于强权的反抗精神与完美人格。

在经历四十年的肉体与精神奴役之后,中国人终于把追求心灵自由与思想解放的自由精神,化作公民反抗运动的实际行动,用个体的血肉之躯,抗拒、挑战着无所不在的国家暴力机器。他们用个人的实际行动,彻底清除共产党自我炫耀的一切神圣光环、彻底砸碎暴君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人形象,用个人力量的展现、用人民主权来对抗着国家主权的暴虐与强制。

八九民主运动的自由精神,是新世纪现代公民反抗运动的时代先导。今天的民间群体维权与反抗运动,正自下而上的继承着八九民运的非暴力、不合作、和平抗争的理性精神。同时又反思着非暴力行动策略的局限性。

“从公民抗命的角度看,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和平改革政治体制的公民抗命运动的一个高峰。 1989 年运动参与人数之多、阶层动员之广和卷入政治军事领导层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准也是最好的。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流血冲突。镇压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甚至没有犯罪。在5 月19 日,当中央军委调动数十万大军乘夜分十路突进北京时,仅仅三个小时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我回顾了1989 年的过程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人做的是最好的;尽管我们被镇压了。”[1]

中国学生的非暴力反抗运动之完美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美轮美奂,中国公民民主运动素质之高为世界所公认。八九民运的失败,原因仅仅在于这场非暴力运动所遭遇的对手,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是穷兵黩武、杀人不眨眼的中共暴政。由此,我们得以反思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反思以和平抗争者的血和生命,唤醒暴政者良知与人性的可行性。而在非暴力思想的基础上,探讨提出公民群体反抗运动的临界暴力控制策略,力争把运动发展到政府想要镇压、却无法镇压的临界点上。

八九民运的精神遗产,正在人们的深入领会、反思与借鉴中不断丰富、完善;八九民主运动的时代 象征——只身挡坦克的英雄形象,正铭刻耸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公民的反抗与自由精神,正体现于今天的公民群体抗暴与维权运动当中。而八九民运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就是完成了从集体到个人、从传统到现代的观念转型与人格重铸。

四、从传统到现代、从集体到个人自由的挣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公民的自由精神、权利意识、法治与民主意识逐步觉醒。我们仿佛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走出,人们义无反顾的追求着自由、自治,展现出激情飞扬、自由奔放的人性光芒。

我们不再甘于国家、社会、家族、家庭与生俱来赋予我们必须接受的身份定位;我们抗拒着来自身份、地位、角色的集体性耻辱与成见;我们渴望着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人生价值。我们庄严的向那传统罪恶势力宣读着我们的誓言:绝不依附强权、绝不依附亲情,走个人奋斗、自主创业的道路。即使由此引发传统强权势力的疯狂打压与遏制,身陷于更深层次的人身依附被践踏、被羞辱、被扼杀境地,为自由而挣扎、为尊严而抗争,誓死不悔、在所不惜!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由此拉开序幕,犹记当年风华正茂时,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科研创业,一个新产品——天然茶皂素摩丝,被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推销着,每天 800 元的利润在1988 年可不是个小数目,为我后续的科研开发、三上北京申报专利准备了所需资金。即使地方强权秘密跟踪指使地痞流氓抢夺我的产品、嘲笑我为走街串巷”提篮子、当乞丐”,我依然无怨无悔、继续前行;即使当局骗走我的配方,让人对外报纸广告公开技术培训每人次600 元,并从此控制我的产品销售市场。我依然决不低头、矢志不渝的走科研发展自主创业的道路。

为什么创业之路不能依附强权、不能依附亲情?我们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财富与成功,而是基于理想,用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来检验这个现实的社会。检验它是否给予那些与权力无缘的千千万万平民百姓以平等竞争、自主创业的均等机会。我被扼杀意味着千千万万的个人奋斗者也将遭遇同等的命运;意味着国家强权对市场、对机会、对资源、对财富的强制垄断;意味着一个反人类集团控制着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生死祸福。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的拿起武器,推翻专制暴政,还人们以公正、给于人们追求理想与幸福的均等机会。

按照自然法学,我们假设了一个人类的自然状态,在罗尔斯那里被陈述为原初社会;在洛克那里,被陈述为理想的自然社会,这里人人自由平等、互不侵犯,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进一步的保障个人的自由、财富、权利、机会与幸福,人们汇聚于一体,签订契约、让渡部分权力成立国家,建立起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然而这种原初状态的假设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放眼现实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权贵、资本对资源、对市场、对机会的垄断;看到的是中共强权对思想的控制、对人民的奴役。现实中国向现代契约国家的转型充满着血腥与暴力,它为反人类暴力集团所挟持,他们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强大的特权网络,及以亲缘为基础、以权力为背景的社会关系网。他们的力量无所不在,他们藐视宪法、藐视法律、藐视契约与合同、藐视经济正义赖以存在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它们甚至貌似家庭赖以存在的婚姻契约。他们可以任意妄为的剥夺人的自由、践踏人的尊严、消灭令其反感的一切生灵。

