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5日讯】2007年9月19日，由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组合的特别法庭逮捕了前红色高棉政权第二号领导人农谢。当80岁的农谢被送上联合国特别法庭，面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时，转眼30年过去了，“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
骇人听闻的是，当年在“红色高棉”执政的短短三年八个月二十天的时间内,它把整个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屠宰场，累计杀害了至少1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是在为国家和人民，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旗号下所发生的。
众所周知，领导“红色高棉”的柬共曾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柬共党魁波尔布特的激进主张直接来源于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最终全都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或称马克思主义）。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共产主义来到人间已经整整160年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当年，“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曾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然而《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主义何止是一个幽灵，更确切地说，它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一场毁灭性的噩梦。在不算漫长的一个半多世纪里，特别是共产党在一些国家掌权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绝不是它曾经许诺的什么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和浩劫。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这甚至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
当然，在共产主义问世之前，人类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浩劫，但与之不同的是，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这场灾难和浩劫，可以说比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一场灾难和浩劫危害都要大，都要惨烈，都要血腥。此其一。
其二，尽管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和浩劫，但从它来到人间的那天起，它就一直宣称自己代表了无产阶级，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曾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善良正直的人们，为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怀抱着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前仆后继投身其中，不但为之付出了青春，许多人甚至献出了生命。由此不难看出共产主义有着无与伦比的欺骗性——既是欺骗自己，更是欺骗别人。
概而言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和欺骗性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它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危害性和欺骗性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存在着不同的分析路径，依据我个人的体悟，人格分析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度。由此入手，我们不难发现，典型的自大狂人格是造成共产主义特有的危害性与欺骗性的根源之一。
一、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之后，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的创造者的人格烙印。这种烙印进而又构成了思想体系本身独立的人格特征，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灵魂和气质。而一种思想体系的人格特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它的信奉者、追随者的人格特点。
对思想史的考察告诉我们，一种思想体系的人格特征是由创造它的思想家的人格特征决定的。因此，分析共产主义的人格特征首先应该从分析其创造者的人格特征入手，而最典型的标本，莫过于马克思本人——因为他不仅被奉为共产主义的“教皇”，而且是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那么，马克思的人格特征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人的自豪》这首诗中，青年马克思这样写道：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常言道，诗言志。在这首诗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直言不讳的将自己等同为“尘世间的造物主”，视自己为人间的“上帝”。在他的眼里，自己不但有着挑战和摧毁现实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在一些熟悉马克思的人的印象中，成年后的他也正是这样一个傲慢的“上帝”。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钱，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共产党宣言》不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份经典文献，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有名的代表作，而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
以往，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关注大都集中于它的内容，其实，从人格分析的角度讲，这部书不但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也在无形之中显露了作为作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格特征，特别是第一作者马克思的人格特征。透过《共产党宣言》特有的行文风格，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以下便是笔者从该书中择取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段落：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透过上述行文与众不同的语气、句式，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和谦逊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自居为历史规律化身，自以为真理在握，自命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利益，自信必将颠覆整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新世界的人间上帝。这种形象与青年时代以诗言志的马克思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彰显了他鲜明的人格特征——典型的自大狂！
所谓自大狂，简单的讲，就是将自我膨胀到极限，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讲，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在自大狂们的世界中，“我”永远高高在上，“我”就是一切，而他人都不过是“我”微不足道的点缀，渺如尘埃。从青年时代的诗作中，从《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看到的那个自视为人间上帝的马克思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自大狂可谓人才济济，深得马克思衣钵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等后来的共产主义领袖，个个都不输他们的老祖宗。
