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在海外网站上同一天读到两篇同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无论论点论据和写作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吴稼祥先生“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笔者个人认为：前者立论正确(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读之令人有正气凛然之感；后者立论错误(观点模糊)，牵强附会，读之令人有为毛邓江脸上贴金的嫌疑。
对于两位作者，笔者均不认识，在此发表个人的看法，纯属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请教吴稼祥先生，也请广大读者评议，希望大家通过讨论，能够一起加深对“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认识，更希望中国人民早日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吴稼祥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是结构上的民主，但还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但还在争取结构上的民主。”
笔者不同意吴先生的“基本论点”：一，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现今的中国社会实质不过是“专制社会主义”，因而不存在“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根本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挂“社会主义”之名的封建官僚主义。二，同时也不存在“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不知是否指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等)“社会民主主义”之误？他们的社会制度，本质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之不过据学者研究，北欧国家曾经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实行福利主义因而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已，其实，称之为“福利资本主义”更恰当，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以及中国现实的所谓“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议会政治，阶级和谐，普选和三权分立(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应该相提并论，更遑论“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请允许笔者在下文反驳吴先生的观点时，分散地逐渐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吴文在其“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条路经”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论证“两种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缔造的第二国际。”自从谢韬先生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大陆“炎黄春秋”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热烈讨论，是一件大好事，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他的知识层已经有了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再一次面临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他们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是富裕社会，多数人养少数人行得通；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笔者个人认为，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好，但并不适合现时的中国大陆，不一定是我们唯一的选项，不一定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而且，过高的税收和过多的福利，奖懒罚勤，就像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一样，势必严重损害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和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与此相比，笔者宁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让我们中国也获得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资本发展时期，让亿万人民完全放开手脚，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勇敢，勤劳刻苦，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一定会突飞猛进，待中国进入富裕社会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不迟。
现在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当前中国知识界呼吁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是否适合于今天的中国？他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发展的方向？……而绝对不是花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他是否产生于“第二国际”？……方石先生说得好：“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让‘马家祠堂’替代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继续充当二十一世纪的‘真理裁判厅’。我们完全不必万事都找马克思去开‘真理证明书’。”我们未来的生活蓝图和马克思主义有何相干？我们讨论一种主义和他产生于第几国际有何相干？为什么一定要请示几具一百多年前的僵尸？正如谢韬先生所说的，马克思的后代德国人和列宁的后代俄国人都已经扬弃了他们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却还把他们奉作神明，争先恐后去他门留下来的片言只语里寻求“理论根据”。难道中华民族就没有一点民族自尊？现在已经到了不少有识之士提出“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彻底批判驱除外来的“马列主义”，恢复传统中华文化的时候了，吴先生等体制内人士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谁是正统？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吴文在其“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开首就说：“尽管社会主义的两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却很少争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只要国家政权的单一民主机能，不争取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机能；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已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国华盛顿树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数亿“无产阶级专政”受难者而建立的；这段话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吴先生说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闻所未闻！查吴先生全篇大作，只有两个地方提到所谓“真正民主制度”：一，“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实行普选；缩短任职期限以及可以撤职；选举可撤换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二，“无产阶级专政与巴黎公社创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个东西。”
那么，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消过常备军(解放军)吗？取消过警察(公安)吗？更不用说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论功行赏，封官许爵”的各级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还在世袭传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武力夺取政权五十多年了，实行过普选吗？据说现在只在村一级试行，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还要在共产党的支部领导之下，这算什么普选？政府官员是普选出来的吗？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任期”吗？更别说可以“缩短”和由人民“撤职”了？中国大陆选举过“可撤换法官”吗？毛泽东时期长期“无法无天”，现在恢复法官了，上面还有一个共产党的“政法委”，根本谈不上“撤换法官”和司法独立。……凡此种种，有哪一条符合吴稼祥先生引述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阐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条都不符合，又凭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说到列宁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怕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俄国人和中国人都必然心有余悸，还是让笔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话来回答吴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无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产主义到哪里，那里就贫穷、落后、灾难相继、恐怖弥漫、惨死无数。事实证明，共产党是民众大忧患、大劫难制造者。苏联东欧红色帝国集团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些走过不远的历史脚印还不足以说明‘马列主义’的性质和效果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吴稼祥先生还断言说“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人则既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呕！
最令人不解的是吴稼祥先生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就其对民主的理解和态度所作的评价和论述。吴文说：“对这个道理，(吴文指：只有当民主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分实现时，国家的专政才是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际上的国家专政，或者说是国家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笔者注。)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有透彻理解，而且他也相当向往受到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还敏锐地觉察到他亲手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蜕变成对人民的专政，他把那些专政者称为‘党内走资派’，他要在自己领导下发动第二次革命，彻底打碎变成单纯专政机关的国家机器，……这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先生在这样做时，他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另一种是进行了这场革命的国家。对前一种国家，必要时可以打碎；对后一种国家，重要的是要发育它的民主机能。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一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另一种是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剥夺剥夺者；后者主要使命则是生产，发展生产力……”。
