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上海证券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精英”与平民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上海证券报》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寻求遏制贫富分化的中庸之道”，作者是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兴维。文章援引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说，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增幅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尼泊尔，是印度的两倍。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没有把中产阶级这篇文章做好，也没有让下层阶级合理分享国家的经济成果；中国社会的危机在这里，中国的出路也在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夏教授还说，中国的“精英”也需要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强合作—
夏明：“应该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首先精英阶层要团结合作，第二、让下层阶级满足和安定，第三、做好中产阶级的文章。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但是现在中国精英阶级把政治控制非常严，使得中产阶级的扩大没有那么快。
同时，一方面下层阶级的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没有分享到它的成果，所以下层阶级的郁闷和愤怒在增加，我想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危机。”
网络杂志《中国事务》主编、评论家伍凡表示，从中国的分配制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有某种掠夺性—
伍凡：“经济是结果，不是根源，根源在制度，这种体系造成了贫富差距，要把根源找出来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政治制度不变，还是那样具有掠夺性，金融大权，政治大权都在共产党手上，你怎么去改变？税收的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的两倍甚至到三倍，一年增长25%，GDP增长到8.9%，这不就是掠夺吗？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第二，分配制度的指导原则改变了才能给老百姓更多的钱，老百姓的东西都是你分配给我的，我没有抗议权，没有工会谈判权，什么都没有，你不给我，我就只有饿死。”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和“寻求遏制贫富分化的中庸之道”一文的作者周兴维表达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观点：中国干部的选拔机制和以GDP为导向的竞争为精英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得到实惠—
夏明：“政府的政治精英只是集中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上面，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的政府把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考核提拔地区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这种情况下，各地领导人会在经济指标上相互攀比，以利于自己的提升。增长的速度是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的，所以招商引资和抓速度就成为了当地领导的一件头等大事。中国领导人是经过选拔机制，而不是选举机制升迁的，所以地方领导人就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同时制造形象工程，光彩工程和一把手工程，用这种表面的东西给自己设计一个升迁的台阶。但对当地老百姓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实惠。”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周矩源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是中国社会不安的原因之一—
周矩源：“基尼系数是贫富差距的标准，这个比例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0.4，就是40%。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说明有贫富差距。穷人跟富人向两边发展就不是很健康的现象，世界银行也警告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了，所以中国在发展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应该多注意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地区，把城镇和乡村的收入差距减小，这样才不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还指出，中国的产权没有明晰化，房产依附于地产，而地产的产权在国家和集体，这是下层阶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的原因之一
夏明：“中国老百姓没有土地产权，房屋也是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根本的土地所有权。”
记者：“房屋产权在农村不都是自己的吗？”
夏明：“但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还没有明晰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