毛泽东就是他们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位。早在青年时代，毛就把“我”看的高于一切。他曾在关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他说：“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谁负责任？”晚年时，毛泽东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称自己是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跟毛泽东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早在毛的权威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心狠手辣，无法无天！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毛泽东：“他讲起话来那么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
“毛也患了斯大林终生患的自大狂，他对别的人有同样的病态的看法。”
“毛像斯大林一样，从不承认他的同志们同他是平等的。他对他周围的人像家俱一样，不过为了可供消费而暂时用一用。在他认为一件家俱——或一个同志——用旧了，丧失了用处时，他把它扔掉或加以掉换。”
“我觉得他的谈话多么像斯大林啊，……但当毛谈到中国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时，我开始警觉起来。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抹黑。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话。”
“他的行动像是坐在宝座上的狂人，把他的国家弄的乱七八糟。”
“毛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派来执行上帝命令的人。事实上，毛可能认为上帝要执行毛自己的命令。”
希特勒是举世闻名的自大狂，他创立的法西斯主义同样以自大著称于世。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马克思和其后继者的自大狂特征，给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深深的打上了自大狂的烙印，铸造了它特有的灵魂和气质。
二、天地茫茫，人世悠悠。个人，原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颗渺小的粒子，是广大人群中一个单一的分子。可是，自大狂的人格却使得共产主义盲目的将自我膨胀到了极点，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以致于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它眼里来，我，只有我，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才是绝对真理的唯一发现者和掌握者，因此这世上的一切，都应该唯我的意志是从，完全听凭我的摆布安排。我想干什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大家都应该拥护我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大家都应该跟着我干什么的。凡是我看不顺眼的，都要推倒重来；凡是束缚我手脚的，都要彻底砸烂；凡是敢于冒犯我的，都要打翻在地。为此，共产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不遗余力地追求绝对的权力。显然，这样一种充满了权力欲，既不懂得约束自己也不懂得尊重他人，彻头彻尾反宇宙、反神灵、反人性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天生就是敌视的。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组成的，这些民族和国家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这些制度和体系从古到今还在不断地变化着。但不管它们的差别和变化有多大，人类社会要存在、延续和发展，都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下都必须共同遵守的那些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是被称之为普世价值，或曰共同的善恶标准的那些东西。比如，敬畏天地神灵，不因私欲而杀人，勿偷盗，不说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准则和规范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它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既是天意天道的体现，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在人类文明趋于成熟时，由各个民族的圣人制定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无论什么时代和国家，普世价值一旦遭到践踏破坏，社会就会发生变异和混乱，甚至走向崩溃。然而，在狂妄自大到极点，以斗争为最大乐趣的共产主义看来，它们却不过是束缚自己手脚，必须彻底砸烂的陈腐枷锁。既如此，它又怎会把普世价值放在眼里，心甘情愿的受其制约呢？！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自大狂常导致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会表现出明显的悖离社会规范的倾向。一方面，在理论上处处与普世价值作对，比如发展出一套冠冕堂皇的“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来反对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另一方面，则在实践中疯狂地毁灭文明，报复社会。共产主义不正是如此么？！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的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开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国际歌》里赤裸裸的唱道：“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他还明确主张，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毛泽东说的更通俗更直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总之，在共产主义的词典里，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不仅意味着颠覆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意味着毁灭包括普世价值规范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这个角度讲，共产主义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敌视和践踏普世价值的历史，这也正是它的危害性之巨大之空前的根源所在——它无情的摧毁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石。
具体而言，普世价值主要涉及三大关系，即人与天（神）、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共产主义对普世价值的敌视和践踏，主要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亦即对天意神灵的亵渎、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人的愚弄和践踏。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西方的正教，还是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要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这种对天意神灵的敬畏乃是普世价值在人神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但共产主义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鼓吹无神，无佛，无道，认定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把一切信神敬天的传统观念统统斥之为“迷信”。为了摧毁人类的正信，它想方设法对有神论者进行洗脑，甚至不惜将他们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就是这种倒行逆施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道教和佛教虽都曾分别遭到过破坏，但唯有中共是三教齐灭。1949年后，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找根据。从此以后，在中国宗教界，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因此，普世价值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强调要尊重和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顺地，感恩惜福。但共产主义却藐视天地自然，自以为人定胜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并且好大喜功，乐于与天斗、与地斗，妄想改天换地，以此满足主宰一切的权力欲。
