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0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那像杨佳这样被逼上梁山的例子，我想今后也许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很多人的声援和支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杨佳判死刑看国人寻求公义之路”，那么除了被逼上梁山，像杨佳这样拔刀杀警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拨的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您的问题或发表您的高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请讲，何先生您在线吗？
何先生：对于杨佳的事情，我有很多话要讲，恐怕不是一分钟就能讲完的，上个星期我就已经讲过了，我们三个嘉宾是不是写一个声援书，起个草，我愿意第一个签名。但是讲了两次，安娜小姐，你没有给我回应，所以今天我还要提。
主持人：我先回答何先生的问题，如果您想声援杨佳的话，现在有很多民间团体和个人，他们发起了一个声援运动，有一个是广东的记者，他有一个电子邮箱，您可以给他的电子邮箱发信来进行声援，他是汉语拼语的“特赦杨佳@gmail.com”，您可以发到那里。那请您接着说，您还有问题吗？
何先生：我觉得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公正审判的，有很多例子可以讲。第一个是周正毅的案子，陈良宇还在台上的时候，周正毅判了，连那个律师郑恩宠也判进去了，那么后来周正毅出来了，郑恩宠也放出来了。那么后来陈良宇事情发生了，中央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怎么样呢？就是异地审案，不在上海审，那么案子就可以弄得清楚些。
现在这个案子在上海发生，在上海审，据说证人当中有一个人跟公安局的局长是有关系的，所以在上海是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我建议我们是不是要把杨佳的案子拿到别的省份去审判，这是我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他是死刑。大陆最近发生的案子，一个是苏州的市长，他判了死刑，还有一个是山西的一个官，判他的是轻罚，两个案子贪污的钱是一样的，但一个是死刑，一个是轻罚，所以这个案子是怎么个审法？我就搞不清楚。还有一个地方是儿子杀父亲，在辽宁，那全村的人都跪下去求情，连父亲的父亲也就是爷爷也跪下去求情，为孙子求情，结果判了三年。所以法律上到底怎么样要判死刑？怎么样判轻罚？怎么样可以不死？
主持人：好，谢谢何先生。那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密西根的郭女士电话。
郭女士：您好，我想杨佳杀了6个警察，但现在到底是不是他一个人杀的，还不太清楚，那他就要被判死刑。那现在中国整个牛奶行业，全部都放有三聚氰胺，造成全球性的，不光是中国人，现在已有婴儿死亡，以后还会造成什么样的身体伤害？那个谋财害命的整个行业，这个丧尽天良行为，那是不是也应该判几个死刑才对呢？我的话说完了。
主持人：好，谢谢郭女士，很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杨佳案看国人寻求公义之路”，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通过skype和我们连系，skype的地址是RDHD2008。那刚刚有两位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先请王军涛先生来回应一下。
王军涛：我觉得刚才两位观众提的问题都非常好，像第二位观众提出来说，毒奶粉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处理几个？从后果上看，他们也导致很多人死啊，而且他们这个性质也很恶劣，没有人招惹他们，孩子招他们什么了？家长招他们什么了？他们把这些人弄死。把家长弄得…都造成了这辈子和下辈子的痛苦。那为什么不杀几个？
可是我觉得吧，你要看这两个案子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事实都不清。虽然毒奶粉案件抓了人，有的人免职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到底这个毒奶粉是怎么出来的，现在也还不清。一会说是奶农干的，一会说是奶站干的，一会又说这个制奶的公司有问题，但是一会又说中国的政府有问题，质检局有问题，又说地方政府也有问题。但这到底是怎么一个过程，不清楚，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杨佳案子一样，这个事实也不清。
但这两个事实不清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一个是官官相护，为了包庇责任人，减轻责任人的罪过，故意把事实搞得不清。但另一个呢，是为了从重从快的去打击他们所痛恨的中国公民。那么两个都搞得事实不清，这也都说明了法律没有正义。
郭律师讲的像自然法和实体法的观念，这个事没那么复杂，这个事说到底什么是宪法？宪法和大清律的区别是什么？大清律这种皇朝的法律是皇帝“口含天宪”，我说它是法，它就是法。
现代的宪法和现代宪政国家不同在这儿，宪法是政府和人民的公约，如果有一方违约，就像民法似的，如果有一方违约，另一方就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个约定，如果再遵守这个约定的话，那就是容忍暴政，向暴政屈服。而且在政治学上来说，只要说在这个宪法中有一个权力绝对大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有无限大权力，但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就是暴政。