吴稼祥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对人民实行了专政，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毛泽东这样做的错误仅仅在于中国已经革命成功，不应再打碎共产党的国家机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胜利了，不应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应该发展生产。
且不说这两段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谬误在于，迄今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从他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之后，党内外对他的神话产生了怀疑，刘少奇等推行较务实的路线，扭转了形势，党内外威望上升，被毛认为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用群众运动这种不正当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敌(请参见拙文“从‘三垂岗’到‘大风歌’”等)；就算他事后为自己寻找所有冠冕堂皇的借口中，也从来没有说为了给人民更多的民主而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无数次庄严地宣称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身旁隐藏着“中国赫鲁晓夫”，他嫌刘邓十七年来对人民的专政和压制还不够，执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谓“资产阶级路线”，他连党内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说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把所有的“阶级敌人”往死里整，甚至连中共掌权后十七年来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没有任何民主。不错，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允许人民使用“大字报”这种特殊的“武器”去攻击他的政敌，但绝不允许任何动摇他权力宝座的言论出现，任何对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后来邓小平复出后，干脆就把大字报取缔了，这是真正的民主吗？运动初期毛泽东曾经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各级党委，但也祇不过是让各级官僚“触动一下灵魂”，后来几乎全部官复原职，官僚体制原封不动。其实，毛泽东会不会给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就可略知一二，毛泽东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民主就是为民作主，我们就是愚民政策。”(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南宁会议讲话)……。能指望这样认识民主自由的现代秦始皇给人民民主吗？毛泽东已经盖棺定论，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吴稼祥先生却硬说毛泽东为了给人民民主，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否请吴稼祥先生用事实说服我们？
举世公认，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不需要像吴先生说的那样复杂：“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一套政治设施，或者一种政治权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人的完全‘解放’和彻底‘自治’……”——笔者注)所谓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人民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时代直至今天，共产党曾经给过人民任何在其宪法里庄严承诺过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等等吗？人民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谈何民主？因此我觉得吴先生上述的论点大谬不然。
吴稼祥先生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两种使命之间的区别，把对国家的革命变成了改革，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从革命转变为生产。他这样做，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伟大论断，构成了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可以这样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复出后是如何“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吧：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四大自由”(大字报、大辩论……有限的所谓自由)、封杀北京西单民主墙，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斗士、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直至六四出动坦克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就是吴先生所说的“邓小平主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婚礼”？！“创造了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尚不止此，吴稼祥先生还说：“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份珍贵遗产，邓小平之后的两代领导人都予以继承。”然后引用了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引用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所说：“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甚至还引用温家宝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请你们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吴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民主光辉图画，可是，人们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泽民血腥镇压法轮功，看到胡温镇压民众维权运动，禁书封报，封锁网络，连天安门母亲悼念死难亲属的活动都不容许……，我们看不到中共政府实行民主的任何行动，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有任何进展，若有，可否请吴先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话回答吴先生：“胡锦涛、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特别是国际论坛以及外国记者云集的地方，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承认民主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他们的话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可是实际作为方面，始终未见动静。中共一贯言行不一，不讲信用，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奇怪。”
吴稼祥先生说：“不要以为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祇是简单地继承了他的遗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从而有可能让我们给他下一个定义：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经济市场化，国民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
吴先生理想中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与谢韬先生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不相同。谢先生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方石先生说：“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塑造生活。中国的全部灾难皆来自没有约束、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的一党专政。”而在吴先生的定义里，首要的不是民主宪政，却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请注意：谢韬先生说的是生产资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所谓“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不过是权力阶层侵吞国家财产的遮羞布而已，在这块遮羞布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化公为私和巧取豪夺，隐藏着无数的钱权交易和贪污腐败，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带“公有”和“社会化”色彩的所有制都无法遏止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贪欲，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势利导，将人性中的这种贪欲引导到各尽其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正确方向，把它转化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吴稼祥先生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和谢韬先生倡议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不同之处。
对吴稼祥先生的赞歌，胡温并不领情，中共官方“人民日报”重申：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正如谢韬先生说的：“如果只改革经济，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很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在大陆走向灭亡的覆辙。”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说的：“如果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通过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达到社会和谐，祇是一种梦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坚持一党专政，根本就不打算实行“政治民主”，抽掉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各种固有的社会弊病已经暴露无遗，无法遏止。现时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崩溃在即，就连统治者都已经感觉到晚清年代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变革就要灭亡，派大臣出国考察，取消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宣布君主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胡温政治嗅觉还比不上慈禧太后，连被毛泽东打断了脊梁骨的知识份子阶层都敢于为民立言，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讨论“民主社会主义”了，他们还无动于衷，“春江水暖鸭不知”。笔者衷心地希望胡温能够体察民意，顺应形势，开展当年检验真理标准那样的大讨论，让全体中国人民决定我们祖国的未来去向，早日走上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不当之处，请吴稼祥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写于12/7/07纽约)
(7月14日“观察”杂志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