“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跃进年代流行的这些民歌便是共产主义这种狂妄愚蠢的生动写照。但自然规律对于敢于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无情的。以中国为例，五十多年来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自然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并没有让“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痴心妄想如愿的变成现实，只是把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完全全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最终不仅自食其果，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穷的危害。
古往今来，为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论什么时代和国家，人们都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比如不能随意杀人，不能说谎，要守人伦，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这是普世价值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基本体现。但共产主义只承认阶级性和集体价值，否认抽像的人性和个人的价值，一贯随心所欲地破坏道德人伦，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为了夺取和维持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它不但说谎成性，而且杀人如麻。
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弗洛姆曾经对马克思进行过精神分析。他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是具有暴力狂倾向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这类人对社会通常都有很强烈的仇恨和敌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以暴力的方式迫害他人。就对暴力的崇拜和热爱而言，马克思和希特勒可以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用暴力手段推翻民主社会。马克思也毫不掩饰他对持异见的独立思想者的态度。他曾恶狠狠地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而是武器。它的目标是对付敌人，不是驳斥他，而是要消灭他。”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亲兄弟，它们都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对待有独立思想的人，它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从肉体上完全消灭。
在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更是以嗜杀着称。以中共为例，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就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中共不仅在夺权时大开杀戒，掌权后依旧嗜好杀人。1951年，刚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挥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明确指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使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甚至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三、“老子天下第一”是世上所有自大狂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是，一般的自大狂仅仅只是在某一或某些方面自以为是天下第一，要争当天下第一，而极端的自大狂则自以为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要争当天下第一。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完全丧失了理智发展到极端的自大狂。
就自我定位而言，共产主义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世界降福于人的救世主，洞察万物掌握绝对真理的先知，而且自以为在道德人格上也凌驾于一切众人之上。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眼里，它不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至善至美，完美无缺。这种至善至美、完美无缺的自我定位，常常使它如痴如醉的沉浸在自我欣赏自我感动和自我陶醉的崇高感之中，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道德虚荣心，由此获得的快感，绝不亚于那种充当救世主和精神导师，满足权力欲后的感觉。再从行为动机来看，共产主义并不满足于掌握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双重支配权，仅仅充当人间的救世主和精神导师，除此之外，它还希图成为至善至美万众景仰的道德偶像。共产主义对自身道德形象的迷恋丝毫也不亚于对权力的迷恋，正因为如此，无休止无限度的权力欲加上无休止无限度的道德虚荣心乃是共产主义自大狂人格两大最醒目的特征。
17岁那年，马克思曾在其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发誓，要选择“为人类造福”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青年马克思的这番真情自白，犹如一支生花妙笔，惟妙惟肖的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道德自大狂的传神画像。
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才是道德上的至善至美呢？在政治领域内，按照通行的标准，那不就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为人类造福”，“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全人类”作“牺牲”么？！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总是声称自己代表人民，是为人民造福的。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这类表白常一概被视为蓄意编造的谎言，其实事情倒并非这么简单。我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把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与具体的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共产主义者的善心告白固然充斥着大量的谎言，但当共产主义声称自己代表人民，要为人民造福时，它倒不是在有意说谎，而真的就是这么以为的。不过，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就此证明共产主义的高尚和伟大。因为真以为自己代表人民，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真的代表人民，真想代表人民。只有真的代表人民，真想代表人民，那才是伟大和高尚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人民，是否自称想为人民服务，而在于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真想代表人民。判明这一点既重要又复杂，只有在对共产主义的所作所为和它深层的心理动机做过深入全面的考察后方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依据我们的常识，一种思想体系如果真的代表人民，它必定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仆人，一切从人民自身的需要和意愿出发，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意愿，去为他们争取他们向往的一切。总之，是一切围绕着人民的意志转。而共产主义却恰好相反，它根本就不曾真的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仆人，而总是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把自己看做是他们的解放者。在它眼里，人民不过是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既无自由的思想权利，也没有自由的选择权利，只有自己才知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自己才能让人民获得解放，也只有自己才能把人民引领到光明幸福的未来（列宁就曾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热忱，必须从外部由一个组织严密、高度纪律性的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政党来灌输给他们）。