你看美国在建国之初，对暴政的讨论，包括对英王这种绝对领导，在政治学上说这就是暴政。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宪法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强加给人民的。但是它强加给人民，如果按这个宪法，它能真的按照那么去做，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可能人民受到的痛苦还没像今天这么多。
但是现在的情况在哪呢？在各级政府都不守法，而共产党不能约束自己的官员，到现在为止，杨佳在众目睽睽之下，经过了上海两审，连个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搞出说7秒钟杀了4个警察，1人身上挨几刀，1人还翻个个儿被捅了几刀。
像这种事情都没有搞清楚，那你说这个法律，这个正义有什么可言，人们还有什么需要去尊重它？你现在就是把杨佳再放出去，他再杀一遍，把法官都杀了，老百姓还是会拍手称快，为什么？那法官也是枉法嘛，徇私枉法。
如果一个国家到了纠正所有老百姓被冤屈的程序都被堵死的时候，我这里不是在煽动什么，但是在政治学上来说，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了，为什么呢？这个政府就是暴政，因为你堵死了所有合法解决渠道。
而且我们现在说“人民不革命”都没有用，就像后人写秦始皇，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你把讲理的都杀了，你把讲理的程序都堵死了，当然，人民不能不解决问题啊，那来找你的人民就不会再跟你讲理。那很简单，就像杨佳说的，“你不给我一个合法的、正义的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我的说法就是这把刀。
那到底说他这把刀下的对还是不对，说句实话，法律到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那是人民的意识和正义感。而且人民支持杨佳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泄私愤，那是有一个对正义的渴盼和期待在里面。
主持人：刚才王先生谈到了，对现在这个中共体制下的法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根本不可以相信。那刚才有一位何先生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把杨佳放到异地去审判，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您怎么回答何先生的问题呢？
陈破空：所谓异地审判对共产党来说，因为它反腐，它是一个权力斗争，它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怕当地官官相护，所以像胡锦涛要把陈良宇搞倒，他就搞了一个异地审判。
因为陈良宇的犯法犯罪完全在上海犯的，按照它的所谓法律程序来讲，是完全应该在上海进行的，但它却把陈良宇放在别的地方去进行。所以这里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然而杨佳这个案子恰恰相反，中共绝对不会把他放到异地去审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对中共寄予这种希望完全是缘木求鱼。因为它就是要把他放在上海，让上海的公安、上海的司法、上海的检方去报复，这是一个报复，拿司法为工具的报复，这不是一个什么公正的审判，完全没有公正可言。
我们看到一审之后，居然有公安人员在走廊上嚎叫，说什么杨犯我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已经暴露了他们这种深刻的复仇心态，也就是6个公安被杀了之后，公安的同事，公安的家属的这种复仇心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如果要异地审判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共高层跟地方公安要去做斗争。但在中共现在这种体制下，这种上层需要下层来给它们做走狗，而下层需要上层来当保护伞的情况下，我想这不太可能。
王军涛：异地审判的法律意义在于当事人要回避。如果这个案子牵扯到了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或者他本身是个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时候，这就要举行异地审判。但是你从杨佳案来讲，它连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定都没遵守，在一审的时候，让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来做杨佳的辩护律师，而且当北京的律师和其他律师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一点后，它拒不纠正，甚至不受理、不考虑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即使异地审判，我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它是采取政法委领导司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法委对公检法司的重大案件，都在背后自己商量好，然后各自去执行各自要执行的任务。
而且原来中国的宪法还规定，各地的法院和检察机关高公安局半级，以此制约警方，但是到了现在或者到了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之后呢，公安局长成了政法委的书记。那就是说表面上说国家检察院和法院高半级，但实际上在办案的时候，公安局长是头，检院、法院都得听他的，在这一种情况下，你异地审判有什么用处，他给中央政法委协调所有的工作。