当年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告诉我们创造经济奇迹的办法:解放个人的自利权利与动机。由此,我们看到千千万万追求幸福与理想之个体自利动机的综合行为后果——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以至于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能够弥补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使经济走向改良。同时我们也看到,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经济正义下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原则,亚当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反垄断程序正义原则的缺失,助长特权腐败资本的形成,成了导致明治维新后日本法西斯扩张与侵略的根源;成了德国工业化崛起后引发世界大战的根源。真正发育良善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清除特权腐败势力对经济秩序的强制干涉之后才能够走入正轨。德国与日本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迅速崛起,正得益于二战对法西斯强权势力及地方豪强的彻底清剿。而八十年代我们提出用市场经济与法治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共强权势力清除于经济市场,消灭一切企图垄断资源、财富、机会的罪恶势力,把人们从予取予求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任何人通过创造与劳动获得财富与幸福的均等机会及权利;赋予任何人追求理想与未来的权利。

说道从传统的身份注定到契约伦理的人性解放,我不禁想起了 1987年刚刚毕业时的自主创业经历,记得当时我动员姐姐和我一起在路边摆起了夜宵摊,姐姐碍于国家干部身份开始有些抵触,我以体验劳苦大众生活劝告于她。终于,姐姐、堂弟都加入到我的行列,我们正儿八经的摆起了夜宵摊子,两个星期下来,姐姐说起了一件让她感到丢面子的心事:”昨天我上班的路上,两个年轻的男孩看着我先是打招呼,然后捧着嘴巴笑道:她原来是摆夜宵的女孩,这么漂亮,太可惜了。”姐姐委屈的说到:”我不是摆夜宵的,我是国家干部!”我不禁大笑起来:” 这重要吗?难道摆夜宵者永无抬头之日?”

八十年代,我们的自由挣扎正是从反抗这种命中注定的身份定位开始的,人们只有摆脱传统的枷锁,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与人格才得以真正的体现;社会也只有摆脱强权的阻隔,而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时,这个社会才是公正与和谐的。当摆夜宵、刷皮鞋不再被视为低贱的工作、当农民不再被视为永远的草根、当无业游民有了个人奋斗改变自我的机会时,我想我们就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观念转型,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身份注定绝不仅仅如上事例那么简单而轻描淡写,它是建立于以权力及资本为正义根据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上的;它是建立于家族、血缘、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在这里,没有社会公义,只有小家族、小圈子的私义;没有个人主体地位,只有家庭、小集团的集体利益需求。我们的社会既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自然社会;也不是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法治契约社会。这个社会为强势的罪恶势力所挟持,它们的喜怒哀乐成了是非善恶道德判断的价值根据;它们决定着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社会个体与家庭的生死祸福;它们决不容忍一个真实的存在对真相的揭露、对强势的蔑视、对正义的捍卫。就像一个不善讨好卖乖、只会说真话的儿子受到父母的讨厌与歧视一般,一个天生只讲真话而无意中戳穿其谎言、道破现实王道政治真相者也注定为强势罪恶势力所忌恨扼杀。他往往由此变成强势所引导社会公意的牺牲品、成为为公众玩弄于手心的”阿 Q “。由始至终、时至今日,个人的自由挣扎依然深陷于中共暴政及地方强权的集体围剿当中。

五、综述

如上所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现代意义的个人集合,而是集团、家庭的集合。团体本位意味着个人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不是决定于个人才能与贡献,而是决定于个人在特等集团、家庭中的特定身份,这是一种与个人努力无关的、被践踏人身依附的不合意”人格状态”,个体无法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的安排,张显出人的价值与尊严。

随着八十年代生产力的解放,一场深刻而伟大的思想革命开始了,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国家已不再是家庭与集团的集合,而是不同信仰追求者的个体集合。从团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与飞跃,意味着人性的解放;意味着人的自由与尊严;意味着摆脱集团与国家威权的限制,最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张显出人的高贵。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同时由此而开始。

我们冲破思想的牢笼、摆脱现实的圈禁,追求自由奔放、丰富多彩的人生。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由此开始,从集体到个人、从公有到私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今天自下而上由社会推动的制度转型与民主建政无不发端于八十年代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今天一切的成就与辉煌无不发端于个体的自由挣扎与个人奋斗。而今天的社会冲突与对立则发端于六四的血腥镇压,发端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受阻,发端与中共当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宪政民主精神的背叛。追忆八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再现八九民运的惊心动魄,它的意义正在于对那伟大而辉煌时代历史遗产的继承,正在于发扬光大那一特定时期的理想主义政治热情,为即将到来、整装待发之全国性公民反抗暴政的新时代伟大民主运动壮行。

注释:

[1] :王军涛的《在八九丰碑下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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