如此，不是一切都应该从人民自身的需要和意愿出发，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意愿，去为他们争取他们向往的一切，而是应该由居高临下的共产主义者来一手从新规划人民的生活，包括改变它认为的不合理的现状，追求它认为应该追求的目标，建立它眼中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对于这一切人民只能带着感恩的心理无条件的予以接受；否则，他们随时都有被打成敌人，变成革命对象的危险。总之，共产主义不是一切围绕着人民的意志转，而是一切围绕着自己的意志转。所谓“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智慧”，如果不是走过场，装样子，最终也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伟大。这哪里是代表人民，造福人民，分明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把老百姓当作改造世界，满足虚荣心和实现自我意志的工具，分明是把代替民众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民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历史已经证明，由此带给人民的绝非他们梦想的幸福，而是惨绝人寰的灾难。
共产主义不但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且也不是真想代表人民。举例来说，热恋中的人都喜欢把“爱”挂在嘴上，可什么是真正的爱？真爱的本质是利他的，前提是凡事尊重恋人的意愿，处处为对方着想，放手给予他（她）想要的自由；反之，有的人凡事不顾对方的意愿，处处限制恋人的自由，强迫他（她）按自己的标准生活，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那怎么能算是真爱呢？！即便自以为这是为对方好，那也不是真爱。不但不是真爱，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表现——在“爱”的名义下，你满足的其实是自己的私欲；表面上你似乎是在爱人，骨子里不过是在利己。
共产主义同样是这么回事，只不过表面动机和深层动机的背离在它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罢了。尽管看上去共产主义一向自以为代表人民，自称要为民造福，但这其实并非是它真想要达到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政治途径，在人类社会这个舞台上扮演道德圣人和盛世明君的形象，以此证明只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最高尚最完美的，从而领受民众的景仰和膜拜。也就是说，在代表人民、造福人民的表面动机的背后，深藏着的其实是极端自私的道德虚荣心。
可见，共产主义所谓代表人民和为民造福的含义，与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民和为人造福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自居为人民的代表，自称想为民造福，而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真的想为民造福。这种典型的道德僭狂让我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不久的萨达姆。
萨达姆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独裁暴君，在他当政期间，不但许多无辜的伊拉克百姓先后死于他的屠刀之下，而且他的暴政也给伊拉克人民和邻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萨达姆关心和追逐的向来只是自己的权力，但他却总爱装扮出一付尊重和代表民意的模样，比如操纵选举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蒙上民主的面纱，等等。对于他伪善的这一面，世人看的都很清楚。但与此同时，他还有被世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即自欺的一面。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当他虚情假意的装扮出尊重和代表民意模样的同时，又有真以为自己代表伊拉克人民的一面。据看守萨达姆的美国士兵在日记中披露，萨达姆在狱中老是告诉他们，他的人民热爱他——至今仍然热爱他。他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人民的幸福”，比如入侵科威特。显而易见，当萨达姆在狱中对看守他的士兵作这番真情告白时，他明显是在意淫，在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不也是这样一个道德意淫和自欺欺人的典型吗？！当它自以为代表人民，自称要造福民众的时候，它其实纯粹是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感动。据说波尔布特到死都没有一点遗憾，坚持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在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奋斗，这跟萨达姆有什么两样？！唯其如此，当共产主义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代表人民，要为民造福之时，才会显得那么抒情煽情，显得那么如痴如醉，显得那么真诚感人，以致让无数善良天真的人们在感动中受骗上当，误以为共产主义真的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
比之于那种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的谎言，这种“真诚”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感动对普通民众显然更具有欺骗性，更让人难以识别。这不正是一些人至今看不清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对中共扔抱有幻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么？！
当然，共产主义的欺骗性也不仅仅表现为这种自欺欺人，在自欺欺人的同时，它也大量的生产着蓄意编造的谎言。如同自欺欺人发端于其自大狂人格一样，这种人格也是共产主义热衷编造谎言的根源。
简单的讲，共产主义自以为全知全能，尽善尽美，可实际上它不能不知的事多得很，它的自私残暴无赖邪恶更是与尽善尽美相去十万八千里。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试想，如果大家知晓了这一切，共产主义还会有市场吗？当然不会有了。那怎么办? 共产主义开出的方子就是：说谎造假。
说谎造假当然有悖做人的基本准则，共产主义不会不知道。可它说谎造假起来从不脸红，毫无心理障碍。为什么？它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别人说谎造假是为了私利，当然可耻！我不同，我是人民的救世主和精神先知啊，我所做的一切，包括说谎造假，都是为了人民啊，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啊！列宁不是理直气壮地说过，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么？！所以共产主义说起谎造起假来，不但不觉得可耻，而且引以为光荣。
于是，在自欺欺人的同时，共产主义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说谎造假的大家。这一切，无一不能从其自大狂人格中得到解释。
作为有神论者，我们并不否认全知全能、尽善尽美，但我们认为这只能用来形容神，因为他们是觉悟了的高层生命，而世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尽善尽美。
共产主义自称是无神论，要打倒一切神，但在打倒一切真神的同时，却把它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新的神，只不过这个神不是真的，而是自封的，假的。正如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马克思创造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患了自大症的偏执狂的宗教。而以假乱真，必定祸乱人间。
一个半多世纪中，人类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今还有许多人为共产主义所骗。为了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今天，该是还其自大狂的真相，把它拉下神坛的时候了。最后，让我引述刘杰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束：
“共产主义曾经被视为人类的终极理想，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然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却是人性的沦丧，几乎让全世界的文明遭受毁灭。”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宣扬空洞理想的家伙，在温情脉脉的表面之下，往往是黑暗极权专制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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