主持人：那从二位所说的，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如果发生这种冤案或者冤屈，我们知道很多人成年累月的去上访，但是从来讨不了说法。可能他本人还要被报复，被当地政府或其他地方的警察、公安局所报复。那也就是说和政府和公检法机构去要求、寻求正义，这种路是没有的啰！
陈破空：在最近这59年，目前中国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出路。大概在文革的时候，公检法甚至被砸烂了，但那是毛泽东煽动的，表面上好像人们脱离公检法，所谓踢开单位闹革命，踢开公检法可以闹革命，那是在毛泽东煽动下，是为统治者做服务的另外一种型态。除了这个阶段以外，其他阶段的公检法，我们没有看到有为民做主的迹象，反而看到在反腐的过程中，贪官污吏愈反愈富，贪官污吏愈来愈多。
而在所谓的刑事犯罪的严打中，我当时在广州，我看到一个例子。我在广州坐牢两次，在坐牢几年的过程中，每一年广东省都有严打，一到过年，一到所谓国庆，一到五一，这些重大的节日，都有所谓的严打。严打就是要划名额，比如说枪杀20个犯人，所谓严重型的犯罪。
但是枪杀的犯人都是外省人，都是那些没有钱给公检法行贿的人，而那些当地犯罪的，犯得非常严重的，像一个人可以贩毒200公斤，就跟我关在同一个监仓。贩毒在中国的法律，就是说50克以上就可以枪毙。贩毒200公斤的人没有被枪毙，他自己就告诉我他认得人，就是他门路已经打通了。
我那几年观察广东省的情况就是，凡是本地人，不管你犯什么罪，不管你犯多重的罪，不管你是凶杀还是贩毒还是强奸，你没有被判死刑的可能，只要你家里打通了公检法，给了钱、买了命。这个命买下来之后，死刑可以判成有期，有期可以判成了缓刑，最后送劳改之后，还可以保外就医，回到家里，跟家里团圆。而而所谓的严打全都是外省人，像四川人啦、湖南人啦，外地去的人。
有一个贵州17岁的少年没到18岁，17岁的少年，就因为一个轻轻的理由，就硬给他说是有18岁了，他偷了一个包400多块钱，然后审问他的时候，他也供出了其他的情况，结果严打时判了死刑，这都是我亲身的经历。
所以说司法从来没有什么公义可言，而杨佳在这个时候更没有公义可言。杨佳就因为司法没有公义，他才走上了这条逼上梁山之路；也就因为它没有公义，所以他对这个法庭不抱期望，他显得比谁都安定，比谁都轻松。所以观察法庭的人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死刑犯有如此放松。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接一下加拿大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讲。
李先生：你好，大家好。我认为杨佳应该定为“反恐英雄”，杨佳不是罪犯，被他杀的这些人才是罪犯，而且应该定为中国反恐和杀罪犯的先驱。因为共产党统治中国几十年，杀死了中国8千多万生命，那又怎么定呢？那又怎么处理呢？所以说杨佳是什么杀人犯，根本谈不上，他完全代表一种正义。
主持人：好，谢谢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台湾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丁先生：久违了，陈先生。我最近读了一遍大纪元时报还有中时晚报，我认为杨佳当初是被中共公安逼得忍无可忍，才一下杀掉那么多恶棍，就像前面那一位说他是“反恐英雄”。由于无法证实他有精神病，所以他被判死刑，那我认为以后大陆同胞要上访，要讨回任何一种公道，很难啊。现在只有等到有朝一日，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彻底光复大陆，中国人民才真的有好日子过。
主持人：谢谢，我们再接一下法拉盛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请讲。
马先生：你们好。我觉得中共的人权和人道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的楷模，其它国家是跟不上它的，你看中共也没有向其它国家发动战争，唯一的就是说，这些国家为了找一个平衡点，要抹黑中共，就请达赖喇嘛或者是法轮功来污蔑中共的人权，现在问题是这样。其实中国建政59周年以来没有欺负过其它国家，所以它是值得其它强国学习的楷模。
主持人：好，谢谢马先生。我们再接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请讲。
北京观众：大家好，杨佳案，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杨佳这个事件极大的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是非人民选举的政府，它不是人民的。那我们不要说警察了，你想你平时到政府机关办事，你手续都齐全它也要刁难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它不会为人民服务的，它就要表现出它是你的主人。
所以杨佳杀警这个事儿，极大的震撼了全国的警察队伍。因为共产党不讲因果报应什么的，过去他们没有底线，现在许多警察自己给自己预设作恶的底线，作恶不能太过分，他知道这是有报应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且不光是震撼了警察，政府官员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你看共产党提什么精神文明建设，都没有像出一个杨佳把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给净化了，从这点来说，杨佳真的是功德无量。
再有，好多人给杨佳签名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这根本就没有用，杨佳将同佐罗、罗宾汉、斯巴达克斯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反抗暴政的英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谢谢您从中国打过来。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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